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导引：
◇中国：徐冰 著名独立艺术家
◇法国：Mme Béatrice ANDRE-SALVINI卢浮宫博物馆古代东方艺术馆馆长
“它建在许多层无比巨大的高台上，最上面的高台上建有神庙。螺旋形的阶梯可以绕塔而上，直达塔顶。塔基每边长约90米，塔高大约90米。”
大约2400多年以前，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在他的那部传世之作《历史》中，详尽地记录了这座诞生在4000年前的人类奇迹。
这就是巴别塔——当时人类世界最壮观的建筑。
它屹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美索不达米亚在希腊语里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这片土地孕育了迄今为止人类最早的城市文明，我们也称它为两河流域。
2008年盛夏，卢浮宫博物馆正在举办一场盛况空前的西亚文明大展。来自全欧洲各大博物馆藏的古代西亚文物首次汇聚于卢浮宫，展示在众多参观者面前。
在这次展览中，以巴别塔为创作蓝本的绘画作品为数众多，从这点可以看出，巴别塔对西方艺术家乃至于西方社会影响深远。这里包含了一个东方人无法体验的，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重要故事。
《圣经·旧约·创世纪》里记载：当时，人类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试图建起一座通天的高塔，来炫耀人类的伟大。而这种行为无异于在挑战上帝的权威。于是，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人们相互之间再也无法交谈，建造工程最终停止，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流落四方。
这是一个流传了将近三千年的寓言：上帝的震怒成为人类不幸的原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成为人类发展的束缚，而巴别塔，在西方世界里，也成为人类重新谋求信任、理解与沟通的代名词。
2008年，在欧亚大陆的另外一端，中国艺术家徐冰一直以来在用他的作品探求一个关于理解和沟通的艺术命题。这位艺术家对人类的文字有着天生的敏感，基于此，一个“普天同文”的理想在徐冰的头脑里渐渐形成。
徐冰接受采访说：“巴别塔的故事是非常深刻的。人类如果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人类的力量是最大的，上帝觉得人类不能这么能干，而一定要服从神的意志，所以就把巴别塔给拆了。实际上他是靠对文字的拆解而达到目的的。我们设想，如果人类有一种共同的文字，那人类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人类的力量就变得非常非常巨大。”
从早期无人能懂的作品《天书》，到西方人可以理解和临摹的《新英文书法》，再到进行中的能够“普天同文”的图标地书，徐冰的创作灵感源于对文字的执著，也源自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思考。徐冰期望，能够通过自己不断的艺术创作，推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文字之间实现完满的对接。
进入卢浮宫博物馆的西亚展厅，徘徊在众多数千年以前的文物和艺术品中间，难以置信的是，就是眼前这个有限的空间，其中容纳了人类早期文明里最灿烂夺目的篇章——有人说，那里就是《圣经》里被称作伊甸园的人类起源之地；还有人说，那里最先出现了照亮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也有人说，那里是政权更迭，战乱频生的飘零之所……那里是西亚，那里是两河流域，那里叫做巴比伦。
距今7000年前，当大多数人类还在凭靠打渔和捕猎充饥果腹的时候，这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完备的农业灌溉系统；距今4000年前，这里的人们已经拥有了成熟的历法，他们把一年分为12个月，规定每周有7天，并把一小时分成60分。
这里曾经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市、第一所学校、第一个图书馆、第一部诗史和第一部律典，这里还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系统——楔形文字。
卢浮宫博物馆古代东方艺术馆馆长Mme Béatrice ANDRE-SALVINI女士介绍说：“楔形文字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书写系统，人们将它命名为‘楔形文字’，这个词来自拉丁语，意思是小楔子。因为这是一整套小楔子和小洞构成的文字。和中国的古人用刀具把文字刻在昂贵的龟甲上有所不同，楔形文字的书写工具使用的是在两河流域比比皆是的粘土和芦苇杆。”
现代学者认为，不同的人类文明早在发端的时候，就已经在文字的形式和功能上体现出明显区别。
中国古代有一句老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军事，“祀”就是祭祀。甲骨文就是用于祭祀仪式的，刻在龟甲上的文字是为了交通天地，为了探寻一个神秘的力量而设计的。
徐冰说：“中国人讲的文字其实是上天之造物，它是神圣之物。过去有这个传统，就是说一张破纸，如果上头要写了字，你就不能拿去随便用的，你都给他收集起来，然后积攒多了以后拿到文昌阁去烧掉。这就是因为中国人自古对文字有一种敬拜的情节，这是咱们文化中很特殊的部分。”与之相反，西亚的楔形文字完全以实用功能为主。考古发现证明，西亚的泥板文书大多数是实用文书，内容也多是记账、打官司或签订合同等等。
ANDRE-SALVINI女士介绍说，人们通常认为文字是为了记账才产生的，用来记录具体的事务。我们找到的最早的文书是一个苏美尔大神庙里的行政档案，这些行政档案里就包含了会计泥板，尤其是一些账本。
人类社会走到今天，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和西方世界之间，难以逾越的沟通障碍仍然存在，或许，这是因为，从一开始东西方走的就是不同的道路。
徐冰说：“今天的生活和几千年以前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今天使用的语言方式和几千年以前是一样的，很多人在努力突破传统语言的一种局限。包括台湾的火星文，包括大量的视觉符号和标识的出现，包括网络每天都出现大量的表情符号……其实都是在寻找一种直接的、视觉的，能够不受传统语言限定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意思的是，在今天这种巴别塔的意义，这个概念才可以真正被激活。”
巴比伦，意为神之门。这个在历史的迷雾中烁烁闪光的神秘国度，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广阔土地上。这片土地包括今天的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这片被骄阳晒得干硬的土地上似乎只有炎热、干旱，以及无休止的战乱与纷争——然而的确就是这里孕育出了迄今最古老的人类文明。
据ANDRE-SALVINI女士介绍：早在19世纪中期，法国学者和外交官们想要重新找到《圣经》中的古文明，至少是从广义上来说在《圣经》中曾提到过的那些古文明。一位当时在摩苏尔城的意大利裔的法国领事，他名叫P.E.博塔，1842年的时候，他想在现在的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地区来进行考古挖掘。就在这一年，一直以来无所建树的西亚考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博塔和他的考古队在底格里斯河沿岸发现了一座庞大的宫殿遗迹。事后证明，这座皇宫属于亚述王国著名的君主沙鲁金。
博塔因此成为第一个把铁铲插到传说中的亚述王宫的现代人。大批挖掘出土的文物被迅速运回法国，1847年，这批绝世珍品率先收入卢浮宫。法国人为此特意加建了“亚述博物馆”，这成为后来卢浮宫古代东方文物馆的前身。
“让敌军的血像泉水般流遍山谷，将敌军的头颅全部砍下来，像堆谷子一样堆积在敌人城墙之前……”，这些刻在亚述帝国某个国王记功碑上的文字，勾勒出一个残酷冷血的时代。
早在上古时期，西亚平原曾经是一片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的上好宝地，好到周边的众多种族都来拼死争夺，一较高下。其中有游牧民族、定居民族，有在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定居了几千年的人民，有的民族来自阿拉伯沙漠和叙利亚沙漠之外，还有的民族翻越扎格罗斯山峰而来。统治更替频繁，战争此起彼伏。
这些来自古代西亚的雕像作品经历了岁月的打磨，几乎都已残缺不全。然而就在他们残存的躯干里，在他们瞠目而视的眼神中，仿佛还在流露出深深的焦虑和恐惧。他们在恐惧什么呢？在当时的文字中有这样的描述：殿堂深宅里那些养尊处优的宫廷妇女，早晨还在用油膏精心护理自己的手指，晚上就遭受了亡国的厄运。她们的父亲兄长已经在战斗中身死疆场，而她们也被驱赶到河边去砍伐芦苇，柔嫩的手指很快就被划烂，芦苇杆上留下殷红的鲜血，那是往日光荣的斑驳痕迹。
苏美尔人、阿卡德人、赫梯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波斯人……众多种族争相加入这场纵贯4000年历史的角逐游戏，西亚平原上铁骑奔腾，生灵涂炭。
征服成为存在的理由，战争成为帝王的娱乐。
《纳拉姆辛记功碑》是卢浮宫西亚藏品中存世最早的一方记功碑。碑上的主角叫纳拉姆辛，这位国王头戴苏美尔传说中只有神才能佩戴的牛角头盔。沿着山路大踏步向前，他的脚下肆意践踏着敌人的尸体。而在他的身后，英勇的士兵们无比虔诚的仰视着自己的君王。
开疆拓土，万世留名，不但是历朝历代帝王的梦想，同样也是西亚平原上众多君主们共同的愿望。他们雕刻了大量的记功碑，以此向世人张扬自己的功绩。
距今3800年前，一个名叫汉谟拉比的巴比伦王也竖起了一方石碑，有所不同的是，汉谟拉比的石碑推动西亚文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篇章。
ANDRE-SALVINI女士说：“汉谟拉比是位非同寻常的君主，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征服行为(人们往往是通过军事征战来了解古代的君主的），还因为他是位大学问家，他还努力将他的都城巴比伦建设成世界的知识中心，我认为巴比伦文明的重要性，正是得益于这位伟大君王的奠基。”
《汉谟拉比法典》是卢浮宫古代东方文物馆里最重要的一件展品。石碑通体使用黑色玄武岩制成。上面那个谦恭站立的形象就是古巴比伦最声名显赫的国王汉谟拉比，而坐在宝座上，神态威严的老者则是古巴比伦人崇拜的太阳神沙马什。太阳神正在把象征帝王权利的权杖授予汉谟拉比——这个场景可以套用“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句话，君权神授，必定天下太平，国家昌盛。雕像的下方，密密麻麻刻满了形状优美的楔形文字。这些文字所代表的内容，曾经在数千年以前，精确指导着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与生活。
在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汉谟拉比法典》是很罕见的一件完整保留至今的表现君王的作品。石碑上雕刻的楔形文字多达3500行，记录法律条目282则，文字表述简朴直白。《汉谟拉比法典》的颁布，使得古巴比伦王国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管理最严密的国家。
“如果一个显贵挖了另一个显贵的一只眼睛，那么就要挖出前者的一只眼睛；如果他打碎了另一个显贵的一颗牙，那就要打碎他自己的一颗牙”。
这就是著名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几个世纪以前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条法律看上去也许很残酷，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大的进步，因为它试图更加公正，当然更是为了避免此前盛行的个人报复行为，也可以说是将惩罚规范化。《汉谟拉比法典》的存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处事有了准绳可依。这部被刻在石黑色玄武岩上的法典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成文法律治理国家的先河。
徐冰在电脑里用图标地书展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一次有趣的碰撞实验。《汉谟拉比法典》的古老规则在电脑显示屏上变得活灵活现，人类世界最古老的楔形文字和现代艺术家徐冰的图标地书实现了对接。在艺术家的视线里，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ANDRE-SALVINI女士介绍说：“事实上在法国的法律体系中，我们还能找到《汉谟拉比法典》的一些痕迹。在法学院或大学中，我想他们的法律课程也是以研读《汉谟拉比法典》作为入门的。我认为巴比伦文明的重要性正是表现在这个方面，它正是我们这些西方人所称的西方文化的源头。”
中国有件青铜器的名字叫做《师（□）鼎》，铸造于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它的内壁上铸有一篇铭文，讲述了一个叫做伯懋父的将军，依据当时的法律判理一起逃兵事件的经过。这段铭文也是今天的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珍贵资料。
然而，和西方世界一脉相承的法制观念不同的是，古代中国更倾向于用道德修养来教化人民。
先贤孔子曾经拿法律和道德做过一番比较，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认为法律只能约束人类不做犯罪的行为，其实是治标不治本，而通过道德修养，培养人类的向善之心才是大道。这种崇尚道德修养，强调自我约束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人奉行的修身治国之本。
上古时期的人类文明，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驰骋，虽然齐头并进，却彼此平行，互不相扰。
汉谟拉比辞世以后，两河流域重度陷入战乱迭生的怪圈。众多的征伐者中，强大而冷血的亚述人拔得头筹，这个军事强国伴随着残暴和血腥迅速崛起，在给予两河流域广大民众最大程度的伤害之后，又迅速湮没在民众的愤怒里，终致分崩离析。
直到2600多年前，巴比伦王国重度崛起。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荒废的巴比伦城址上再次建起了一座新城。这座新的城市比旧城更加宏大、辉煌。仿佛就一夜之间，昔日的光荣与梦想再度降临巴比伦城。
在西亚平原上，让我们迎着绚丽的夕阳向着巴比伦城出发——迈上迎宾大道——这是一条宽达18米，长达180米的王者之路。道路两边高耸的围墙在夕阳的映射下发出梦幻般的荧光，蓝色的墙面上绘制了成排的狮子，他们面向着巴比伦城的方向昂首待发，大道的尽头是雄伟的伊丝塔之门，伊丝塔是巴比伦神话里一位女神的名字，据说，她就是后来的希腊神话里雅典娜女神的前身；穿过伊丝塔之门，脚下的道路继续向前延伸，一直通往城市中心。在那里，巍然矗立着当时人类世界最壮观的建筑——巴别塔。
巴比伦城是上古时代人类世界的中心。新巴比伦城的富足与强大很快走到了极致，物极必反，挥霍无度与妄自尊大开始在巴比伦蔓延。仅仅88年之后，新崛起的波斯兵团在居鲁士大帝的带领下攻占了巴比伦城，新巴比伦王朝就此覆灭，后来的波斯王薛西斯被巴比伦人接连不断的反抗所激怒，下令焚毁了恢宏华美的巴比伦城和象征着光荣与梦想的巴别塔。
大约2400多年以前，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来到巴比伦城，这时的巴比伦城已经在波斯帝国辖下。无复全盛时期的宏大辉煌，尽管如此，希罗多德还是被看到的一切深深打动，他在著作中写道：“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中，没有哪一座城市可以与它堪比辉煌。”
新巴比伦王朝覆灭前后，亚洲另一端的古老中国也进入了群雄纷争的时代。与西亚平原的战乱更迭不同，中国的混战局面很快就有了结果。秦王嬴政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秦国。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中国幅员辽阔，地域之间语音习俗差异很大，秦帝国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使得各地域文化间的水乳交融成为可能。自秦以下，历经汉唐，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卢浮宫的古代东方艺术馆，我们穿越了6000年的西亚历史，铁马金戈之声在空气中飘荡。我们为巴比伦文明的失落而叹息，同时，也为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而自豪。
直到今天，西亚平原上依旧是战火连连，局势动荡……
巴别塔——这个古老寓言背后蕴含的深意，需要人类自己来回答。
2010年1月——伊拉克共有196人死于暴力袭击，受伤782人；美军在伊拉克的阵亡人数总数达到4375人。
西亚平原上依旧硝烟弥漫……
2010年2月——徐冰图标地书的创作还在推进中，探求人类的理解与沟通是这位中国艺术家创作不懈的永久动力……
2010年3月——自2008年西亚文明大展以来，卢浮宫东方艺术馆参观人数骤然增多。许多参观者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