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学与寻生活的新风景
——俄罗斯学者与作家的当下生存姿态
张建华
20世纪的90年代初，谈起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的生存状况，就连有头有脸、名声显赫的学者、作家、大学教授都会表情凝重。此后，几次再访莫斯科，我发现他们做文学与寻生活已经有了另一番新的风景。
我要讲的是在俄罗斯文学领域里知名度不一，但在各自的圈子里被同行和读者高度认可的3个“文学贵族”。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贵族”绝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指文人的一种精神价值，一种生活情调，是对美的文学理念与美的生活的一种崇高的追求与向往。他们是分别在20世纪40、50、60年代出生的我的3个俄罗斯同行与朋友：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涅勃利辛、作家波里亚科夫和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教授戈卢布科夫。
风景之一：涅勃尔辛，谢尔盖·安德列耶维奇，1940年出生在军人家庭，语文学博士、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与文学史家，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文学理论研究室主任、俄罗斯作协会员、多种文学批评奖获得者。
大学者涅勃尔辛的生活在新世纪依然说不上奢华，可以说是简朴，甚至有点儿寒酸，简直像是穷人一样的生活：形状、花色不一的茶杯，袋装红茶，有些干硬的厚饼干，咖啡，就算是他自己和招待客人们用的餐具和午餐。但令我感到新鲜的是，两次在他的显得凌乱、破旧的研究室里见他，他总穿着白色对襟的纯棉粗布中式上衣。他说，这既是一种中国情结的使然，也是对天然“绿色”衣着的崇尚。显然，这是他几次来华后显见的“文化成果”，是当今出现在西方的“中国热”这一全球化语境下俄罗斯文人对东方文化的新的领悟和吸纳。
简朴、淡泊的生活却始终没有让他停止施惠于前来求助他的人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总能看到从独联体各国前来向他求学问的年轻学者、研究生，除了循循善诱的教诲，他还总能送上珍爱的书籍直至提供他们所需的帮助，从住所到物品。有一次，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去研究所送还他一本书，门卫告诉我，为了营救一个在亚美尼亚埃里温被劫持的朋友，谢尔盖·安德列耶维奇刚刚含着眼泪、忧愁满面地离开，奔波忙碌去了。晚上我接到了他的电话，除了致歉，他欣喜地告诉我，他的好友已经获释，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当智慧无法完全解决生存的困顿时，便需要一种淡泊、从容的心境在酷爱的事业中去消解困顿。文学不仅是涅勃尔辛主要的精神空间，而且成了他十分重要的生命内涵。这不是阿Q精神，反而是一种精神境界与人格素质，是出世、拙朴、精神固守的品格，这种仿佛像是自闭与自矜的性格，实际上是一种类似献祭的做学问的方式，它所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精神与思想的独立与自由。
学者的生涯无非是静心读书研究，但是社会动乱和政治风雨打破了书斋的宁静，从而使他的学术人生充满了沧桑与艰辛。涅勃尔辛一直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体制内”生存，却因为执著、坚持己见而无法消钝其不合时宜的一面：无论在苏联时期还是在后苏联时期，他对主流意识形态都持一种“他者”的立场。在学术自由被视为奢侈的岁月，执著于学术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叛逆。而在自由被滥用的年代，执著心灵的良知、恪守美好的传统也是一种离经叛道。因为真正的学问要求学者自觉地排斥社会主流的声音，用一种潇洒与清纯回到本原的智慧和精神境界中去，没有这样一种信仰作支撑，学问就只会是包装、装饰而已。除了思想、学术本身之外，他似乎别无其他野心，亦无其他所求，达到了一种精神的闲寂。这种闲寂并非懒惰，而是挣脱了世俗功利追求后的一种精神自由与灵感智慧。拒绝把学问当作标签和虚名，这正是大学者异于学术市侩之处。
站在新与旧的交接点上，这位理论家既保持了人文传统中朴素坚韧的一面，又吸收了广阔的世界眼光和理性气质。他说，任何文学要想成为真正的文学，首先必须向读者提供审美享受。比如说，面包的腐烂是必然的一条规律，但表现这种规律的文学绝不会给人带来愉悦与享受，所以，规律性的东西未必能成为创作要反映或表现的对象。其次，文学还必须告诉读者国家、民族、人类生命肌体的疾患。高尔基的剧作《底层》和扎米亚京的长篇小说《我们》，还有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之所以不朽，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是因为作家批判了今日人类社会中仍存留着的反人性的东西：人的精神苦难与极权主义。这两者是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中都普遍存在的。
作为俄罗斯当今的一个文学批评家和多项文学奖金的评委，涅勃尔辛指出，当今的许多文学家把苏联时期的不自由夸大了，而将如今的自由夸大了，却忽略了文学的根本——对人的精神关怀。普希金、歌德笔下的生活都是温暖的、可爱的，充满了作家对人类的精神关怀，即使是现代主义的、存在主义的作家也是怀着一种消除现实生活中的缺憾、罪恶的精神理想来体恤社会和人类的。同样是苏联时期的小说，相对于布尔加科夫的创作而言，伊利夫与彼得罗夫的《十二把椅子》中的笑就缺乏这样的一种人文关怀。他说，当代俄罗斯的“爱国派作家总有些痴愚，缺少机敏与睿智，文学不能仅仅仰仗于否定和怀疑，应该有新的思想智慧作为支撑。而当代流行的俄罗斯作家，像索罗金、维克多·叶洛费耶夫、佩列文等，虽然很有才气，但缺乏对人、社会的一种关怀与温情”。提起文艺学的研究成就，他说，寻求当代文学中的神话因素与探究文学中的互文性特征，这是文学的当代文化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突破。
1993—1996年间，谢尔盖·安德列耶维奇曾在日本大阪的一所大学里任教4年。提起这段生活，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美丽的日本女大学生爱上了一个来这里讲学的俄国教授。教授不能不为青春美丽所动，但由于他在俄国已有自己的家和孩子，所以不敢造次，但这位女子仍然锲而不舍。教授在一种迷乱的心境中中途离开日本回国。未料，日本女子万里迢迢来莫斯科寻爱，最后居然来到涅勃尔辛家中，非要找到那位教授不可。事情的结局当然是日本姑娘最终放弃了爱。故事的隽永之处并不在爱的本身，却在于讲述者对这件事的理解与阐释。涅勃尔辛说，他本人后来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妻子，而妻子则将这桩跨国爱情移栽到了丈夫身上，“无端”生出了一段怨情，于是他再次东渡扶桑是由妻子派出的女儿陪伴的。
在涅勃尔辛的整个叙说中，我始终怀着一种类似猜谜般的愉悦与亢奋，他并没有阻止我对爱情故事主人公的猜测，而是一边用温暖的语言体恤着女性的爱恨情仇，一边用一种一针见血的深刻揭开男女两性关系龃龉、防范的底色。当代人谈爱情似乎没有年龄的限制，从十几岁到几十岁，均有可能。其间，爱欲、责任、道德、伦理、痛苦、怨艾、妒嫉、困惑等一团纠葛，男性文人的生存境遇中还有别样的矛盾、波澜起伏。学者在向我提醒人们注意男女的不同，而在这不同中，弱势的女性反而蕴含着巨大的优势，而男人却有点牺牲品的味道。他所讲述的故事也许不一定要听者当真，但讲述者的一系列思考却值得我们玩味。他说，一个男性对女性的正确认识，来自于对女性的爱，真正生动而具体的爱，也只有爱去了之后，才有可能构筑自己关于女性的真切的知识与理解。缺乏精神“给氧”的生活里，很难有爱情生长，真正的爱必有自由的呼吸，飞扬的意志。
我觉得，涅勃尔辛始终有着一种心灵哲学，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生活中他都在探索哲学。他喜欢在深思冥想中寻求一种心灵的沉寂与圆满。他仍然是有梦的，在精神世界上是不甘平庸的。他的人生不是茫茫然的探寻与模糊的希望的结合，他不赞颂人生，也不诅咒人生，而是怀着不无凄然的心境来观察、思考人生。在仍显艰难的时世，他十分从容、机智地生活在日常之中。
风景之二：波里亚科夫，尤里·米哈伊洛维奇，1954年出生的一个工人的后代，小说家、剧作家、《文学报》主编、莫斯科作协理事会副主席。
近年来，是小说让他声名鹊起，还是他使得如今的小说销售走高？我甚至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我来到位于莫斯科新阿尔巴特大街大型书屋的那天，正逢他签名售书，小说售书厅人头攒动，收款台前排起了长队。其中有不少中老年读者，而年轻读者，特别是女读者也不在少数。书店经理告诉我，波里亚科夫的小说在2004和2005两年持续畅销。一个月后盛夏的莫斯科国际书展上，他的展台前更是被汗流浃背的读者挤得水泄不通。我问一个女性读者，是什么打动了她？她回答说：“波里亚科夫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今天我们的真实生活，他的写法幽默、风趣，还不乏辛辣的讽刺。没有有些作家的自命前卫，自作风流。”
有评论说，波里亚科夫是当代“讽刺文学的高手”、“快乐文学的行家”，而“日常”和“情爱”这两个题材谁都不及他写得地道。《无望的逃离》中的男主人公靠自己的男性魅力，在放纵滥情的生活中逃避现实，左冲右突。同样以男人的情感生活为主要情节的2005年的新作《蘑菇王》，讲一个原生态的男人如何寻找原生态的生活。在这些作品中，“肉身沉重”是为表现“焦虑与迷茫”服务的。男男女女，多条线索，情感故事以及人物崎岖复杂的心路历程，在小说的叙说中互为穿插、牵引、印证，构成一种相互映衬的“镜像结构”，极具可读性。小说强调人心灵世界的内省层面，特别是表现在经济窘迫与社会动荡不安的条件下，人对自身命运与处境的深沉忧郁，人们普遍放纵而追求精神解脱的欲望。作品的魅力在于作家对俄罗斯现实问题的思考不同于哲学家，很有点“文学低于生活”的味道，幽默风趣的语言和具体、突兀、有趣的情景细节，使得阅读很是刺激过瘾。
波里亚科夫的创作没有那种活鸡汤鲜美口腹的惬怡温馨，而是一种麻辣烫，一种火辣辣的爽快。他尤其对人物隐秘情感的揭示十分“纵情与放浪”。他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充满欲望的，甚至不无“展示肉身癖”之嫌。这一点，甚至连他的老婆都很有些不满。与扭扭捏捏地把玩生活的有些作家不同，他往往都是凶猛地扑向生活，无情地展示那生活底下的“小”来。其实，表现通常意义的淳朴善良、人格魅力、男人胸怀、女性温柔都是远不够真实的，在无所不在的两性关系的展示中，在日常生活的乏味与辛劳的表现中，在不同命运的相互包容中，对生活与人的看法才能在生命的潮汐中真实地浮现出来。正如他的笔下人物所言，如果一个作家的思想神圣得让人敬畏，再好也难让众人称赞与接受。
波里亚科夫说，文学是对时代价值观进行校正的伟大手段。文学不回答问题、不提出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文学应该提出并回答问题。谁之罪？怎么办？俄罗斯向何处去？谁在俄罗斯生活得好？从来就是俄罗斯文学提出的重大问题。伟大的文学家既应该是发问者，也应该是应答者。文学应该具有对真实性的诉求，强调对社会、世界的真正的认知；同时它又是内向的，是对自我的描述，是用自己的心跳和血液书写的。波里亚科夫是一个风光并不仅仅在外的成功作家，他没让自己的心灵慢慢风干。他的创作撩起社会与人群的一角，让人们把自己、周围的人与社会看得更清楚。
小说家认为，作家既要面对现实的心灵苦难，还要对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个智性的责任感，当下性与永恒性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责任感绝不是说教感。文学对自身使命的忠诚在于文学家应该让文学给人以爱的照拂，美的愉悦。文学的精神关怀与文学的娱情功能是需要融合在一起的。他的解释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俄罗斯作家在张扬传统人文精神中的一种新的追求。尤里·米哈伊洛维奇的确具有一种解构神圣的游戏精神，有一种狂欢姿态，即发自内心的、自然的喜悦的表露，对社会的一种健康的批判精神，它是与主流、前卫文学的对立与悖反，不是硬性的营造与做作。他用机智的幽默，愉快的讽刺告诫读者，一些文评家们往往被重大文学现象的光辉灿烂所吸引，并简单地想用文学的主义来解释，却忽视了对文学精神本质的考察。
视觉时代的到来，使得印刷品与戏剧、电视作品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同居的时代。波里亚科夫的文学创作已经呈现出书籍、舞台、电视三位一体的鲜明特色。家庭情爱小说《无望的逃离》已经有了8集的电视剧，社会讽刺长篇《母羊奶中的羊羔》被改编成了情景喜剧，剧本《性亢奋》也以《换妻》的灼人眼球的命名出现在了舞台上。严肃文学的大众化与文字作品的视像化无不体现出当今这位俄罗斯作家在消费时代全面到来时的精明：出售浪漫、出售爱情、消费文化。小说、戏剧、电视剧的同时流行，使得他在当今的流行文化市场上颇有一枝独秀的味道。人们失落的精神需要文学的滋补，而人生的浮躁不安也需要幽默与讽刺来松弛减压，这样庸常的生活中便有了豁达与乐观，有了欢乐与笑声，于是波里亚科夫也就成了愉悦大众的创作“明星”，也许这也是他在2005年莫斯科书屋获得全俄销售业绩第四的原因之一。
入乎文学，而又出乎文学的人生境界使得波里亚科夫的人生中不但有理性的焦虑，而且还有快乐、兴奋，更有创造生活的激情。在观摩了他的一个个令观众兴奋不已的话剧之后，他把我领进了他的家。那是位于莫斯科郊外作家创作圣地，别列捷尔金诺森林公园里的一座漂亮、宽阔的别墅。300多平方米的两层实木小楼里还专门辟有一个地下储酒窖，足有1 000平米的庭院中不仅有一个砖砌的大烤炉和堆成了小山的劈柴垛，还有一个供小孙子游泳的清水池。别墅四周被参天的松杉环绕，一只高大雄健的猎犬“男孩儿”俯卧在大门前的台阶上。波里亚科夫并非靠巧取豪夺一夜间致富的“俄罗斯新贵”，却是用取之有道的财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新一代作家。尽管我所信奉并理解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总有点弱肉强食的味道，但对强者的崇拜与羡慕毕竟是我们还有新一代人人生哲学链中的一条。说实话，我个人读波里亚科夫之所以津津有味不仅仅在于他的小说，还有他的创造生活、善于生活的能力。文学是伟大的精神产品，但服务于读者与市场的它还是一门利润很高的“产业”，与其他商业领域一样，它同样需要创作人的精明能干，需要有绝妙的创作对策，要有对读者心理的研究，要有利弊的权衡，营销的考量，等等。要不，怎么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一写，读者就受用、市场就闹热呢！
风景之三：戈卢布科夫，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1960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职员的家庭，语文学博士、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教授、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
“我是一个钟情文学的学者，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男人”，每当我听到戈卢布科夫说的这一句话时，都会感慨万分。对事业的钟情与对生命真实性的珍视，杰出学者与杰出男人的角色一样都会让人肃然起敬。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住在离新斯罗波茨卡雅车站不远、莫斯科人文大学斜对面一座居民大楼6层的4室1厅的寓所中。18平米书房的两面墙几乎被顶到2米8高天花板的书架挤满，一张大大的写字台上堆满了书。戈卢布科夫的生存姿态，在工作日里可以浓缩在这间欧式的豪华且优雅的书房里读书写作的教授形象中，而在假日中则浓缩在携带妻女自驾车奔驰在欧洲各国的旅行者的身影中。
戈卢布科夫无疑是当代俄罗斯文学学术界队伍中极具才气的年轻的一员，35岁获语文学博士学位，39岁获教授头衔，这在苏联和俄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升迁史上是不多见的。他的学术写作具有与老一辈学者不同的气质，显示了学术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激情洋溢、立场鲜明、通俗客观且可读性强是他的学术著作的一大特色。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他的研究对象，无论是苏维埃的，还是俄国的，对他而言，重要的是作家与作品所富含的精神是不是被他由衷地欣赏、纵情地吸纳，能否最终成为他内心气质的组成部分。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他和如今当红的文评家涅姆泽尔、盖尼斯、利波维茨基等人根本的区别。注重感情与审美的追求可以在他写的《教研室札记——新的和最新的俄罗斯文学问题》一书的序中得到生动的体现。他在学术上的严谨性可以用他自己的表述来说明，他说：“一个文人可以在语言上有风格，但不能在知识上闹笑话。”
批评家的角色不同于研究者之处在于他所密切注视的是当下正在发展运动变化着的文学现在时，作为批评家的戈卢布科夫的对文学的当下批评又是与文学历史进程始终紧密地融成一体，他的批评行为也就成为当代文学本身的一个重要部分。无论是立足于宏观扫描与总结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历史研究著作《失去的抉择：苏联文学一元化理念的形成》、《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分裂之后》，还是直接切入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的专论《高尔基》、《索尔仁尼琴》，都体现出一位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对文学的深深的关注和思考，其中不乏卓尔不群的立论，更有立意高远的把握。他的切入点总是充满新意，有锐气，有震撼感。比如，关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苏维埃小说创作，他旗帜鲜明地表示，白银时代以及西欧文学的现代主义并没有因苏维埃新文化的出现而终止，而是以表现主义或印象主义的样式仍然活跃在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坛上。又比如，正在当今关于俄罗斯文学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评介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作出了惊世骇俗的结论，说这一思潮的美学形式已经走向衰亡，新世纪托尔斯塔娅的小说《克司》标志着它的寿终正寝。
除了以教学与科研的方式思考文学，戈卢布科夫还以创作的方式感受着文学。注重感情的审美追求使得文学创作成为他生活情趣的一个组成部分。发表在文学杂志《旗》1995年第9期上的纪实中篇小说《莫斯科——柏林》是他的第一部处女作，它标志着学者走向作家的一个新的开始，标志着操练学问与浪漫文学的美妙的结合。正如他的小说的副标题“30年代的个人生活纪实”所言，在他的文学世界里，融进了他的家族中许多人的个人生活经历，并由此折射出20世纪苏维埃俄罗斯社会知识分子重要的生活侧面——精神的漂泊。这种精神漂泊既有因社会政治原因导致的心灵归宿的难觅，也有因自身生命追求而发生的精神探索的无果。教授告诉我说，他们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遇到了俄罗斯历史上最为迷幻的时代，他们身后既无厚重的历史，眼前也没有明亮的未来。脆弱、抗争、无奈——这是当下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也是俄国社会再次跌落和再次奋起刻写在他身上的历史印记。小说主人公曾经这样表述其复杂的心境与情感：既有一个渔夫已经感觉到大鱼上钩的欣喜，也有一条岩鲤或是河鲶咬上鱼饵却还想吐出鱼钩的惊恐。这种猎手与猎物皆有的心境与感情很像他们当下的状态。
生活让这个已经步入中年的年轻学者依旧心逸神酥，他爱美丽的大自然，爱迷人的女性，爱天真的女儿，爱美食。他家书房屋角小桌上的电脑屏幕上始终映现着美丽的俄罗斯风景，桌旁的花瓶里老是插着一支鲜亮的康乃馨。无论身在何地，戈卢布科夫始终怀揣着比他小10多岁的美丽的妻子的照片，惦念着活泼可爱的女儿。他善于在现实中浓缩教学、作文的时间，尽情地拉长玩耍、度假的时间。生命不过就是一些时光片断的集合，它无情地按照自然规律在流逝，谁都无法改变这些规律，但他能够精细、巧妙、富有创意地拨弄生命的“计时器”，让其每一个片断都呈现无比亮丽的色彩。
2004年夏天，已经有了4岁女儿的戈卢布科夫与妻子正式举行结婚仪式。4年的共同生活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实现续补蜜月旅行的浪漫畅想。于是，历时一个月零十天，周游欧洲8国，夫妇俩带着爱情的结晶自驾车完成了一次畅快的婚礼之游。戈卢布科夫经历过两次爱情。第一次爱情给他大学生活带来过欢乐，也令他有了家庭生活不愉快的经验和冲出“围城”的历练。做爸爸，也并非他人生的第一次，他已经有了一个在大学法语系毕业、在法兰西银行工作的青春妙龄的女儿。那年，听说我也有一个已经成人待婚的儿子，他郑重地提出，能不能让两个年轻人见个面，让我们分属不同民族、国度的两个同行家庭攀个亲。从他的言行中我感受到一种让生命青春的舒畅。他的舒畅让我也舒畅起来，那是一种让人羡慕的生存环境和生活韵律。
人生不可一日无吃，而吃无止境。这也是我们的话题每每能和谐碰撞的缘由。我们的闲聊可以从俄罗斯各类的伏特加到中国各色的佳肴。为了证实他对俄罗斯伏特加历史久远、种类繁多的论断，他领我来到位于克鲁泡特金车站附近的“奥勃洛莫夫（1）酒店”，让我品尝了足有75度的伏特加，感受19世纪俄罗斯贵族豪饮狂吃的酒店氛围。一溜排开可供顾客任意选择品尝的烈酒，大小不一的酒杯，颜色鲜亮的各种碗盅盘碟，生冷熟热无不显现出俄式大餐独有的丰饶。崇尚天然风味的这位美食家说，东方人爱用的鲜美无比的味精简直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谎言。我着实在这个沉浸生命于美食境界的学者身上看到了精神与物质，存在与本质的崭新的搭配，他让我这个来自美食之国的中国人都得到一种照耀与沐浴，得到对生活的新鲜理解。从戈卢布科夫的身上我常常想到他们的上一代人，比起他来，他们少一些物质，多一些理想与精神，两代人敏感的神经与触角的走向也有所不同，通过对他的观察可以了解俄罗斯文人流变的微妙性、丰富性，现实性与现代性。
3位文学名人都具有明星的风采，当然，我所说的不是少男少女盲目追崇的那种大众文化的“明星”，而是那种以其智慧的光芒照亮生活中的阴郁从而改变生活氛围的人。一方面他们痴迷地试图超越日常生活，追求生命的智性，一方面又如此迷恋乃至深陷于日常生活的诗性之中。事业与生活画出了3个俄罗斯文化人生命个体的全部线索。他们尽管年龄各异，性格气质不同，但都有做文学与寻生活的理念中的相似点，也都活得生龙活虎。对这个充满了声、色、香、味，可感可触的世界都总是那么充满激情，他们眼中颤动着的热情能唤醒人们对当下现实世界的兴趣。他们的经典性就在于他们都是不为盛名所掩而胸有丘壑的人，高度张扬率性自然的生命个性的人。他们都没有那种愚钝式的勤勉，靠别人的思想度日。他们或在闲适散淡中，或在热烈奔放中，或在俊逸潇洒中进行着创造性的精神工作，玩味自己的思想和生活，颇有点自得其乐的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他们的心劲并没有随着青春一道走失。世间最大的奢侈品不是豪华的别墅，不是名牌的轿车，却是对生活的真情。3个当事人都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都努力畅快地生活，美美地消费，俄罗斯文人的精神与物质生活显然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多彩。
诚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不是俄国社会中物质上最富有的人群，显然也不是困窘的群体，却是精神上最富有的族类。当生活为追求金钱主宰时，人就会迷失自我，而当人的金钱为人的生活所左右时，人也就接近了幸福。这些人的人生定位、精神渴望与生活追求让人思考，在日趋嘈杂粗俗、急功近利、充斥着各种诱惑的当代社会，他们追求的生命价值和情感取向，不是对都市文明的逃避，而是置身其中，在用其真实的生命守护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和生活的家园。
缓慢流泻的后苏联时代已过去16年了。处在两个时代交汇处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没有变，他们从没有做过战战兢兢的政治动物，也从没放弃过对个体生命质量的追求，但他们似乎也在变，当年不无穷困、缄默、怨艾的苏维埃文人的面貌，正在被一个个把自我存在建立在自我价值、自我幸福的实现上的后苏联新文人的形象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