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爱国，中国更为突出。在世界上众国之林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宣传不爱国的。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和义务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必须对爱国主义加以分析，不能一见爱国主义，就认为是好东西。我个人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爱国主义，一真一假；一善一恶。被压迫、被侵略、被剥削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真爱国主义，是善的正义的爱国主义。而压迫人、侵略人、剥削人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邪恶的，非正义的，假爱国主义，实际上应该称之为“害国主义”。
1.随感录三十八鲁迅
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 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 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
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Le Bon 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痊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 Bon 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活，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2.论救国道德
冯友兰
我们以为凡道德都是救国道德，凡道德的事，都是救国的事，凡不道德的事，都是祸国的事。
在抗战的时候，一般人都觉得不拘什么东西，都必须与救国有关，才有价值。有些人似乎以为，即道德亦必须与救国有关，才有价值，或才有特别价值，于是有人讨论，什么是救国道德。好像是我们可于道德中，特别提出一部分，说这是救国道德，好像是现在我们所应该特别提倡的道德。
这种看法，我们以为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对于国家社会，是有害的。我们以为凡道德都是救国道德，凡道德的事，都是救国的事，凡不道德的事，都是祸国的事。
欲说明此点，我们须先说明道德的性质。一个社会组织，如欲存在，其分子必须遵守某些规律。如一个社会组织的分子，皆守此规律，则此社会组织，即是一个健全社会的组织，如皆不守此规律，则此社会组织即“土崩瓦解”，不能存在，这些规律，即是所谓道德。道德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存在所必需的。
国家亦是一个社会组织。它若果要存在，组成它的分子，必须遵守上所说的规律。这就是说，一切国民，都必须守道德。所谓救国者，无非欲使国家存在，国民守道德，都是所以使国家存在，所以凡道德的事，都是救国的事。反之，凡不道德的事，都是祸国的事。
例如商人做生意，要公平交易，这是商人的道德，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与救国无关。但商人若贪图厚利，囤积居奇，任意提高物价，使物价高涨，则必影响到后方整个的经济，后方的经济，一有扰乱，前方即要受到影响，这是我们现在所亲身经验到的事实。
又例如节约用费，不可乱用钱，这是个人的俭德，似乎亦与救国无关，但如大家都有钱乱用，则市面上钱多货少，亦能影响到物价，使物价高涨，因而影响到后方整个的经济。政府现在正提倡人民节约。可见节约也是与救国有关系的。
还有些人，做所谓公德私德的分别，这种分别，亦是不能通的。凡可称为道德者，都是与社会有关系的。例如上所说的公平交易及节约等，照这些人的说法，似乎应该是私德了。但照上所说的，我们可见其与国家关系是重大的。凡纯粹个人的事，与社会无关者，是不属于道德的范围的。例如一个人好喝酒，这或者不是一个好习惯，但我们不说这是不道德的事。一个人不好喝酒，这或者是一个好习惯，但我们不说这是道德的事。一个人好穿红白衣服，我们不能说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如于“跑警报”时，仍穿红白衣服，不顾大家的安全，这行为就是不道德的了。这是因其与别人有关系的缘故。凡人的行为，必与别人有关系，才发生是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问题。
说道德有公私的分别，是错误的，说特别有救国道德，亦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对于国家社会是有害的，因为什么呢？
以为道德有公私分别的人，大都以为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属于所谓私德方面者，大家不能或不必求全责备。我们不承认有所谓公德私德的分别，即令有之，而在实际行为中，所谓公私的分别，往往亦很难分清，有些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别人要责备他，他说：这是我的私德，与你无干。好像从前皇帝，于废皇后、废太子的时候，如大臣谏阻，他说：“此朕家事。”其实他的家事，就是国事，二者之间，很难有清楚的界限。
特别指出某一部分的道德，说这是救国道德，其害更有甚焉。因为如此，可以使一般人以为，除此以外，别的道德的事，都与救国无关，都是承平时候的事，在抗战时候，则可以做可以不做。做官吏的，可以敷衍因循。做商人的，可以贪图厚利，发国难财。做教员的可以不用心教书，做学生的可以不用心求学，以为这些都与救国没有关系。其实这些事都是与救国有关系的。提倡特别有救国道德者，当然不一定特别指明，说这些事是与救国无关。但其对于所谓救国道德，特别提倡，难免予人以如此所说的错误印象。这种错误印象，对于国家，是有害的。
我们须知，所有的道德，都是救国的道德，所有道德的事，都是救国的事，所有不道德的事，都是祸国的事。所以我们主张不必特别提倡所谓救国道德。
3.爱国诗
朱自清
“咱们的中国！”这一句话正是我们人人心里的一句话，现实的，也是理想的。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游）临终《示儿》的诗，直到现在还传诵着。读过法国都德的《柏林之围》的人，会想到陆放翁和那朱屋大佐分享着同样悲惨的命运；可是他们也分享着同样爱国的热诚。我说“同样”，是有特殊意义的。原来我们的爱国诗并不算少，汪静之先生的《爱国诗选》便是明证；但我们读了那些诗，大概不会想到朱屋大佐身上去。这些诗大概不外乎三个项目。一是忠于一朝，也就是忠于一姓。其次是歌咏那勇敢杀敌的将士。其次是对异族的同仇。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第二项可能只是一姓的忠良，也可能是“执于戈以卫社稷”的“国殇”。
说“社稷”便是民重君轻，跟效忠一姓的不一样。《楚辞》的《国殇》所以特别教人注意，至少一半为了这个道理。第三项以民族为立场，范围便更广大。现在的选家选录爱国诗，特别注意这一种，所谓民族诗。社稷和民族两个意念凑合起来，多少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但“理想的完整性”还不足；若说是“爱国”，“理想的完美性”更不足。顾亭林第一个说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警句，提示了一个理想的完整的国家，确是他的伟大处。放翁还不能有这样明白的意念，但他的许多诗，尤其这首《示儿》诗里，确已多少表现了“国家至上”的理想；所以我们才会想到具有近代国家意念的朱屋大佐身上去。
放翁虽做过官，他的爱国热诚却不仅为了赵家一姓。他曾在西北从军，加强了他的敌忾；为了民族，为了社稷，他永怀着恢复中原的壮志。这种壮志常常表现在他的梦里；他用诗来描画这些梦。这些梦有些也许只是昼梦，睁着眼做梦，但可见他念兹在兹，可见他怎样将满腔的爱国热诚理想化。《示儿》诗是临终之作，不说到别的，只说“北定中原”，正是他的专一处。这种诗只是对儿子说话，不是什么遗疏遗表的，用不着装腔作势，他尽可以说些别的体己的话；可是他只说这个，他正以为这是最体己的话。诗里说“元知万事空”，万事都搁得下，“但悲不见九州同”，只这一件搁不下。他虽说“死去”，虽然“‘不见’九州同”，可是相信“王师”终有“北定中原日”，所以叮嘱他儿子“家祭无忘告乃翁”！教儿子“无忘”，正见自己的念念不“忘”。这是他的爱国热诚的理想化，这理想便是我们现在说的“国家至上”的信念的雏形，在这情形下，放翁和朱屋大佐可以说是“同样”的。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配称为爱国诗人。
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的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