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身为贵族，文章好，又写得一手好字，照理说，应该也会加入这些“名流”“狂士”之列，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他对社会上的清谈风气极其厌恶。清谈之风日盛，它所带来的狂傲、怪诞、虚浮、做作等恶习也渐惭地蔓延到社会。受清谈之风的影响，大家已经对文人雅士产生了错误偏激的理解，只要一个人蔑视礼法，放浪形骸，就会得到大家的赞美；一个人表现得狂傲不羁，也同样会受到大家的倾慕。由此所及，社会上呈现出一片怪诞、虚伪的习气。而王羲之向来不善于做作，更加不屑于此，他只是脚踏实地做事，因此，王羲之对一些只会“清谈”而不能做实事的人十分轻视，他常常找机会劝告、批评他们，希望他们能把精力从无意义的口舌之争转移到有用的建设上，不但利国利民，而且可以使自己所学得到施展，可惜没有多少人愿意听他的话。
王羲之痛恨文人名士的纵欲赏乐，对无所事事而高谈佛道玄理的人更为不齿。王羲之一生与这些贵族格格不入，而他自己本身却又是一个势力最大的家族的一员。这种清谈的风气不仅弥漫于一般的文人及贵族之间，甚至连他的好朋友谢安也沉浸其中。眼看着大家竞相清谈而不重实务，王羲之的内心不禁生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凉和寂寞之感，被视为不正常也很自然了。
人人只想逃避现实的痛苦，用空虚缥缈的言词来麻醉自己，王羲之空有一腔热血，根本无法施展！在王羲之觉得孤立无助的时候，他也会写信给他的家人来倾诉内心的苦闷：
现在这一班所谓的名流雅士，天天手里拿着拂尘，穿着宽大的衣服，只顾海阔天空地胡扯。这样子对国家有什么帮助？他们躲在一个世界里饮酒谈天，难道忘了在不远处的北方，胡人正虎视眈眈地觊觎我们的国家吗？忘了国内还有无数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百姓吗？现在这种风气已经弥漫到社会各阶层了，全国上下都喜欢这样。再这样下去，不必等到胡人入侵，自己就会先垮了！
三国魏时有位叫阮籍的人，他个性放诞傲世，不拘礼俗，十分任性，但在“清谈”风气之下。这些缺点反而变成了优点，甚至连晋文帝司马昭都十分欣赏他，常常跟他在一起谈天，交情很好。阮籍的母亲去世以后，依照当时的礼法，在守丧期间他不应进行任何娱乐活动。但阮籍不但不为母守丧，反而在丧期参加了晋文帝的宴会，在席间大吃大喝，半点悲伤也没有。
这种情形被一位司隶看到，便对晋文帝说：“陛下常常说要以孝来治理天下，而现在坐在你旁边的阮籍，刚刚丧母，不但不守孝道反而大吃大喝，一点也不羞惭，这种人留在您身边有什么用？不如把他放逐到蛮荒之地，免得败坏了本国的风俗。”
没想到晋文帝竟然说：“没有关系，礼仪法度是为像我们这样的人而设置的，对他这一种人没有作用，算了吧！”
阮籍坐在席上，竟然能够不动声色，继续吃喝，无视他人的批评。而他这种行为竟然还受到了一些人的赞美，被称为“不拘礼法”，这些人似乎忘了阮籍的行为已经丧失了为人子的基本孝道。
有一次，阮籍对文帝说：“我曾经遍游天下的山水名胜，觉得还是东平的山水好，而且民风淳朴，我想弄个东平太守干干，一定很有意思。”
文帝一口答应，于是阮籍便兴高采烈地走马上任了。他骑着驴子进了太守官署，第一步工作便是叫人把郡府四围的墙全部拆掉，里里外外互相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外面的行人路过，郡府的内部便一目了然。阮籍把官宅弄得个通透之后再也没有下什么指示了，便吩咐各主管回去，阮籍自己也回府去睡觉了。
第二天，所有官员都来拜见新太守，请示有什么指示或改革，阮籍挥挥手说：“没事，你们什么事都不必做，我也一样。”就这样过了十多天，地方上上下下在阮籍的带领下成日无所事事，阮籍大概也是过足了太守瘾，又骑着驴子离开了东平。这样荒诞的事后来也被人传为了佳话！
对王羲之来说，这种事情简直是胡闹！一郡上下大小事务何其繁杂，什么地方该革新、什么工程该抢修……那么多的事情，做了十多天太守的人怎么会无事可做呢？如果官员都占着职位吃着俸禄，那国家养着他们又有何用？如果官员个个都只会游山玩水，那谁来做事？
还有一位叫张季鹰的人，也是个以放浪、任性、不拘礼法著称的狂人，也有人劝他说：“你这样子也许现在很痛快，但你难道不为自己身后的名誉着想吗？”
张季鹰听了之后，一脸不屑地回答说：“与其让我享有死后的好名声，不如现在给我一杯酒。”
张季鹰的言行代表了当时一众人的想法，这句消极做作的话在当时也被一些人引为经典，还有些人出于对他的崇拜而纷纷效仿：今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过去，何必担心明天呢？等明天到了再说吧！人们都是生活在这种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环境里，谁还在乎什么政治风气、国难当头呢！当时的情景，难怪王羲之会十分愤慨，但凭他自己，如何能挽救这个衰弱低靡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