我看过一本张爱玲的传记，作者应该参考过张爱玲第二任丈夫赖雅的日记，资料大致可靠。传记提及张爱玲在上世纪50年代已写好的或准备写的三篇英文小说，且记下标题，分别是：Bridge of Filial Piety，Corpse Driver和The Shanghai Loafer，都是中篇或短篇，前两篇疑是古代中国背景的故事。“Bridge of Filial Piety”（可翻译为“孝子桥”）可能是野史里清朝乾隆年间孝子王安为母建桥，让她过河去跟和尚通奸的故事，颠覆了传统礼教。“Corpse Driver”，乍看真有点诡异，那本传记的作者索性把它译成“僵尸车夫”，令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僵尸先生”之类的港产片。但仔细想想，我认为张爱玲不是要写一具僵尸当车夫，而是写湘西的“赶尸”，所以“Corpse Driver”根本不该译成“僵尸车夫”，而是“赶尸人”。如果张爱玲写这类题材，我觉得应该很有趣，写法会不会像她喜欢的《聊斋》那样呢？可惜我不知道，也没有在她遗物中发现这些稿子。
尽管没有人见过这些作品，但The Shanghai Loafer似乎是三篇中最有名的，可能是传记中说过，张爱玲已开始写它，并把稿子交给住在纽约的代理人勒德尔，好像已经写成，所以才特别令人期待吧。Shanghai就是上海，Loafer可解释为“懒人”或“懒佬鞋”。张爱玲的传记作者们已经有几个中文译名，如“上海游闲人”“上海闲人”“上海白相人”等，应该都是根据他们的忖度。我前些时候看到作家陈冠中的一篇访问，说他2000年回内地时，已想写一本关于上海的小说，叫《上海闲人》，他当时说：“因为张爱玲有本没写成的英文小说叫Shanghai Loafer，我就想写本接着上，我自己差不多都是那种人，我在上海差不多都是个多余人物，但结果还是写不到。”其实我更希望这本The Shanghai Loafer会是用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方法写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化界人物的事情，但这只是我一厢情愿而已。
我一直没深究The Shanghai Loafer的下落，直至有天我在张爱玲的信中发现一句听来有点奇怪的话，我才开始认真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在1983年1月4日给我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色，戒》等三篇全都是先用英文写的，但是既未发表，又都大改过，也就不用提了。讲起《上海懒汉》原名，不过是为了表示本来只是一个人家的故事。”
你见到这句话时，会怎样理解它的意思呢？
首先，《上海懒汉》显然是The Shanghai Loafer的中译。其次，她明明白白地说，她之所以把这故事称为《上海懒汉》，是因为她“不过是为了表示本来只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即是说，那故事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是人家提供的。前文又提及《色，戒》，我便很理所当然地联想到《色，戒》的创作过程：那故事正是父亲告诉张爱玲的。
水晶在《访宋淇谈流行歌曲及其他》一文中记下他跟我父亲在1983年的对话，当时水晶问父亲有否看过《色，戒》，父亲立即跟他说：“那个故事是我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不是一个真的故事，也不是编的。是拿好多东西，这儿一点，那儿一点，凑在一起，那个英文名字好得不得了，叫Spy Ring（”间谍之戒指“或”间谍圈“，一语双关），比《色，戒》还好。”而张爱玲自己在1974年4月1日给父亲的信中也说：“《色，戒》（Spy Ring）故事是你供给的，材料非常好。”
《上海懒汉》是一个别人的故事，《色，戒》也是一个别人的故事，于是我第一印象就以为《色，戒》即The Shanghai Loafer，而所谓loafer，可能就是张爱玲的自嘲，指自己偷懒，用了别人提供的故事。几个月前，我对香港《都市日报》的记者提供了自己的意见：“在1982年，张爱玲写给宋淇的信中就表明，The Shanghai Loafer实为《色，戒》的临时名称。”因为这个故事是我父亲跟张爱玲说的，她非常喜欢，很想写，但她觉得自己不劳而获，就用loafer来笑自己。最近我在讨论《色，戒》背后的故事，重温旧事，结果发觉自己可能是弄错了。
毕竟单靠这孤零零一句话很难作准，于是我查看父亲和她在1983年前后的通信，希望找到一条脉络，至少知道张爱玲何以提及《上海懒汉》。结果很令人失望：他们没有再讨论《上海懒汉》，而更奇怪的是，父亲上一封信是1982年11月写的，也根本没提起《上海懒汉》，所以我怀疑他当时另有一信在12月寄出，但没存副本，所以张爱玲的那句话就只能“断章取义”。我对自己的解释也是有保留的，但如果不这样理解，我一时也无从说清何谓“不过是为了表示本来只是一个人家的故事”。
后来我再翻查一下资料，发觉我的初步印象也不太可靠。首先是创作时间，传记资料显示，《上海懒汉》是1957年开始写的，但《色，戒》的英文版Spy Ring据张爱玲书信所说，在1955年尾已经定稿并寄出，故不可能在1957年才动笔。第二，根据手稿和我家的各种原始材料所示，Spy Ring又名Ch’ing K‘ei Ch’in K‘ei（《请客请客》），更早的时候只叫Mesh（《网》）。《张爱玲语录增订本》记录了《色，戒》的雏形，张在上世纪50年代初曾跟我父母说：“Mesh不预备写得长，因为材料（间谍）不是我所熟悉的，虚构出来不像真。自己熟悉的故事可以穿插许多有趣的细节。”实在没有证据说它原名是The Shanghai Loafer。此外，张爱玲自嘲为loafer（懒人）尚可，反正英文不分男女，但若说自己是“懒汉”则不通。
那么让我们再看一次那句没头没尾的话：“《色，戒》等三篇全都是先用英文写的，但是既未发表，又都大改过，也就不用提了。讲起《上海懒汉》原名，不过是为了表示本来只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如果跟《色，戒》无关，我们还可以从中推论出什么呢？
首先要明白“《色，戒》等三篇”是哪三篇。那封信写于1983年1月，同年，张爱玲写了《惘然记》序，文中说：“其实三篇近作也都是1950年间写的，不过此后屡经彻底改写，《相见欢》与《色，戒》发表后又还添改多处。《浮花浪蕊》最后一次大改，才参用社会小说做法，题材比近代短篇小说散漫，是一个实验。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序文虽没明说“三篇全都是先用英文写的”，但我们现在都知道《色，戒》就是Spy Ring，而《相见欢》的英文未刊稿就在我家，叫Visiting（可译为《探访》），有理由相信，《浮花浪蕊》的初稿也同样是用英文写的，三篇都写于1950年间。按此推测，信中所谓“《色，戒》等三篇全都是先用英文写的，但是既未发表，又都大改过”，那三篇英文稿该包括《相见欢》和《浮花浪蕊》。我没见过《浮花浪蕊》的英文版，但我猜它会不会就是《上海懒汉》呢？
也许你会立即反驳：《色，戒》叫Spy Ring，《相见欢》叫Visiting，中英文名称都很靠谱，但《浮花浪蕊》和The Shanghai Loafer这两个名字实在搭不上边！我只能告诉你，《相见欢》本来也不叫《相见欢》的，张爱玲一直称它为《往事知多少》，跟Visiting也相去甚远。1978年，她写信给父亲说：“《往事知多少》题目被陈香梅用了去了，另想了个《话旧记》，太瘟，《情之为物》，太pretentious（做作）了些，但是帮助解释主题。”可见《相见欢》本来还有好几个名字，她不说，实在也想不出当中的关联。既然《浮花浪蕊》曾被她“彻底改写”，它有可能是《上海懒汉》吗？我认为极有可能。
看过《浮》的读者也知道，故事是从洛贞的角度写的，《浮花浪蕊》的意思当然是指漂泊异乡的洛贞，也指故事中的一众女子，如范妮和英印人的日本太太，可以说《浮》的中心主题是那群女人的命运，不是什么《上海懒汉》。但这是张爱玲廿多年间屡次改写而成的版本，不是最初的版本。《浮》里写得最多最用力的男角就是艾军，而艾军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上海懒汉：他留学要妻子范妮照顾起居，不懂驾驶，读了十多年才得学位，回国后做什么生意也失败，要依赖哥哥和妻子过活，妻子到香港后，自己留在上海卖房子却卖不成，只终日在舞厅流连，最后竟把老婆活活气死。《浮》中的艾军，形象跟《上海懒汉》这名字完全符合，很可能就是The Shanghai Loafer的轴心人物。
只要我们假设The Shanghai Loafer就是《浮花浪蕊》的初稿，有几件悬案便可以迎刃而解。一、The Shanghai Loafer的故事得以厘清，下落也查明，它不再是一本传说中的著作，而是已经写好，甚至通过中文版本问世了（所以也不必劳烦别人，如陈冠中接力创作）。二、信中那句“讲起《上海懒汉》原名，不过是为了表示本来只是一个人家的故事”，我们也有了另一角度去理解，即是说，《上海懒汉》本来只是写艾军这一个人的故事，而没有《浮》的自传色彩。张爱玲在1952年尾曾乘船到日本找炎樱（可参考张爱玲1966年5月7日致夏志清信），洛贞显然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很可能是后来加插进去的角色，在英文版本中是没有的。“只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应该就是说“没有自传色彩的故事”，而不是我当初所理解的，即“别人提供的故事”。
另外，我这假设也可以很有效地解释为什么《上海懒汉》和《浮花浪蕊》的英文稿都同时失踪--因为这两本就是同一本。但为什么会不翼而飞？张爱玲在1966年12月30日致函夏志清：“我搬来搬去的次数太多，有两篇没发表的短篇小说稿子都遗失了。”是哪两篇呢？不得而知，但遗失稿子于张爱玲而言确实平常不过。
我对《上海懒汉》的猜想，恐怕是难以严格证明的，除非可找到它的英文原稿。但至少那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也很有解释力。《上海懒汉》这本书传说了这么多年，而《浮花浪蕊》也不知不觉问世了三十年，却好像没有任何人猜到这两者的关系。若不是我凑巧看到张爱玲信中那句耐人寻味的话，恐怕也不会循这角度去推测。如果我的猜想没错，The Shanghai Loafer其实早已“转世”，只是大家都认不出这位“活佛”来。
以上是我在2013年刊于《南方都市报》上的文章，原题《〈上海懒汉〉是〈浮花浪蕊〉初稿？》。大半年后，即2014年4月，我回到纽约公干。有天收到北京的出版社的电邮，传来了张爱玲和我父母全部通信的文字档案，我立即用关键字搜索了一下，居然有意外收获。
1957年7月14日，张爱玲写信给我父母说：“两星期前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The Loafer of Shanghai，写惧内的严先生……回沪卖屋一去不回。（我告诉过Mae这故事）Mrs.Rodell看了说：’A lovely twist on the henpecked story，but under-dramatized.‘（是惧内故事的有趣变奏，但戏剧性不足。）一定卖不掉，要我重写。我回信说只好暂搁一搁，一时无法改写，请她先试一两家，得到一个反应后再寄还给我。”《浮花浪蕊》中的艾军虽不姓严，但同样是回上海去卖房，也是一去不回，可见两篇小说写的根本是同一个故事。
原以为没法证实的猜想，就这样干净利落地被证实了。答案隐藏在1957年的信中，而我当初只翻看了1983年前后的信，当然毫无发现。尽管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寻找的过程还是充满乐趣的。如果从未误入歧途，也许发现真相时也就没有那么痛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