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新时期的重庆文学，在整个20世纪重庆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和积淀，特别是经过新时期文学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快速发展，新时期重庆文学在整体上较之文化大革命前的重庆文学上了一个台阶，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作品。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更是给重庆文学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新时期的重庆文学是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中逐渐展开的。新时期重庆文学的发展，既与全国的文学发展保持了一致的态势，同时又因为重庆自身的原因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从新时期重庆文学发展的阶段性来看，新时期重庆文学的发展，大体可以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97年以前的新时期重庆文学，基本上是在原来的四川省框架内展开的。尽管其中仍然不乏一些新进的和优秀的作家作品，如傅天琳和李钢的诗歌、黄济人的报告文学等，但在总体上仍受到一定限制。例如，1979年12月29日，重庆作协在重庆文联举行自1956年成立重庆作协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体会议，到会会员总共却只有70多人。此外，重庆文学的成绩和特点，也只能放到原四川文学的框架内加以认识。1982年12月召开的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艺研究学术研讨会甚至也是在成都举行的。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重庆文学的发展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是，1997年的重庆直辖，并不是以一种立竿见影的、直接的方式对重庆文学的发展发生作用。然而，重庆作为直辖市的这样一种区域行政框架，却对重庆文学的主体性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1998年2月，中国三峡出版社首次以“巴渝作家书系”的名称出版了重庆作家的10部作品集。同月，200多人出席重庆文艺界1998年新春联欢会。这实际上是重庆成为直辖市以后重庆文艺界的一次大聚会。此后，1998年10月，重庆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在当时的重庆师范学院宣告成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0次学术年会暨新中国文学50年学术研讨会也在重庆师范学院召开。这仿佛是一个象征，它表明，重庆的文学工作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而来自北京和全国的专家学者，也开始把重庆看做是一个需要重视和重新看待的文学城市。
重庆是一个具有自身文学传统的内陆城市。它的长处和弱点，同样都会在新时期重庆文学的发展中打上深深的烙印。新时期重庆文学的发展，并没有在所有方面都取得相应的成就，而是突出表现在诗歌、儿童文学和纪实文学等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重庆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内陆城市，也因此成为一片诗歌的沃土。重庆之所以成为诗歌之城，既是因为它的悠久的诗歌传统，更因为它的封闭所带来的忧郁和多情。早在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傅天琳就在《重庆日报》上发表了她的果园抒情诗，1981年结集为诗集《绿色的音符》，获中国作协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奖。李钢也在1979年就发表了以悼念周恩来为主题的长诗《白玫瑰》，1983年创作的组诗《蓝水兵》更是引起广泛关注，1984年结集为诗集《白玫瑰》，获中国作协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奖。一个城市连续两次获得这样的殊荣，据说还是第一次。不仅如此，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中老年诗人如方敬、沙鸥、梁上泉、陆？、杨山、穆仁、余薇野、石天河、冉庄、万龙生、杨永年、徐国志、培贵、王长富、成再耕、柯愈勋、华万里等，在新时期也纷纷焕发艺术青春，创作出新颖的诗歌作品。青年诗人则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使重庆与成都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第三代诗”的重镇。虹影、王川平、梁平、向求纬、柏鸣久、冉冉、李元胜、廖亦武、李亚伟、欧阳彬、毛翰、雨馨、刘清泉等，成为有影响的重庆诗人。而重庆的民间诗坛，则以更为生动和热烈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存在。
重庆的儿童文学创作和评论则一直保持着活跃的态势和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地位。前述诗人张继楼、梁上泉、石天河、傅天琳、蒲华清、徐国志、成再耕、柯愈勋、钟代华，小说作者谭竹、谭小乔、赵晓玲、杜虹，评论家彭斯远、王泉根等，都曾为此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除了诗歌和儿童文学外，以黄济人为代表的新时期重庆的纪实文学创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世纪70年代末期，那时还是内江师范专科学校学生的黄济人却因为某种特殊的因由写出名震一时的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黄济人近期写三峡移民题材的新作《命运的迁徙》也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显然这不仅仅是一种偶然。此外，曾创作过长篇纪实小说《在烈火中永生》和《红岩》的著名老作家杨益言在新时期以来除继续创作了具有纪实特点的长篇小说《大后方》、《秘密世界》之外，仍以《红岩》故事为题材，写出通俗纪实读物《红岩的故事》、《红岩九烈士》、《红岩之光》、《红岩逸闻》、《雾都空劫》等。其中，仅《红岩的故事》发行量就达60万。新时期重庆文学中纪实文学的发达也不是偶然的。它们既是重庆文学纪实文学传统的发展，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重庆文学在总体上还较多依赖于题材、主体性还有待进一步确立的特点。
新时期重庆文学发展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那就是随着重庆成为直辖市，重庆文学的地域得到了扩大，重庆文学的丰富性得到进一步增强。1997年重庆直辖后，原四川省的涪陵地区、万县地区和黔江地区一并划归重庆管辖。一般来说，这种行政区域划分的变更对于文学并没有直接的作用。但就此而言，这一次的行政区划调整却使整个重庆的地形地貌和文化样态更集中体现了长江、乌江为代表的江河文化和川东地区崇山峻岭遍布的山地文化相结合的特征。这对重庆文化和重庆文学的自我体认和自我完善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重庆学者提出“巴渝文化”的概念以取代原有的“巴蜀文化”的概念，并举例指出，巴人喜欢痛快淋漓吃火锅，蜀人爱好浅饮细品盖碗茶。这就是文化的区别。其实，类似的区别还可以举出不少。但这也很容易走进一种浅薄的区域文化特征区分论，需要区域文化和区域文学研究者给予特别的警觉。文化之所以是文化，就在于它同时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属性：一方面，区域文化样态必然受到该区域自然地理乃至气候人口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必然是超越自然的。新时期重庆文学的区域文化特点固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它与四川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也是不可忽视的。
新时期重庆文学的发展，虽然至今也不能说它已经完结，甚至也不能说它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这给20世纪重庆文学的所谓“盖棺论定”带来了困难。但不能否认的是，新时期重庆文学的发展，在推进重庆文学的发展上上了一个台阶。重庆作家协会会员的数量以及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数量，都成倍增加。新时期重庆文学的发展，也可以说形成了新的文学传统，包括诗歌创作中的抒情性、小说创作中的纪实性以及戏剧创作中的喜剧性等，都在传统重庆文学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此外，还应该看到，新时期重庆文学的发展，对于促进新时期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直辖以来已经颁发三届的重庆文学艺术奖，不仅在促进重庆文学自身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也进一步提高了文学在重庆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一个有着三千万人口的直辖市，重庆文学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与它的地位是不相称的。重庆文学一直缺乏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学大家和重要作品。重庆文学在总体上属于封闭的内陆山地文学，缺乏一种开阔的眼光和深邃的厚度，满足于自我欣赏，因而难以形成大气候，不容易产生大作家，也没有产生有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新时期重庆文学除了前述杨益言、陆？、梁上泉、沙鸥、傅天琳、李钢、黄济人、余德庄、莫怀戚等作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外，多数重庆作家属于业余水平，只是在本地有一点影响。这又导致了新时期重庆文学在全国的相对地位较低。重庆文学除了傅天琳、李钢、李元胜的诗，黄济人的报告文学，王群生、莫怀戚的小说以及冉庄、阿多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全国获得过奖项外，其他基本上都在全国没有影响。代表国内文学创作水平的茅盾文学奖至今与重庆文学无缘。重庆文学在规模、总体实力和影响上不仅远不如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而且与邻近的四川省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更重要的是，重庆文学在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不明显，对重庆社会文化发展的贡献度不大。从相对可以比较的角度看，重庆文学对重庆社会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不如其他艺术（如戏剧、美术、书法、杂技等），也不如报刊、电视等文化传媒，甚至不如群众文化。关键是重庆文学没有创作出具有史诗性和经典性的作品以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因此，新世纪重庆文学的发展还任重道远。
新时期以来的重庆诗歌
第一节 奇异的内陆诗歌沃土
重庆是一片诗的沃土。这是一个颇为奇异然而又是不争的事实。
重庆的诗歌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诗歌既是抗战文学的重要内容，也是重庆文学值得珍视的成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庆的叙事文学几乎仅有一部《红岩》一花独秀，而在全国有影响的重庆诗人则有方敬、沙鸥、陆？、杨山、梁上泉、雁翼、张永枚等。新时期以来，重庆诗歌创作更是呈现出繁荣之势，甚至一度成为两度荣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新诗创作奖的城市和“第三代”诗的重镇。
新时期重庆诗歌的发展，与整个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步伐，同时也显示出自己的某些特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的重庆新诗主要扮演了拨乱反正的角色。一批老诗人如陆？、梁上泉等开始恢复具有革命现实主义特色的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受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的影响，诗歌创作艺术观念和艺术方法得到明显更新，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诗歌创作成为新的潮流。傅天琳、李钢、王川平、梁平、李元胜等诗人逐渐成为新一代的诗歌代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的以廖亦武、李亚伟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诗歌和莽汉诗歌，则反映出新时期重庆现代新诗的热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一种更为开放、更为自由、更具市场运作特点的文化氛围下，重庆诗歌与全国的情况一样，一方面逐渐疏离宏大叙事和矫揉造作，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更为平淡和自由的方式深刻契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李元胜、雨馨、何房子、大车等人的诗作是典型的代表。
除了诗歌创作外，活跃的诗歌理论批评也对重庆诗歌风气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重庆的诗评家，老一辈的有石天河、马立鞭等。新时期以来活跃的诗评家则有吕进、彭斯远等人。年轻一代的诗歌理论批评者则有李怡、周晓风、蒋登科、王毅、赵心宪等。以吕进教授为代表的原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在推进重庆诗歌发展方面不遗余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重庆诗歌的发展，有着广阔而深厚的民间基础。不少企事业都有自己行业内部的文学组织，有的还编印了内部文学刊物。重庆市总工会所属的工人写作组经常开展活动，并定期出版《企业文学》杂志。重庆钢铁厂、长安集团、嘉陵集团、长江航运集团等企业积极扶持文学新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首先都是诗歌爱好者和业余作者。许多区县甚至个人也对诗歌给予了格外青睐。重庆市北碚区文化馆不仅慷慨接纳了来自缙云山农场的果园诗人傅天琳，而且还编印了专门的诗歌小报。重庆市南岸区的文学爱好者坚持办好《南山风》。老诗人穆仁则自费创办了《小诗原》的诗报。
除此之外，重庆民间诗歌的大众化写作也具有深厚的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新诗潮诗歌潮流之一的“大学生诗歌”就诞生在重庆。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尚仲敏、燕晓东等人创办了一份《大学生诗报》。尚仲敏的一首名为《关于大学生诗报的出版及其它》的诗作从一个侧面记录了这一事件。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间诗歌与主流诗歌的差异日益明显。重庆民间诗歌也呈现出漫山而起之势。廖亦武的一首《大盆地》突出表现了这样的情愫。所谓“新传统主义”、“群岩突破主义”、“第三代诗”等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重庆民间先锋诗歌的活跃态势。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民间诗歌成为不可或缺的风景。诗人培贵策划并出资、张育仁主编推出《重庆青年诗歌年鉴》。其中，“本年度重点提名”栏目推出9位重庆青年诗人的组诗。他们是：李元胜、义海、钟山、马联、张于、虹影、梁平、大车、菲可。“35种风度”则推出漆维、吴岩松、雨馨、韩宏丽、孟成镐、李灵等35位青年诗人的作品。篇末另有诗评家张育仁的长篇论文《一个内陆城市的诗歌精神或诺亚方舟》。民间诗人不仅经常在酒吧举行诗会，还创办了名为《界限》的诗歌网站。李元胜的《关于〈界限〉幕后的故事》不仅谈到《界限》本身，还从一个侧面透露出重庆民间先锋诗坛的动向。九龙坡区的诗歌爱好者张智创办的《国际汉语诗坛》则是一个奇迹。该刊不仅坚持了多年，而且还把影响扩展到了海外。
也许是重庆多山，民风粗粝，也许是重庆多雾，人们容易多愁善感，总之，重庆人是那种富有情感生活的一类人。有时也被称做所谓性情中人。进一步说，这还涉及到重庆人特殊的情感内涵和情感方式的问题。这或许就包含着重庆成为诗歌沃土的原因。换言之，也可以说，重庆的文化土壤是适合诗歌的。一般认为，现代小说的发展，似乎特别需要两种文化氛围。一是一种深厚的生存文化，使人在一种特别艰难的条件下保持对生活和生命的执著，可能产生深刻表现人的命运的作品，这就是陕西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和山西作家李锐等人的写作所表现出来的状况；二是在一种特别开放自由的文化状态下达到的感觉的解放和视野的开阔，可能产生特别富有创新特点的作品，如上海的王安忆、南京的韩东、河南的阎年科等人的作品。恰好这些正是重庆文化所缺少的。重庆文化乃是一种内陆的、相对封闭的、粗粝的文化。这种内陆的、封闭的文化土壤加上现代以来的诗歌传统，正好成就了当代重庆的诗歌。但重庆诗歌情感内涵的过“野”（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和情感表现的粗糙，则又从另一个方面限制了重庆诗歌。因此，我们期待重庆这一片奇异的诗歌沃土长出参天的诗的大树。
第二节 重庆诗坛的常青树
方敬（1914―1996），四川万县（现属重庆市万州区）人，青年时期就读于北京大学外语系，1938年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先后辗转于成都、昆明、贵阳、桂林、重庆等地，在大学和中学教书，并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新中国成立后，方敬历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外语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院党委副书记等职，并兼任原四川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市人大代表等职。
方敬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主要写作诗歌和散文。方敬早期文学创作受何其芳影响，多以阴郁的笔调直接抒写内心的苦闷和对于生活的敏感。抗战爆发后，方敬的文学创作和时代同步得到发展，作品更多表现出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发出的强音。新中国成立后，方敬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从事教学研究和行政工作，诗歌创作明显减少。但仍然是四川和重庆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重要诗人和作家。新时期以来，方敬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又趋活跃，并且形成他的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潮，创作出版诗歌散文作品多种，代表作品有：《拾穗集》（诗集，1981）、《花环集》（散文集，1983）、《飞鸟的影子》（诗集，1990）、《花的种子》（诗集，1990）、《方敬选集》（1991）等。
方敬新时期的诗歌创作在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方敬新时期的诗歌创作一方面保持了他一贯的现代诗歌创作风格：抒情细腻而具体，语言质朴而富有感染力；但另一方面，丰富的人生阅历，特别是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学的巨变，使方敬的诗歌审美理想多少有了新的变化，也使方敬晚年的诗歌创作更趋含蓄和简朴。“选材精巧，表达委婉，语言朴素的艺术风格得到了丰富与超越”。成为方敬新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如诗人晚年回到故乡红砂碛所写的怀想少年时光的作品：
在没有怀想中怀想，/心里把美丽的石子蕴藏，/经历四十多年的风霜，/带回诗的馈赠重游碛上。
坐在眷恋的红砂碛上，/他在重温昔日的梦想，/长江奔流过他的家乡，/家乡一片美丽的风光。
他俯身拾起垂髫的热望，/翘首遥望孩提幻想的远方，/江流碛不转，又匆匆告别故乡，/他的足迹却深深印在碛上。
方敬晚年诗歌创作最受人称道并引起广泛重视的是他的四首以赋命名的长诗：《高楼赋》、《祝愿赋》、《生命赋》和《季节赋》。如他的《高楼赋》：
从世界来，到世界去，
是路，不是等待，不是求祈，
不只是渴望，不只是憧憬。
路是人走的，为人开辟，
千里万里千千万万里，
不撒玫瑰花，不铺红地毯，
不忘路上的风雨和荆棘；
万年的路上还有矛还有盾，
路逸出时间，超过空间，
又是时间的绵延空间的延续。
从这些句子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诗人的那一颗跳荡的心音，但这些作品也因带有更多的哲理色彩而不如此前具体的抒情那样更容易获得直接的感受。
沙鸥（1922―1994）是中国当代诗坛享有盛誉的重庆籍诗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新时期复出后，先是在黑龙江的《北方文学》编辑部做编辑，后又成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1986年离休后回重庆定居。沙鸥新时期以来创作出版的诗集有：《情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一个花荫中的女人》广西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失恋者》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寻人记》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沙鸥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
沙鸥出生于重庆巴县，青少年时期在重庆求学和参加诗歌活动，直到1946年24岁时离开重庆去上海，可以说重庆的生活和文化孕育了沙鸥的诗歌。因此，沙鸥尽管1986年离休后才从黑龙江回到老家重庆定居，其间横跨了40年的历史时空，仍然很快被故乡的文化所吸附，不仅诗歌创作出现新的高潮，而且酝酿着新的突破，对新时期重庆诗歌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沙鸥对重庆诗歌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早期的四川方言诗歌创作，提升了具有重庆地方色彩的诗歌创作的影响，开辟了重庆诗歌创作的多种可能性；二是新时期离休回重庆定居后的诗歌创作，既是沙鸥自身几十年诗歌创作新的超越，也反映出诗人“叶落归根”后在新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对于重庆文化的新的感悟，从一个方面代表了重庆老一辈诗人诗歌创作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水准。
沙鸥曾把他的诗歌创作归纳为三个历史阶段：1939年至1944年主要是写人生、写自己的情绪；1944年至1985年主要写客观生活；1985年以后重新写人生、写对于人生的多方面体验和感悟。。而且，沙鸥在爱情诗、山水诗等方面均有独特的贡献。但如果从诗体的角度看，沙鸥的诗歌创作概括也可以概括为“方言诗”、“八行诗”和“新体诗”三个阶段。沙鸥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重庆开始运用四川方言创作诗歌，受到诗歌界关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唐人绝句，寻求诗歌创作新的突破，创“八行体”诗，被诗界称为“沙八行”。沙鸥的“八行诗”的前提仍然是现代白话诗，但沙鸥通过分析发现，“古典绝句的容量，用八行最适于表达；古典绝句的表现技巧，很适合用八行来表现；古典绝句的艺术特色，也能在八行中再现”，而且不仅是古典绝句，新诗也可以适宜用八行诗来写作和表现。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沙鸥创作了大量的“八行诗”，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但沙鸥的“八行诗”并不刻板追求诗歌语言的外在形式，内部亦有多种结构类型，因而并无所谓格律之累。如他的《望云》：
隔墙是谁在弄琵琶，
秋云漫渡葡萄架，
多像青衣江的流水呵！
在那葱郁的群山下。
一阵风从树梢吹过，
云变成了一瓣瓣梨花，
你拾着那洁白么？
瓣瓣都是我的牵挂。
因此，沙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突破“八行诗”并创造“新体诗”虽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两者之间仍然有着内在的联系，并没有截然的划分。试看沙鸥的一首“新体诗”《山村》：
两只粗笨的手
捧着
小块蜂房
山色，骆驼的峰背
风声也是沉默的
安宁河
在碎石上溜达
肩着厚重的山影
几条炊烟
拴牢土地的绳。
显然，与此前的“八行诗”相比，“新体诗”更突出了诗人的独特感受和表达，情感内涵显得更为复杂，原来的诗歌“形象”更多转化为“意象”，语言表达亦不如此前的“八行体”那样流畅。它反映的实际上是当代新诗朝着现代诗歌发展方向的一种内在的转化趋势，应当得到积极的评价。
梁上泉新时期新诗创作仍是其诗歌创作最重要的方面。作品大多收在《梁上泉诗选》之中。梁上泉的新诗创作仍然保持了他的一贯的注重音乐性的特点，语言明亮，音韵和谐，被认为是一位“准现代格律诗人”。如他的《六弦琴》以及《不老草》中的“六弦琴续弹”中的“六行诗”，既坚持基本的现代汉语语言方式，又有大体整齐的句式与和谐的音韵。如他写于1993年的《大小三峡》：
三峡，小三峡，小小三峡，
万首诗，万支歌，万幅图画，
最雄壮，最奇险，也最秀美，
是传说，是神话，还是童话？
问屈原，问昭君，再问李白，
一个个，守奥秘，笑而不答。
但梁上泉新时期新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不再像50―70年代那样以抒写奇特瑰丽的少数民族新生活和西南边疆风情的题材取胜，而是多取材日常生活，并且逐渐达到一种随处点染的地步。这种不以题材取胜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做是诗人的诗歌创作成熟的体现。如他的《太阳的香气》：
当你换上刚晒干的衬衣，
当你盖上刚洗净的被子，
当你采下刚成熟的果实，
当你打下刚晾干的谷粒，
可曾引起你灵觉的注意，
注意那沁人心脾的气息？
有的带着肥皂味儿，淡淡的，
有的带着奶酪味儿，甜甜的。
劳动的喜悦，生活的情趣，
都渗入这太阳的香气！
梁上泉过去的新诗创作大多清新流畅，朗朗上口，有的则显得清浅而缺乏余味。但梁上泉新时期以来的新诗创作则又在出神入化的语言中多了一份含蓄。如他的《偶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