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记录
1945年，党的“七大”后，各地党组织在延安的同志均召开会议，按照“七大。”
精神对照检查工作，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这种会议当时称为“山头会议”，是根据中央关于“承认山头，消灭山头”的原则召集的。
川东地下党在延安的同志也举行了会议，进行工作总结。
兹根据保存的部分零星材料和对参加会议部分同志的访问，对川东地下党在延安总结工作中提供的一些情况，综合整理如下：
一、会议进行情况
第一次会议于1945年7月17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廖志高（“七大”代表、原川东特委书记）林蒙（原川东特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光明（魏融、魏文颖，原江北县委委员）夏奇峰（原綦江县委书记）李冰洁（陈毅乔，原綦江县委委员）王果夫（涂孝文，“七大”代表、原泸州中心县委书记）田家英（陈野苹，原江北县委书记、符庆县委书记、南充中心县委书记、泸州中心县委书记）杜延庆（“七大”代表，原重庆市工委委员、工运负责人）江浩然（白戈……“七大”代表，原北碚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重庆市委书记）康永明（华永福……华健，“七大”候补代表、原重庆市城区区委委员）苏博（陈昌茂，“七大”候补代表）郑瑛（原川东特委秘书）陈震（原南充中心县委书记）田家福、阮自强、戴云等16人。
会议由廖志高主持。他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成立的南方局，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川东如何，须待总结。由于1938年的四川省工委扩大会议是王明主持的，其思想影响可能在某些方面更深，时间拖得更长，应该总结转变的情况。
经过议定，大家认为，在总结工作中应该遵守和注意几个问题：1）总结的内容……着重在从党的发展阶段到巩固阶段的转变，时间到1941年为止；2）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3）强调自我批评精神；4）注意保密，基本不在一起汇报情况……着重在几个方面或几个典型事件的研究，分组进行，分别汇报；5）采取的方法，先搞材料（弄清事实）然后研究分析。
分组情况：重庆及附近县由田家英、林蒙、康永明负责；北碚由李亚群负责；泸州由李亚群、王果夫、田家英负责；南充由陈震负责。职工运动由江浩然主持；青年运动由杨述主持。可以吸收参加这次会议以外的人参加。
第一次会议以后，各组均分别召开了会议，有的地区、部门和个人写了工作总结……或提供了工作情况。
二、川东党的组织概况
根据1941年初的情况，川东特委直接领导的党组织有：
（一）重庆市委
下分六个区委，党员人数共约300人，成分以学生、工人为最多，职员次之。其中……江北出过内奸，学生（沙磁区）很暴露，其他各区较为巩固。
（二）巴县中心县委
成立于1940年11月。原来重庆市属有南岸区委，为了减少单位，将南岸与巴县合并，并连同重庆附近六县组成巴县中心县委，共有党员约200人。其中，巴县和荣昌两县组织比较巩固；其他几县有的（如江津）遭受破坏，经过近一年的清理才恢复起来，有的组织还比较脆弱。
（三）北碚中心县委
直接领导两个县委，两个直属区委和几个重要支部，党员共约300人。组织比较巩固。
（四）南充中心县委
直属三个县委、三个区委、两个特支，共有党员约320人。中心县委两次遭受破坏……影响了南充县内工作的开展，但在广安、渠县的工作有相当的进步。
（五）万云中心县委
直属五个区委及一些支部。万云地区在抗战初期工作发展很快，基础很好，有党员近千人。1940年上半年遭受破坏，有两个县的组织完全解体。经川东特委派出得力干部清理整顿，加强巩固工作，保存了党员350多人，巩固了组织，提高了质量。
（六）五县（涪、长、忠、丰、石）工委
直属一个县委、三个县工委，党员有150人左右。
（七）梁山中心县委
直属一个县委、两个区委、两个特支，党员150人左右。
（八）泸州中心县委
直属四个县委、一个区委以及一些支部，有党员300多人。
此外，还有海员工作委员会、兵工厂支部、银行支部等直属组织，约有党员100余人。
川东地区党组织从1940年下半年起，从大发展转变到以巩固党为中心，中心环节是抓审查干部的工作，同时结合进行清洗内奸，处理动摇、落后分子。经过清理整顿，党的组织缩小，党员数量减少到不足2010人，相对提高了质量。
三、从发展到巩固的转变
1939年以后，国民党实行积极反共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反共措施。川东党组织根据中央和南方局指示，采取了相应对策，逐步实现党的组织从发展到巩固，党的活动从半公开到秘密的转变。
早在1939年4月底，川东特委即作出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严禁发生横的关系；停止各部门单独系统的联系与会议；上级组织不得越级调人谈话；减少交通和通讯往来。
7月，川东特委再次讨论怎样巩固党的问题，以防止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决定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在群众工作上以个别地联系群众的方式代替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
8月以后，着重加强对外县工作的领导，先后派出干部巡视外县工作，并派干部加强一些地区的领导，如派莫止到万县、田家英到泸州、郭福玉到荣县等。
11月，川东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南方局的指示，着重讨论巩固党的问题，决定加强党内思想教育，从思想上巩固党；审查干部；停止组织发展；彻底转变抗战初期大搞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地作深入细致的个别工作……开始撤退已经暴露的党员。
经过1939年一年的酝酿，党内在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问题上已趋成熟，并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大的改进。
1940年下半年开始传达贯彻隐蔽精干的“十六字方针”，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措施更加具体；党的组织虽然缩小，但却更加巩固。
四、宣传教育工作
1939-1940年，川东党的宣传工作侧重于党内教育，主要作了以下工作：1）建立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宣传部门；2）1939年从川东特委到许多县以上机关，普遍采用训练班的方式培训干部；3）通过测验，调查了解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指导党员干部读书自修，有的地区，如宜宾、古蔺宋特区等地还建立了支部流动图书馆；4）向党内提供学习材料，如《共产党人》中关于革命气节的文章。
《烈士传》、《解放》、《新中华报》等；5）通过党员掌握学校（如綦江东溪中学、万县国华中学）开办书店（如宜宾、荣昌、江津等地办有书店）出版刊物（如江津办了《抗战青年》）建立“据点”，开展工作；6）为适应从发展到巩固的工作转变，从1940年起，加强了党内思想教育。
首先，在党员和训练班中开展专题讨论，从思想上弄清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等几个基本问题的界限。
其次，在领导机关中进一步讨论了“共产党员的气节”、“如果被捕如何处理。”
……“如何看待自首”、“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建立正确的自我批评”等问题。
第三，结合几个问题的处理，联系实际，开展讨论。如岳清刚（被服厂支委）
王章（王世焕，江津县委书记）被捕后自首叛变，川东特委将他们开除出党，并通报所属各级党组织，在党内组织了讨论，以消除影响，划清界限。在清洗内奸……处理动摇分子的工作中，重庆市区党内也结合讨论了党员标准问题。
这一时期宣传工作的主要缺点和问题是：没有从思想上全面动员党内实现工作转变，有些见子打子；党员教育工作针对性不够，有教条主义味道；一些党组织掌握开办的学校、书店、刊物都搞得很红，一旦时局逆转，尽都遭到破坏。
五、职工运动
抗战后，川东成为国统区工业最集中区域，集中了大批产业工人。据1943年春的统计，在川东的有：军火工人约4万人，川江海员约1.2万余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重庆。工人总数达20多万，其主要者除军工、海员外，还有：邮务1.4千人，电政约2千余人，水电2千余人，纺织万余人，印刷2千余人。此外，机器、面粉、火柴、化学、卷烟、码头、船夫、车夫、轿夫等工人也相当集中，北碚也有矿山。
运输、纺织、印刷、砖瓦、灰窑等工人约4万。故川东党从恢复建立党组织起，即重视和加强了对职工运动的领导。
在1938-1940年的三年中，川东职工运动的主要情况是：
（一）动员工人阶级积极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职运的总方针在川东，1939年5月以前，主要体现为积极进行抗战动员，组织工会，发展党。其次，也照顾一些民生问题的改善，但对民生问题照顾不够，对国民党的反动性认识和警惕不足，在抗战动员上也曾犯过“积极拥护政府每一抗战号召，帮助政府完成每一抗战动员工作”的错误。
这段时期，川东职运方针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故其成绩表现在：各单位皆普遍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民族民主革命教育和支援前方抗战的工作，进行了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和马列主义的启蒙运动。重庆方面，在海员、印刷、渡船、猪鬃、码头。
织袜业等工人中；宜宾方面，在泥木石工人中，都有了工会组织，比较普遍地建立和发展了产业中的党。在军火、邮政、电政、海员、矿山、机器、纺织、印刷等重要基层也都有了党的组织。据重庆市委1938年11月统计，产业工人党员即占党员总数的34%，手工业工人党员占总数的14%，合计占48%。个别单位还进行了一些改善生活的斗争，如宜宾泥木石工人利用茶会活动进行了要求增资、减轻剥削的运动，初步改善了生活，而工会也随之得到改造；重庆复兴铁工厂工人反对增加工时，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也得到胜利；第二十一兵工厂工人要求取消强制储蓄的活动也得到成功。这些工作为川东党对职运领导在思想上、组织上、群众联系上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但由于照顾民生问题很不够，对国民党反动性的认识和警惕不足，故有其严重的缺点。表现在群众运动上，绝大部分是停留在一批青年工人和艺徒们的宣传、歌咏募捐等救亡方面，直到1939年夏，维护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和争取改善生活的活动才个别有所开展，但仍是很不够的，工会活动亦偏重在救亡活动方面的多。党员和群干大多数喜欢轰轰烈烈、出头露面的工作，而一点一滴地用各种形式，既照顾抗战，又照顾群众切身利益，以组织和动员广大工人阶级的切实工作则不够重视，因而有很大部分群众，特别是老年、成年技术工人很少组织和动员起来，党委也绝大多数是青年工人，老年、成年技工比例很小。且在大发展中，个别单位犯有拉夫毛病，如1938年春，陆大铁工厂五个艺徒集体入党；在这期间，不少单位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混淆起来，横的关系不注意，一二十人开支部大会的事情也个别发生过；加之不少党员和群干个人突出的幼稚病相当严重，常因此而面目很红，造成组织隐蔽上的严重困难。
1939年春，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形势日益逆转，物价不断上涨，职工生活难以维持现状，抗日活动的自由也遭剥夺，川东职运的错误方面即随之逐渐改正。到“七七”两周年中央发表宣言后，川东职运方针即明确体现为巩固抗战基础，反对妥协倒退，要求改善职工生活，领导职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适当斗争，用各种形式组织和团结群众。因而有1939年5月电政员工要求慰劳辛苦加工和抚恤被炸伤亡的活动得到胜利；9月，中国无线电公司工人反对无理解雇工人要求增发生活津贴斗争的胜利、公共汽车工人要求发生活津贴斗争的胜利、电政报务员第二次请求加薪运动的成功；10月，大明厂工人反对打骂和要求改善待遇的成功，以及川江海员先后反对拉夫、增加工资、反对大批裁员、要求增加解雇金等活动的成功等。同时，创造了一些团结和动员职工的好形式，如电政职工的创办伙食团……海员的追悼死难工人大会、公共汽车工人的技术学习小组（分若干小组，把全厂工人组织起来了）大明厂工人的宿舍小组等。这些形式的采用，更加壮大和团结了群众队伍，在发动斗争时即成为领导群众的有力工具。
但对这一方针，有的干部在思想上还认识不足，如重庆印刷工会到1940年干部撤退为止，仍然是放松下层，忽视改善生活的运动。有的是根本不了解，如南充中心县委的职运方针，仍旧是内战时期关门主义的一套，既反对参加合法工会，又反对资方准备组织的工会，而不知利用矛盾，利用合法去组织和团结群众，对于1940年春缫丝工人几次自发的斗争也未能给予适当的领导。有的是转变得不彻底……如海员工作中已经意识到了用合作社、茶社、俱乐部等福利组织是团结海员的最好形式，但终未积极去办起来；电政支部同志在领导加薪运动成功后，又回到一群气味相投的青年小圈子活动。川东党在领导上对于一些重要斗争的好或坏的典型以及群众组织形式亦未能及时地、系统地总结经验，教育干部，改进和推动职工运动。不少干部个人突出，个人领导的作风未彻底改正；加之有的单位在执行巩固党的决定上有欠妥和机械之处，如海员在1940年夏季工作中过分地进行了清洗，而对运动中生长出的一批群众干部，已具入党条件的，也机械地停止接收为党员，结果是群众运动胜利，党员干部则暴露撤退，党的组织不断缩小，而不是从群众运动中更加壮大。这说明川东职运在方针转变后，仍有不少弱点存在。
（二）几点重要的经验教训
1.放手发动群众与隐蔽政策
在国统区，党的组织（公开代表机关例外）无论形势好坏，都必须警惕国民党的反动性，采取隐蔽政策。而隐蔽组织与放手发动群众并不矛盾，必须与广大群众密切联系，深入广大群众之中，同群众一起生活和斗争，随时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正确联系和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动员群众，也才是积极的、真正的隐蔽。小资产阶级乐观、急性、浮夸、疯狂、个人突出、“左”倾小宗派、关门主义等盲目性，以及脱离广大群众、不能长期坚持的思想作风，是最危险的。因此……必须及时克服纠正之。
2.分散发展群众力量与上层统一战线的配合
必须懂得统一战线的目的是发动和团结广大的群众力量，因而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必须特别集中力量于分散的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决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足。事实上，基本群众在我们手中，党便有力量去推动上层统战，进而更便利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如是，则统战毫无意义，反而成为自己头上的“紧箍咒”。在重庆印刷工会的活动中，没有利用已取得的合法地位，把自己的力量深入组织基层工会……结果群众大部被国民党拉去，而自己则被赶跑；海员工会活动则较好……
3.组织群众的形式，主要应利用合法的和群众习惯的方式
如海员的合法工会、公共汽车工人的技术学习小组、宜宾泥木石工人利用茶会帮规改造行会等是成功例子。而关门主义“左”倾小宗派组织是脱离群众又难于生存的形式。如第二十一兵工厂支部偏爱于一个40人的宣传队和10余人的读书会，不去利用合法的咨询委员会（各部门民主选举代表组成，供厂方咨询，以便办理福利等设施）球队、评剧、子弟学校、艺徒学校等原有组织，结果宣传队与读书会不能立足，自己脱离广大群众。
4.斗争的策略
1939年秋电政员工加薪请愿运动是一个最好的范例。电政支部根据群众不满待遇……希望加薪的要求，抓住当局深恐人才逃亡，影响电讯工作的弱点，决定采用请愿方式。全国各局并请重庆组织总代表团向当局交涉，以人数最多、工作影响最大的微薪报务员为基础，先行交涉，突破一点，其余援例，定出简单明确、适应多数的等级标准：“62元起数，梯形加薪”（原32元起薪）中下人员表示中立和同情，当局很快让步，改用加级、增奖等办法，相当于50元起数。支部领导群众及时结束斗争。全体员工皆享成果。这是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灵活运用。
5.工人中的地方帮派，特别是所谓“四川人”、“下江人”的关系和老年与青工的关系是国统区职工团结的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是：互相尊重，照顾双方生活习惯，从日常利益的互相照顾到阶级利益的争取，从平日的感情融洽到为共同利益而斗争。
（三）目前怎么办
第一，总方针是争取广大工人群众，壮大我们力量，废止独裁，反对内战，配合农村民主革命。
第二，党的组织仍要精干隐蔽，同时要在群众运动中慎重地发展党员，重质不重量，建立和巩固军火、市政、交通等重要企业中党的堡垒，老一代的有技术、有威信的群众革命领袖是主要的发展对象，有计划地为农村准备输送干部。
第三，分散发动群众，不求形式上过早的统一组织形式，以利用合法为主，一切群众习惯的形式，无论工会、技术、文化、经济、互助等性质的各种形式或无固定形式的组织，只要能团结和教育群众就是好的。在中小城市和市镇中应注意组织和团结广大的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工人，因为他们是广大的基本群众，与农民又有密切联系。
第四，与群众在一起，领导群众进行改善生活、救济失业、争取民主改革、反对特务统治等具体斗争策略要灵活，口号要简明，以雄厚的群众力量，并博得广大社会同情，孤立最少数，向反动阶级的弱点和要害进攻。每一斗争要求不高，条件不多，适可而止，迅速结束战斗，集小胜为大胜。斗争方式以合法为主，避免无谓牺牲；非不得已，不用罢工形式，武装斗争尤不可任性地乱用。但对于反动派用以搞内战的企业，则采用怠工、浪费等方式来给予无形的破坏。内战即起，必须根据新情况开展进一步斗争，准备于决定关头武装起义，里应外合。
六、重庆市内几个区的部分情况
（一）沙磁区
在1938年大发展中有不重视质量的“拉夫”现象。从1939年5月起，提出以巩固为中心，至1940年底未受大的破坏。但有的支部人员暴露得比较多，如中大分校30人暴露了16人。主要是救亡作风，对国民党缺乏警惕。如中大分校一同志，经常宣扬苏联，与人争辩，反驳别人。一个三青团分子问他是否会唱救亡歌，他说：
“每天学一个。”又问：“会不会唱国际歌？”答：“会唱。”又问：“是不是共产党？”答：“我不否认，也不承认。”重大张××同志1939年夏毕业离校前……认为可以公开鼓吹一下，以影响群众，于是向人宣传：“大家要有一个信仰，本人积20多年之经验，认为一定是共产主义前途。”“《资本论》不可不读。”
1940年4月以后，一般不再开展群众工作，形成“埋下不动”，有些斗争可以开展但不去参加，如重大“马寅初事件”、重大三青团因对站岗不满闹事事件、重大闹改国立事件等。“皖南事变”后，重大支部同志逃散，支部因此垮台。
对川东特委领导意见，认为有消极防御思想，如对“马寅初事件”，请示川东特委不答复；豫丰纱厂群众自发罢工，川东特委领导说：“我们不参加进去，因为容易为特务所搞。”有的同志提出川东特委未积极建立经济据点。
（二）新市区
自1939年6月起，即提出以严密和巩固组织为中心，强调党内教育工作，在工作方法上有转变。
1939年6月以后，以支部经常教育工作为主，提出加强秘工教育、纪律教育、气节教育，规定党员视各自程度阅读《论政党》、《联共党史》、《列宁主义概论》等。
在群众工作上，转变到以个别团结群众和利用合法为主，多采用灰色的形式，如公共汽车公司支部采用拜把子和组织“技术学习组”、“薄记研究组”等组织。
在组织斗争方面，也多采取合法形式，如组织请愿、写呈文、要求发给解雇金等……
但有的同志一时转不过来，如桐油支部就搞了60余人的大型读书会。对争取改善群众生活的斗争注意不够。
（三）城区
1939年下半年因变动太大，大部分忙于清理整顿组织。工作开始有所改变（如“中电”的斗争）但尚存在救亡作风（如组织“八一三”帮工义卖献金）
（四）化龙桥区
1939年下半年才建立，工作尚未充分开展。
整理者附记：
这个材料根据“七大”后，川东党在延安部分同志召开的总络工作会议所保存的一些零星资料，及对参加会议的个别同志的访问综合整理的。对所提供的情况和观点，完全按原始材料反映，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整理。
把这个材料整理出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当时参加这次总结工作会议的老同志引起回忆，以便更好地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征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