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时候，一些人常抱有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是十分富有的。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不可否认，那个泱泱大国的确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具备非凡的潜力，但这一切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有效的利用。在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的百姓仍然处于异常贫困的状态——绝对超乎我们的想象。假如拿美国和中国相比，就会发现美国的人均财富占有量要远远超出中国人许多倍。因而同样是“贫困”，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定义却不尽相同。比如：在美国，如果一个人要用一天所挣的两美元养活一家人，那么他就是贫困的。但在中国，一个一天挣两美元的人就能够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在美国，假如一名体力劳动者不能保证全家人每天吃上两顿肉，那么将被认为生活艰难，会被划入赤贫范围。在中国，尽管肉价要比美国便宜许多，可即便是那些自认为收入还不错的体力劳动者，一个月能够吃到的肉也不到一斤；在美国，贫困意味着生活尚未达到十分丰富奢华的水平。而在中国，贫困虽然还未到活活被饿死的程度，可也相差不远——这意味着缺吃少穿，挨饿受冻。
和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中国的食品价格同劳动力价格密切相关，实际上这两者必然会联系在一起。倘若劳动者只能拿到低工资，那么，维持劳动者生存与恢复其再生产能力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也必然会降低，否则，劳动者将无法维持生存。
然而天性知足常乐的中国人并不会认为自己的生活太过悲惨。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他们懂得如何勤俭持家，量入为出，决不会坐吃山空。他们也明白自己的身份。富人有富人的生活，穷人有穷人的活法。一个阔气的中国人，穿着上可能会比较讲究，还可能有一张较为气派的桌子。在别人眼里，这种做法或许有些古怪，但能够显示体面，这正像其西方的兄弟们所做的那样。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量入为出始终被认为是生活消费的最基本原则。
在中国，熟练的技术型劳动者一天能获得10~30分钱的收入，平均在20 分钱以下。而无技术的劳动者——被中国人形象地称为“卖力气”的那些人，一天只能挣到5~10分钱，平均不会超过7 分钱。在这个既不存在光棍，也不存在老姑娘的国家，人们只能依靠那点钱养活自己和四五口人之多的家庭。我经常需要雇佣专程的信差。而他们往返30 英里路的报酬只有8 分钱；此外，还需要雇佣一些拉船的纤夫。从天津溯流而上，直达通州。路程总共有125 英里，而每个纤夫的单程报酬也只有50 分钱，只管拉纤时的饭食。他们返回的时候，一般都步行。这就意味着，纤夫们为了50 分的工钱和省下几顿饭钱所走的路程，远远超过了波士顿到纽约市之间的距离。在中国，常会看到为了争夺路边的一堆马粪，十几个大人和小孩闹得不可开交。这样的情景已经令人见怪不怪了，这很能说明在中国，贫困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大多数的百姓而言，一天不干活或者一旦失业，就意味着这一天会挨饿。
通过以上对一般劳动力价格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四万万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生活都十分艰难。外人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通常，他们日常的饭食是吃米饭，再加上一大堆的水煮甘蓝包。假如有几块腌萝卜或咸菜的话，那简直是人间美味了。如果再买上一些西瓜子当作饭后点心美美嚼上一番，那就算得上是奢侈享受和挥霍了。夏天，他们常见的菜肴就是黄瓜。通常整个都吃完，连渣子都不剩；到了秋天，就吃一些萝卜、胡萝卜等蔬菜；有的时候也啃西瓜，常常连皮都吃掉。在某些地区，人们的主食就是小麦、燕麦和玉米。
以上所表述的便是大部分中国人——无论是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里终日辛勤劳作的普通百姓——的日常食物。至于那些沦为乞丐与赤贫者，就更难填饱肚子了。
我曾经有幸在一座寺庙里过夜。这座佛寺位于北京向东一百多里以外的一座群山环绕、风景宜人的山谷之中。当时正值金秋，尽管庙里的僧人十分好客，但无论如何也拿不出像样的食物招待我。他们只有一些生板栗，以及从院落的一眼山泉中汩汩流淌出的甘冽泉水。当我抱怨起寒酸的食物时，负责寺庙事务的老住持一脸的惊讶，说道：“显然您并未觉察到我们的板栗有着多么神奇的力量。这决非普通的水果。倘若您能吃上一斤板栗，再多喝点山泉的话，保证您饥饿感顿消。”我得承认，他说得一点不错。
有一次，我同几位朋友到中国的西部旅行。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们来到山村的一家小店。店里所提供的唯一的食物，就是水煮的面条。这种东西一点也不美味，硬得就像皮革，简直难以下咽。可除此之外，店里再没有别的东西可吃。经过一段锲而不舍的求索之后，我们终于从一位古道热肠的当地人那里享用到了几枚鸡蛋。事实上，整个村子能够为我们提供的食物也只有这些。第二天一早，我们的仆人就意外地发现街上竟然有肉卖。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即刻买了一些回来，因为当时我们的确受尽了饥饿的煎熬，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肉已经被煮过了，仆人连忙热了一大块，很快端到我们面前。这块肉有种说不清的怪气味，我们随即尝了一口，就无法吃下第二口了，也再不觉得饿，因为胃里开始翻江倒海了。我们问仆人这是怎么一回事，而他也不能肯定这是什么肉，只说好像是牛肉。并且补充说，当时推着一辆独轮车的卖肉老头正在小店门外不远的地方，肉就是从老头那里买到的。我们就去找那位老人，很快便找到了。于是便有了如下的对话：
“您好，老先生。今天肉卖得怎么样？”
“生意还不错。早上我推了满满一车的肉出来，您看，现在就剩下这么几块了。
“那您这卖的是什么肉啊，牛肉吗？”
“当然不是。我家住在另一个村子，和这儿离不了几里路。我养的一头老骡子病死了。可我舍不得就这么扔掉，所以就将皮剥下来卖掉，把肉煮熟，这会儿也卖得差不多了。”
还有一次，我在中国西北部地区游历时，和两位同伴不小心迷了路。我们一直在前面走着，把赶骡人和仆人一干人等远远甩在后边，结果误入歧途。直到天黑，我们三个才误打误撞地摸进一家小旅店。当时正值十二月份，天寒地冻。身旁又没个仆人，个个狼狈不堪。我们把所有的钱凑到一起，正好有100 文，大约10 美分，这就是我们所能支付的全部食宿费用。与普通的旅店比起来，这一家还算好一点，当地有什么特产，在店里也能够吃到。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夜，吃了一顿晚饭和早餐。不只是旅店，几乎是整个村子都在竭尽所能地照顾我们的需要，而我们也不惜代价地接受了这些服务。最终结完账后（给店员的小费也包括在内），我们还剩下12文钱。这也就是说，三个人的住宿加上两顿饭食的花费竟然还不到9美分！不过说实在的，旅店从我们这儿赚去的钱也足够多了。因为我们的待遇的确不怎么样：几块盐水煮的爱尔兰式土豆（他们称作地蛋，即earthegg），水煮的荞麦粥；睡的是中国常见的用砖砌成的土炕，上面仅有一张干净的席子。在外面一端烧大量的煤，使烟火通过炕的底部通道来供暖。炕上没有任何能够用来盖的东西，这也难怪，在中国，出远门的人都是自带铺盖的。而我们的行李还在骡背上驮着的，而且下落不明。于是只好将冰冷的套鞋凑合着当枕头用，穿着外衣睡觉。不过我们也没有感到难受和不便。
上面所讲述的都是我在不同地区的亲身经历，这些地方各自相隔数百里。
其中的两件是在交通要道附近的村子里发生的，每个月，那两家旅店都要接待数千名的过客。之所以选取这些事例是为了证明：在中国，那些尽管贫穷，但相对而言生活状况较好的人们的食物同样是贫乏的。他们的生活十分节俭，几乎到了苍白的地步。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能够对付下去。一名普通的中国劳动者即便日夜辛劳，也不能使全家人过上好日子；而和他同等地位的美国人却可以买得起数千美元的公债或保险。无论是在中国的哪个城市或乡村，这样的景象无处不在：一名男子或女子一脸庄重地走在大街上，一只手上攥着三四文铜钱，另一只手上拿着几只粗瓷器皿，一本正经地去购买家庭日常所需的物品。以下是他们通常的开支情况：木炭，一文；米或面，两文；青菜，一文。如果还有剩余的话，他们还可能花上一文钱买几两食用油或酱油之类的东西；如果碰上特殊的情况或者盛大的节庆日，他们会大方地花上一文钱，买上大约一汤匙的薄酒，回家就着热饭美美地喝下去。
中国穷人的穿着和他们的饮食一样简单朴实。在夏天，他们也穿鞋袜，两者都是棉织品；还有一条棉布做的裤子，外加一件棉布马褂或长褂子——这便是他们穿着的全部内容。不过，倘若温度适宜，那么马褂或长褂子通常都是不算在内的。
在春秋两季，倘若有能力的话，这些穷人便会在衣服里加上一层衬里，以便穿得更暖些；在冬天，如果已经冷到像纽约与费城的冬季那种程度，他们才会穿上棉裤棉袄，甚或皮袄，不过里面不穿夹衣。他们根本没有“内衣”的概念，所以也谈不上“穿”。对这些穷人而言，能有一套衣服穿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无论干活还是睡觉，他们都穿着这套衣服。在中国，要做“舒适的穷人”——有劳动能力，有稳定收入和工钱，仅需3 美元便能够解决整个夏天的穿着；而那些赤贫者，把他们身上的每一块破布都算进去，也到不了25 或30 美分。中国乞丐们的穿着戴瓜皮帽、穿长袍的清代富家子弟们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征，那就是：没有一个赤脚的乞讨者。普通乞丐真正需要的就是一个破碗，以盛受人们的施舍；此外就是一双破鞋。作为一名乞丐，没有乞讨的饭碗倒算不上什么，但绝不能不穿鞋。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不穿鞋的中国人。
中国的穷人通常住在土坯或碎砖垒砌的屋子里，屋顶用瓦片覆盖。不过大多数的屋顶都是草秸上面敷泥灰，再铺上一层草的样式。屋顶还没有一层楼高，一个有着五六口人的贫困家庭就挤在这样的几间屋子里。地板可能就是泥地，或者铺上一些砖头，但从来不用木板铺地。窗户都是纸糊的。门可以随意开关，通风效果良好。屋子里根本没有取暖设备，因而也不会有烟囱。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假如屋子里冒烟的话，那一定是做饭烧火的缘故。一张桌子、一两张凳子，最多再加上一个衣柜，便是穷人们所有的家当。此外还有一张砖垒的土炕，在上面铺些粗苇席，就是睡觉的床了。土坑底下留有烟道。做饭的时候，烟火便可以从中通过，保存不少热量。在中国的南方，相比这里的土炕，人们用竹子或廉价的木料做床。
倘若我们问西方人，处于上述的生存环境下，是否还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或许只能得到否定的答复。因而，也就无怪乎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会滋生出极端的自私自利，人情的冷漠以及种种不负责任的人性。但实事求是地说，事实并非全部如此。正像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穷人绝对比富人更加乐善好施，更加无私地帮助那些比自己还要不幸的人。
我们完全能够对中国穷人们种种慷慨的表现写出一部专著来。而正是因为极端的贫困，他们才更加宽容忍让，更加乐于助人；即便自身已经陷入无边的贫困境遇，也决不会放弃照顾年老体弱者的责任。同样，我们也不可否认，从古至今，许多优秀的学者与杰出的政治家都出身于这一贫民阶层。事实上，长久以来，这些人都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正是他们创造出了中华民族璀璨夺目的文明与古老悠久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文明与历史也使得中国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生活即是一幅幅丰富生动的多彩画卷，即便是在中国的那些缺衣少食的茅草陋屋中，我们同样能够感悟到某种生活的真谛。
自从国家建立之后，美利坚合众国就几乎一直面临着一道难题：我们要不断探寻节约劳力之法，发明提高效率的机械。近年来，我们试图制造一种机器，使得一人抵得上十人的劳力。基本上，这些努力都达到了理想的效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环境能使人变得更聪明。在发明与制造高效率的机械方面，美国已是世界的领跑者。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早在人们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面对大量过剩的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通过分配再分配，使所有劳动力都能够获得劳动机会，以让大多数得以维持基本的生存。可以想见，这一问题的存在所产生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中国人成为了世界上最最勤俭的民族。从广义上说中国人缺乏独创性，或许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就经济学这一领域而言，中国人则是这方面的高手。
在中国，你绝对看不到所谓的浪费现象。哪怕是零星的碎布条，也会被积攒起来糊在一起，作为鞋底的原料；而零散的碎木头，也会被巧妙地粘合钉连在一起，做成大的木板或柱杆之类的东西。在北京，大半的房屋是用那些已经有好几百年历史的破砖碎瓦搭建而成的，也许这些砖瓦还将继续“服役”几百年。在这里，还有一项非常红火的生意，就是用扔掉的牡蛎壳和废罐头之类的垃圾制造的灯具。在农村，妇人和小孩会十分认真地一遍遍地清理田间地头以及路边的杂草，再把草收集起来做燃料。人们也常把玉米秆以及其他农作物的根茎从地下挖出来，敲打干净上面的泥土，晒干后同样用来做燃料。
中国人许多节约的做法，在我们眼中更像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他们的许多节省观点，都不能使我们接受。他们的劳动力太廉价了——市场上再没有比这更不值钱的东西了。所以只要能被雇佣，能有活儿干，即使报酬再低、再不公道，他们也情愿接受。
中国贫穷的下层家庭人人都要劳作，除了那些还未学会走路的婴孩之外。
大人们在下田干活的时候，总在地头铺上一张席子，把婴孩放在上面，让他静静地躺着，任其攥着小拳头，眨巴着小眼睛跟太阳玩耍。只要他不淘气，便是帮大人的忙了。采茶与采桑喂蚕的劳动都是妇女们干的活儿。通常，一人每天只有1~3 分钱的报酬。在中国北部的一个省，那里的妇女专职编草帽。工钱同样很少，一人干一天也拿不到2 分钱。我们头上所戴的帽子就是她们的劳动产品。
尽管中国官府没有制定救济乞丐的相关条款，但作为一项职业，乞讨也被默许是合法的。所以，倘若有50~100名病残老弱、肮脏不堪的乞丐围在一家商店或大宅前讨钱，那么还是对他们发发善心的好。因为警察对这种情况也会熟视无睹，不会把这些乞丐撵走。并且他还会说：“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吧，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只要给了，他们就不会赖在这儿了。”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乞丐们很少会这样成群结队地乞讨，甚至两个乞丐同行的情况也少见。一般来说，每个乞丐的活动范围都是固定的。只有在遭受冷遇或虐待的时候，乞丐们才联合起来为同伴出气。乞丐们的要求并不过分，每次只要一两文钱。可如果你马上大方地掏钱的话，可就犯了大忌了。这样一来，他就会一直缠着你。因而，有经验的人总是让他们在门外焦急地等一段时间后，才把钱拿出来；而如果你不但不给钱，还将对方羞辱一番的话，那就是自找苦吃了：第二天，你将会发现，门口聚集了三五个比昨天还要肮脏的乞丐朝你要钱。这时候，要是不舍出半个美元来，无论如何他们是不会走的；如果你还是置之不理，那么很快就会有一百多个甚至更多的乞丐从四面八方赶来，将你的大门团团围住。这种情况下，要送走这些瘟神可不是一开始的一两分钱就能办到的，起码要付出100 美元的代价！
在很多大城市，商人与店家每月会按时给乞丐们一定数量的补助金。具体金额通常都是双方协商好了的。协议达成之后，商人与店家就会在自家的大门上画一个奇特的符号——只有丐帮的人才能看懂。这表示有专门的“收款人”会在固定的日期上门“乞讨”，在收到这种带保护费性质的施舍之后，收款人就会为施主开一张收据。这样一来，任何乞丐都不得上门骚扰。那些未与丐帮订立这份契约的人，一般都不会拒绝上门讨钱的乞丐。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拒绝就意味着会有更大的麻烦。
和许多东方城市一样，在北京，随处可见乞丐的身影。这些人个个奇形怪状，肮脏不堪，也不知身份真假；有男有女，各年龄段的人都有。在他们看来，乞讨是一项正当的营生，是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他们从刚生下来就受到这种影响，成年后，有些人也的确做得很成功。要辨识职业乞丐与乞讨的“业余爱好者”，就像区分一匹马和骡子一样简单。而我们称为“业余爱好者”的人，指的是那些遭受不幸，被迫走上乞讨这条路的人。
北京的丐帮是一个有着固定组织的团体，帮主有两位，一位男性和一位女性。两人都是组织里的人选举出来的。因而就我所知，乞丐也是整个清朝帝国唯一享有合法选举权的阶层。听说，丐帮帮主的风采，普通人是很难见到的。但我就曾有过同北京的女性帮主交谈的经历。这位老太太穿着干净体面，令人顿生肃穆之感。她的年纪大约在65~70岁之间。为了便于管理帮中的事务，丐帮把北京城按照严格的形式划分成诸多区域，每个人都各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不容帮中其他人侵犯。然而，和其他行业一样，乞丐中也会有一些不受约束之徒。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能看到一类云游四方、脱离于丐帮组织之外的乞丐。这些人没有“领地”的概念，也不存在互帮互助的自觉，总是走到哪儿算到哪儿。而那些被组织划定在一定“责任田”之上的丐帮兄弟，则最讨厌这种“野”
乞丐，认为他们都是一群无耻之徒。
中国的许多乞丐都对弄虚作假情有独钟，总是佯装病人或残废以博取人们的同情，以便得到更多的施舍。在北京，我就曾被一个年轻的女人长时间地困扰着。每当我出门时，这个女人就会尾随而至。手上抱着一个孩子，旁边还牵着一个。一边用令人崩溃的喊声大叫着，一边手舞足蹈地表示自己又聋又哑。而两个小孩也极其配合地哀告道：“可怜可怜，可怜可怜我们吧，给点钱吧！”我的直觉告诉我，眼前的这个女人根本就是个健全的人，她既不是聋子，也不是哑巴。为了证实这一点，当她某一天再次随着一大群人，追在我身后哇哇乱叫时，我猛然回头，冲着她喊出几句不大得体的话。试想她如果能听到，一定会非常生气。果然，她立刻用非常流利的中文脏话回敬我。随后，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她才意识到自己出了洋相，很快就溜走了。自从这次之后，每当我们再次相遇，她总是表现得很友好，但不再向我讨东西了。
在北京那些五花八门、凄惨可悲、令人不胜其烦的乞丐中，确曾有一个令我动了恻隐之心，并使我连续几个月都无法释怀的人，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那是一个老弱的乞丐，身上披着几件破烂的单衣，每日坐在街头，冻得瑟瑟发抖。他的一双脚兀自摊在身前，早已腐烂化脓，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那景象实在令人作呕，无法言喻。然而随后的某一天，在老地方突然没看到这位老人的身影，他正飞奔在回家的路上！惊骇之余，我拼命追上他，却惊奇地发现，原来那双触目惊心的脚已经不见了。
“难道，”我和他并肩而行，问道，“您那双脚还能走路吗？”
“哦，”老人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原来的脚，我揣在怀里了；穿着回家，会把它们弄坏的。”
随后，他面无表情地把手摸进怀里，拽出一双填满棉花的袜子。粗帆布制成的袜子，填上棉花就变得鼓鼓的；在精心地涂上一些颜色后，就变成了一双惨不忍睹的肿脚了：脚趾正在溃烂，皮肉模糊得一塌糊涂。在此行之前的那些白日里，我一直认为这就是真正的人间惨剧！
得知真相后，我当然非常气愤，于是说道：“像您这种年龄的人，还用如此卑劣的手段骗人，应当感到可耻。难道您没有工作，或是因为懒惰而不愿用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吗？”
那名“可敬”的骗子在听到我的这一问题后，回答得相当坦率，好像他所做得这一切多么值得赞扬似的：“不，我当然有工作，我是一名修鞋匠。我本来就打算不再干这种骗人的勾当。我的脚也实在太有名了，已经有点不管用了，现在得到的施舍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整日坐在地上向路人喊‘可怜可怜我吧’也不是滋味儿。
因此我准备继续干修鞋的营生。”没过几天，他请求在我们领事馆大门附近的一条街上摆设摊点，很快获得了批准。随即，他就带着修鞋的工具和一张板凳做起正经活儿，这一干就是10年。老头去世后，他的儿子继承了这份工作，并要求我们为他的丧事出点钱。其理由是，他的父亲与我们保持了长久的密切友好关系，所以我们理应出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