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区的民主，以城市居民委员会自治为主要内容。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地区活动，治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经验非常缺乏。新中国成立前后，如何治理城市，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问题。
1949年10月23日，杭州市上羊市街二百余位居民代表选举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当时在浙江省实业厅棉种保管委员会下属的杭州棉种翻晒组担任组长的陈福林被选为居委会主任。12月1日，杭州市政府正式发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建立城市居委会的政令——《关于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指示》。《指示》认为，居委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群众民主管理城市的基础，同时传达党和政府的指令并反映群众的意见。《指示》明确指出居委会不是一级政府组织，由当地派出所领导其工作。继杭州之后，其他城市也成立了类似于杭州居委会的城市居民基层组织。
为规范居民委员会的运作，1954年12月31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肯定了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主要任务、组织架构、与有关部门的关系等事项。条例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市、市辖区的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部门和其他机关，如果必须向居民委员会或者它的工作委员会布置任务，应当经市、市辖区的人民委员会批准统一布置。市、市辖区的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部门，可以对居民委员会有关的工作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
居民委员会设委员1-17人，由居民小组各选委员一人组成；并且由委员互推主任一人、副主任1-3人。居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有五项：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向当地人民委员会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并遵守法律；领导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工作；调解居民间的纠纷。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实行，推动了全国城市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当时没有建立居委会的地方，逐步建立起居委会组织；当时已经建立起居委会的地方，按照条例的规定进行了整顿。从条例通过到1958年“大跃进”运动发动前的几年时间里，城市居民自治与民主事业发展比较顺利。
但在此后20年里，城市居民自治事业的发展遭遇了挫折，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
一是单位制与居民委员会自治制度的冲突。20世纪50年代，通过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一五”计划（1953-1957）的贯彻以及所有制的改造，成功地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办社会，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福利等全部由单位来管理，成为名副其实的“单位人”。而居委会只是负责一些没有劳动能力或者不在单位编制之列的所谓“边缘人员”的工作。
因此，城市居民的自治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打折扣。按照当时的制度设计，全社会的人员都是要进入单位编制的，如此一来，居委会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此外，国家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与管理，居委会绝大多数经费来自于政府拨款，所以只能被动接受政府委派的任务，事实上已经成了政府的“腿”。
二是自“大跃进”运动（1958-1960）之后的20年间政治运动不断，冲击了居委会的正常工作。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席卷城市，各地基层政权被“党政合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代替。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同时，一些城市也建立了人民公社，有的是将区人民委员会或街道办事处改成人民公社，有的是一个街道与辖区内的企业、学校联合组成人民公社。
此时的居民委员会，“忙于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食堂，三天两头要敲锣打鼓报喜、祝捷。愈来愈多的人参加生产，居民生活愈来愈无人管”。虽然后来居委会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得以恢复，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居委会的主要任务变成了抓“革命”，忽视了居民自治和民主的要求。这不能不说是城市居民自治事业的倒退。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持续推进，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渐渐松动。单位与员工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作单位对员工担负的过多的社会保障功能逐步还给社会。这意味着员工重新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同时，非公有制企业异军突起，导致大量编外人员出现，加之进城务工人员及离退休人员的增加，原有城市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新社会的要求，迫切需要调整相关的政策。为此，1982年宪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城市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宪法还规定居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国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居委会的性质、地位、作用加以规定。此后，各地依照宪法的要求，对所辖居委会进行了整顿和加强。
1986年，民政部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办”的口号，从社会保障角度提出开展“社区服务”的要求，“社区”概念首次被提出并引入到城市基层管理之中。次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召开全国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要从为老人服务、残疾人服务、优抚对象服务、困难户服务、儿童服务、家庭服务以及其他便民服务等事项做起，解决辖区居民的生活困难，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努力。
随着对城市社区管理的重视，1989年12月26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居委会的性质，组织法明确写道：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意味着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只能是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关系。关于居委会的任务，组织法规定主要有六大项，分别是：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此外，组织法还对居委会的选举、居民会议的组成、居委会委员的权利和义务等作了规定。截至1995年年底，城市共有居民委员会11.2万个，有居民委员会干部48万人。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民政部陆续选择北京西城区、沈阳沈河区、武汉江汉区等26个城区作为全国社区建设的试验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着名的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由此诞生。
所谓沈阳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将社会治理的新观念注入了基层管理工作之中：它在实践中认识到社区共同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积极意义，并将走出单纯依靠党政行政管理的方法来实行社会公共生活的整治与管理。沈阳的方案甚至考虑取消街道办事处，使社区的社会事务由社区自理，政府直接面对自治的社区。所谓的江汉模式具有如下特征：以体制创新为重点，体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制度理念，在城区范围内进行整体性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社区依法自治为原则，从制度上保证社区自治组织不再是政府行政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到2004年年底，全国城市已经建立了符合新型社区建设要求的71375个居民委员会。
民政部在推动社区建设试验项目的同时，及时向中央建议有关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举措。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并转发了《民政部在全国推进社区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意见》突出“扩大民主、居民自治”的原则，强调“要坚持按地域性、认同感等社区构成要素，科学合理地划分社区；在社区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行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随后，居委会的选举由间接选举向直接选举迈进，比如广西柳州和武鸣县居民实现了“海选”。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服务居民群众、搞好城市管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不少社区居民委员会也存在着组织不健全、工作关系不顺、工作人员素质偏低、服务设施薄弱、工作经费难以落实等问题，影响了社区居民委员会功能作用的发挥，影响了城市社区建设的整体推进。为进一步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城市基层管理和服务体制，2010年8月26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要坚持和发展社区民主选举制度，进一步规范社区民主选举程序，稳步扩大社区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覆盖面；要完善社区民主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推广社区党员或党员代表议事制度，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以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如同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主要内容也是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民主选举方面，选举的形式经历了由候选人提名到自荐报名，由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由间接选举到直接选举，并打破了地域和身份的限制，民主程度不断提高，城市社区居民直选蓬勃发展。在民主决策方面，通过社区居民会议、协商议事会、听证会等有效形式和渠道，对社区内公共事务进行民主决策。在民主管理方面，按照社区居民自治章程和规约规范工作，努力增强居民当家做主意识，实现“社区的事大家管”。在民主监督方面，实行居民委员会事务公开，凡是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涉及全体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都及时向居民公开，并通过召开居民评议会，听取居民意见，接受居民监督。城镇居民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一样，将人民民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最生动的民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