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有的已经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其最高成就集中表现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然，这个决议总的来说不是由党史界完成的学术著作，而主要是一个政治性文献，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它确实又是一项党史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项成果足以说明党史研究工作的分量。过去，学术界有的人士认为党史研究只有政治性，缺乏学术性，这至少是一种误解。
党史界不仅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在研究深度上有突破，同时在研究领域上也有拓宽，其中地方党史就是新发展的中共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10多年来，全国已建立地方党史工作（研究）机构千余个，专业地方党史工作者万余人，已出版各种书刊上万种（期）征集到各种资料更难以数计。这些成果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共党史的内容，也推动了许多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有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史工作看做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颇有见地的。
本文拟就地方党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作点粗略的探讨。
一、地方党史是中共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
各地的地方党史也是中共党史。这里说的中共党史是指全党的历史，地方党史是指党在某一地区的历史。它们之间是整体与局部、主体与从属的关系。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它们既是历史科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笔者以为主要属于历史科学）中共党史主要取材于关系中央的、全国性、全局性的历史进程，更为宏观；地方党史则在这个大前提下，主要取材于地方性党的活动的历史进程，较为微观。地方党史从属于中共党史，又有某些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地方党史是中共党史这一领域中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
地方党史在中共党史中有其应有的位置和它自身的特色。
第一是它的组成性。各地地方党史是全国党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一个不一定确切的比喻：中共党史好比是一座大厦，各地地方党史则是其中的各个房间。房间不是大厦；大厦也不只是各个房间简单相加，它有其总体结构，但没有房间却构不成大厦。实际上，许多地方党史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整个中共党史中的重大事件。例如，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上海、北京等地就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又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是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由湖南省委直接组织和发动的。这些头等大事是从地方开始，既属于地方党史，也属于全国党史应该着重表述的内容。
第二是它的补充性。许多全国性的党史著述中，对一些地方性的，但又有较大意义的事情，有时虽然提到，只是一笔带过，有的甚至被忽略。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到在建党时期，除国内六个共产主义小组和海外的共产主义组织之外，还提到湖北恽代英等组织的“利群社”，四川吴玉章、杨闇公等组织的“中国青年共产党”（Y·C团）但却语焉不详。这些地区地方党史对这些组织的充分研究和表述正好起补充不足的作用。有的地方党史研究还起到了矫正过去某些中共党史著作中传统的错误论述，如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所谓“AB团。”
和“社会民主党”的彻底否定就充分吸收了江西地方党史研究的成果。
第三是它的典型性。典型事件常常最能深刻地表现历史进程的本质，许多典型事例就产生在地方党史中，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典型。譬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产生在浙江萧山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在河南七里营；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是安徽；“反右”斗争时在工人农民中划“反社会主义分子。”
的唯独有四川。这些典型资料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为中共党史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内容和相应的结论。
第四是它的乡土性。中共党史所阐述的历史进程和规律，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来说……当然更丰富、更深刻，更有理论高度，更具普遍性。而地方党史对各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则更直接、更具体、更亲切，乡土性更强。在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上，能够发挥自己的特有的作用。特别是在教育功能上，最能显示其优势。重庆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斗争就是重庆地方党史的一座宝库，从中可以总结许多历史经验，探求历史规律，更能表现众多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和高尚品德。几十年来，重庆人民把它看成是自己的骄傲，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的源泉，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二、地方党史研究要有全局的高度，地方的特色
地方党史从属于全国党史，在研究地方党史的全部过程中，要着眼于全局的高度……立足于地方的史实，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统一起来，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规律性。
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战争和地下斗争年月，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同，革命发展不平衡……各地地方党史的特殊性较多。以四川为例，在建党时期，除了极短时间内存在的王右木领导的成都独立党小组外，主要是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初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活动，团代党工作，代党发展党员，代党建立组织，团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党组织的作用，一直到1926年初中共重庆地委建立。
在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是坚强的，顶住了新老右派和四川军阀的压力，以刘伯承为总指挥，果断地领导了大规模（六个旅参加）的“泸顺起义”。但终因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和自身的幼稚，在蒋介石发动上海“四一二”政变之前，四川的大革命就以“三三一”惨案为标志被镇压下去。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的主要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而在四川虽然先后发动了60多次武装起义，但除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这主要不属于地方党史范围）外，其他武装斗争全部很快遭到失败，没有成气候……因而在长时间内，四川革命的形式不得不以地下斗争为主。三次“左倾”路线中使四川党组织受损失最大的是立三路线，1930年搞的五大军区十七路红军大起义惨遭失败，使四川党组织大伤元气，从此一蹶不振。在王明路线时期，全川党组织进一步损失干净，荡然无存，直到“一二·九”运动后才逐步重新建立。抗日战争中，从全中国、全中华民族来讲，日本帝国主义是最主要的敌人；但在大后方的四川，每日每时最直接威胁地下党组织的却是国民党当局。针对这一情况……国统区党组织在抗战中期以后实行“隐蔽精干”的政策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暂避其锋，既维护了国共合作这个大局，又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在解放战争时期，四川党组织一面在城市开展民主运动，一面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这种战略本不错，但川东地区后来却急于求成，过于暴露，试图独立开辟一个敌后战场，自己解放自己，结果造成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和“挺进报事件”，而后又才回过头来贯彻执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迎来解放大军，获得了解放。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进程，从许多侧面丰富了中共党史的内容，也有助于探讨和理解中国革命的规律性，因而也具有全局的高度和普遍的意义。
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全国统一政权，党的集中领导，使得各地党的活动个性减少，共性增多，地方党史进程的特点远不如民主革命时期鲜明。这是正常的、必然的，是历史的进步。但地方党史仍然有自己的特点。
这不仅因为各地情况各异，而且在贯彻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决定中——也有差别。仍以四川为例，解放初期，立即兴建成渝铁路（中央和西南局决定）成渝铁路成为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四川人民实现了40年的愿望，当时在政治上经济上均产生重大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左”倾年代，四川则是屡有发挥，不断加码；“文革”以后，四川在改变农村耕作制度经营管理以及生产关系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建树。这些也都是普遍性中的特殊性。
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地方党史的地方特色，决非故意标新立异，与全国的党史割裂开来，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地方党史的“组成性”、“补充性”和“典型性”，从特殊性中探求普遍性，从个性中探求共性，亦即在历史进程中探求其客观规律性。这也就是地方党史研究中应该具有的理论色彩。
三、努力提高地方党史研究的质量
地方党史工作开展时间不长，在史料征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而系统研究不够……民主革命时期成果较多，而对社会主义时期则起步不久，距离甚远，亟待加强……笔者以为，提高地方党史研究质量，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要立体地反映地方党组织的历史进程。党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产生，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史交织在一起。民主革命时期，地方党的组织和活动有时中断，但社会活动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不会停止。也只有在这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考察党的活动，才能识辨其规律，判断其对错。有些地方党史的研究和表述只是孤立地反映党的活动，甚至只是党委的工作（如不少建国后的地方党史大事记实际上只是党委工作大事记）结果常常把多层次、全方位丰富多彩的立体画面搞成了一幅单线条的平面图，不能如实全面地反映历史进程。
第二，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执政党。对于党的历史立足于歌颂是正确的，但对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要作具体分析。例如，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川东华蓥山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配合解放战争，大方向不错；同志们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更是可歌可泣。但是，这实际上是一次估计失算、贸然从事的起义，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但有的地方党史研究者却出于偏爱，过分夸大其作用，甚至认为失败了也起到鼓舞斗志的作用，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又如，对一些党史（正面的）人物、革命先烈的论述，也常是“高、大、全”，过于拔高，既失掉了客观的科学性，也不能如实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三，要长期积累，反复探求。历史须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期，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有许多问题还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作出正确的估价，不宜急于求成，但也不应袖手等待。资料要长期积累，研究要反复进行。地方党史是一门科学，科学研究从来不是一次完成，也永远没有止境，只有不断地探索，才能不断地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