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异端邪说，孟子有无限的感慨。他说：“发现墨子兼爱学说不对的就会归服到杨朱的道理上去，觉悟到杨朱学说的不对，就会归服到儒家的道理上来。来归服，就收留他们。现在那些与杨朱、墨翟争论曲直的人，就像是追逐一只逃出猪圈的猪，已经把它追了回来还要把它关进猪圈，并把它的脚捆缚起来。”
孟子的意思是，即使是对待异端邪说的人，也要讲求恕道。
他还说：“杨朱抱着‘为我自己’主义，即使拔一根毛而对天下有利的事，他也不干。墨子主张‘兼爱他人’，即使秃了头顶，掉光了胫毛，只要对天下有利的事，他一定会做。子莫（鲁国的贤人）却执守杨、墨两家中间的道理，看来，折中好像是正道。但是，如果不权衡情势就折中，也与坚守一边的偏见相同了。
“……周室东迁后，世运衰微，失去正道的照耀，邪僻的学说和暴虐的行为再度兴起。有臣子杀国君的，也有儿子杀父亲的。孔子深感忧惧，便写了一部《春秋》。现在没有圣王，诸侯任性胡为，群起称王。士人们都出来乱发议论，杨朱、墨翟的邪说充斥天下。天下人的言论，不归附杨派，就归于墨派。杨派提倡尊重自己，目无君长；墨派主张不分亲疏，泛爱世人，心目中没有父母。心中没有父母、君长，简直与禽兽一样了，不灭杨朱、墨翟的邪说，孔子的正道就得不到彰显。”
曾有个信仰墨子学说的人，名叫夷之，他请孟子的学生徐辟介绍，想求见孟子。
孟子说：“我本来愿意见他，不过今天我身体不舒服，等我病好了，我自去相见，请他不要来了。”
过了几天，夷之又托徐辟转达，要求见孟子。
孟子说：“今天可以见他了，如果不纠正他的错误思想，儒道就不能昌明，那就让我纠正纠正他。我听说夷之是信仰墨翟学说的人，墨子办丧事时，以菲薄节俭为原则。夷之想用这个原则转移天下的风俗，难道认为不薄葬就不高贵吗？但是夷之在葬他父母的时候，却很凿厚，不就是以他轻视的方式去侍奉自己的父母吗？”
徐辟把这番话转告夷之。夷之听后诡辩说：“按照儒家的说法，古代圣王爱护人民，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书经》上有像‘保护婴儿’的话。这话怎么讲？我认为，这就是说爱护别人没有等级差别，但是实行起来，就要先从自己的父母开始了。”
徐辟又把这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说：“夷之当真以为一个人会像爱他哥哥的孩子那样爱邻居的孩子吗？他可曾知道，《书经》上的这句话，是别有用意的。一个婴儿在地上爬行，快要跌落井里去了，但那不是婴孩的过失，因为婴孩没有知识，需要父母保护。还有一些无知愚民，他们快要落入法网的情形不正也是这个道理吗？我们怎么能不预先像保护婴儿一样地扶持他们、教导他们呢？并且上天化生万物，自然把它们归根到一个本原上，父母就是人的唯一本原。但夷之却认为爱护世人，没有等级差别，把陌路人看做自己的父母，那他的心中是无父无母，于是有了两个本原，这就是他的错误。
“现在来说说丧葬起源的意义。在上古时代，有个人，他的父母死后，他把父母的遗体抬到山涧里一扔了事。过了几天，他经过山涧时，看到有些野狐聚集在那里啃噬尸体，而苍蝇、蚂蚁等爬满尸体，都在争食尸体上的血肉。作为儿子，他看到这种情形后，头冒冷汗，不敢去看，他赶快跑回家去，拿了锄头、畚箕把尸身掩埋起来了。
“他头冒冷汗是因为看到那个景象心生悔意啊！如果承认掩埋举动是应该的，那后世的孝子、仁人厚葬他们的父母，也是有道理的。”
徐辟又把这番话告诉给夷之，夷之听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恍然大悟地说：“孟子已经明白地指点我了。”
驳许行
战国时期，各国都竞相笼络军事人才，一来可以自保，二来能够吞并他国。所以所谓的“兵法家”变成了时代宠儿。
孟子曾责备惠王，说他为争夺土地，不惜牺牲民命，强迫他们去打仗，并形容战争的惨况：“……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但是那些所谓的“兵家”，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只是一味地帮助他好战的君王去征讨。他们只懂作战，想法取胜，从不想为何而战。孟子对这些人深恶痛绝，说他们是罪该万死的民贼。
“法家”则提倡重视法制，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发古。”他提倡以法制民，依法治国。韩非子集法家之大成，他说：“百人事智，一人事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老寡，则国贫……”法的运用，则分为三派：商鞅的重法、申不害的重术、慎到的重势。
韩非子师承荀子，他认为势、术、法都是帝王的工具，不能偏也不能废止，他集三派之大成而自成为一家。
孟子时代，韩非之道还不是很盛行，但是商鞅之法已大行天下。商鞅在秦国实行了他的理想，使秦国日益坐大，最终吞并了六国。但是秦国当时的法令听来让人汗颜，例如“弃灰于道者被刑”、“斩一首级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之官，斩二首级……”。
孟子对繁杂、严苛的法令深表不满，他力主“省刑罚”。孔子就曾主张“居敬行简，以临其民”。《吕氏春秋》中就有记述：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这是“重农、织社会”的由来。
“农家”的政治理念是希望在上位者也与民并耕而食。政府设立的官职形态不便，但人人都需自食其力，谁都不能坐享其成。这种全民劳动提倡全国人民都没有特权阶级，人人都丰衣足食，个个明礼义、知廉耻，人与人之间没有争斗、诈伪等。这个理想是好的，但是实行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下面就引述一段孟子与陈相的对话来了解一下孟子对此主张的看法：
许行是楚国人，研究农家学说。他听说滕国要行仁政，便率领了一批徒弟来到滕国，请求滕文公允许他住在滕国做滕国的百姓，他们都穿着粗布衣服，靠编麻鞋织草席过日子。
另外有个叫陈相的楚国人，他是儒者陈良的学生，与自己的弟弟陈辛背着耕田的犁锄从宋国来到滕国。他向滕文公表示，听说滕文公将行仁政，那就是圣人了，他们愿意住在滕国做圣人的百姓。一次，陈相遇见许行，很顺服许行的理念，便抛弃了过去所学，跟着许行研究神农学说。
孟子当时也在滕国，陈相去见孟子，转述了许行的话：“滕文公能施行仁政，算得上是个贤德的国君。既然如此，却还没有听过圣人的大道理呢！真正的贤君，就是要与人民一起耕种生活，早晚要烧饭，也要治理国政。如今，滕国的仓廪里存满了米谷，府库里积满了财货，滕君却不亲自耕种，这简直是专供自己，残害人民，这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贤明吗？”
孟子反问：“许行是不是也自己种了地才吃饭的？”
陈相说：“是的。”
孟子又问道：“许行是不是自己织了布才穿衣服呢？”
陈相说：“不，许先生只穿最粗劣的毛布衣服。”
孟子说：“许行戴帽子吗？”
陈相说：“戴的。”
孟子说：“他戴什么帽子？”
陈相说：“白色生丝织成的帽子。”
孟子说：“是他自己织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谷子换的。”
孟子说：“他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陈相说：“因为没时间，怕影响耕作。”
孟子又问：“许行是不是用锅煮饭、用铁器耕田？”
陈相说：“是的。”
孟子说：“都是自己做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谷子换的。”
这时，孟子反驳道：“既然农夫可以用自己种的谷子去换取日常的器皿、用具，算不上是残害烧窖和打铁的人，那烧窖、打铁的人拿他们制作的工具去换谷物，就是残害农夫吗？再说了，许先生干吗不自己烧窖打铁去呢？所有的东西都自己生产，从自己家里取来用，不是更好，干吗要和那么多人去交换？许先生不嫌麻烦吗？”
陈相为他辩解：“那么多种类的工作，是不能一面耕田一面兼做的啊。”
孟子驳斥他说：“照这么说，唯独治理天下的大事，可以一面耕田一面兼做了吗？天下事，原本就是有区别的，有处理政务等在上的事，也有耕田制器等在下的事。另外每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必须要有各种人制作的物品才能备齐，如果非要自己做的才能使用，那天下人就得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跑了。所以，古人说，有人劳心，有人劳力。劳心者管理别人，劳力者受人管理。受人管理者供养别人，管理者被人供养，这本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