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讲究人情的社会，很多事情按照规章制度来办往往不会办成。所以，沟通就成了办事的重要环节，要想有个良好的沟通就应该有所表示，而送礼则是这种表示的最好表现。同样是办事，有些人送礼就能把事情办成，有的人送礼则无功而返。由此可见，送礼也讲究学问。
清代商人胡雪岩既善于经商，也善于经营自己的关系网，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善于抓住不同人的特点，对症下药。
在胡雪岩的那个年代，要经营关系网，银票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胡雪岩深知此道，自然也不吝啬银子，甚至达到有“求”必应的地步。比方时任浙江藩司的麟桂调署江宁藩司，离任时在浙江亏空的两万多两银子需要填补，又暂时筹不到这笔款项，便找到胡雪岩请他帮忙，胡雪岩二话没说便爽快地答应，以致麟桂派去拜访胡雪岩的亲信也“感动”不已，称胡雪岩确实是“有肝胆”、“够朋友”，要他一定别客气，趁麟桂此时还没有离任，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他一定尽力帮忙。胡雪岩做得也非常漂亮，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要求，只是希望麟桂到任之后，有江宁方面与浙江方面的钱财往来，能够经由他的阜康票号代理。这样的要求，对于掌管一方财务的藩司来说，自然是举手之劳。日后证明，胡雪岩的投资是有远见的，最终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收益。
胡雪岩为了与闽浙总督攀关系，也费尽一番心思。胡雪岩第一次拜见左宗棠时，左宗棠由于听到一些关于胡雪岩与太平军关系的谣言，对他颇有防备，甚至都不给他赐坐，很是“晾”了他一把。而胡雪岩最后还是赢得了左宗棠的信任，甚至被喻为知己，左宗棠因此成为胡雪岩在官场比王有龄更有力量的靠山。后来也就是由于左宗棠的大力举荐，胡雪岩才得到朝廷特赐的红顶子。
在人际交往中要获得他人的信任是很不容易的。胡雪岩之所以能够得到左宗棠的信任，其实仅仅做了两件事。
第一，贡献米和钱。胡雪岩回杭州，带去杭州的有一万石大米和十万两银子。本来这一万石大米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先前杭州被围时，胡雪岩与王有龄商议，由胡雪岩冒险出城到上海采购大米以救杭州粮绝之急。胡雪岩购得大米一万石运往杭州但不能进城，只得将米运往宁波，现在杭州已然收复，胡雪岩便将这一万石大米又运回杭州，而且把当初购米款两万银子面交左宗棠，等于是他既交待了事情，以此证明自己没有携款逃命，而又额外献给左宗棠一万石大米。那十万两银子则是胡雪岩为了激励攻下杭州的官军自我约束，不要扰民，而自愿捐献的犒军饷银。
第二，主动承担筹饷重任。左宗棠几十万兵马东征清剿太平军，每月所需饷银达25万之多，当时朝廷财政开支、用兵打仗采用的都是“协饷”的办法，也就是由各省负责军队粮饷之用，实际上是各支部队自己为自己筹饷。胡雪岩听到左宗棠提到筹饷的事，非常果断地表示自己愿意为此尽一分心力，而且当即就为筹集军饷提出了几条行之有效的办法。
胡雪岩所做的两件事，确实抓住了送礼的要害所在，因此也立刻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所谓抓住了要害，是因为粮食、军饷都是左宗棠当时最紧迫也最难办的事。杭州刚刚收复，最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善后，而善后工作要取得成功，第一位的是要有屯粮，而且，当时镇压太平军实际是左宗棠与李鸿章同时进行，太平军几成败局，左宗棠肯定想争头功，这个时候，粮草军饷也是重中之重。没有粮饷就不能进一步展开攻势。而且如果“闹饷”，就无法控制部队，部队就会沦为“乌合之众”，甚至还会出乱子。胡雪岩的到来，一下子解开了这两个难题，他哪里还有得不到赏识的道理！按左宗棠的话说，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不但杭州收复，收复浙江全境他也有把握了。
送礼要恰当，归根结底也就是对症下药，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投其所好。送礼要送得恰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方喜欢。而要对方中意，往往也就是送给对方急需的，又暂时没有的。比方左宗棠求功劳，胡雪岩正好给他提供能使他成就功劳所必需的东西，也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胡雪岩说：“送礼总要送人家求之不得的东西。”可见他是深悟此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