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余论：关于史表的继承与创新
近现代学人对《史记》史表的研究和应用，仍没有停止。史表的编纂和研究工作是随着新通史的编纂工作而逐步展开的。
近代编著新史者，莫先于章太炎和梁启超，他们继章学诚之后，都主张对纪传体加以改造创造新的通史【55】，而且都强调了史表一体在纪传体通史编纂中的重要性。章太炎在他所著《□书》中有《中国通史略例》【56】一篇，所记新通史欲撰表5卷，“首以帝王，以省考纪，复表师相，以省别录，儒林、文苑，悉数难尽，其纂述大端，以见于文言、学术二典，斯亦无待作传，故复列《文儒表》，略为第次，从其统系而已。方舆古今沿革，必为作典，则繁文难理，职官亦尔。孟坚百官公卿，上于列表，一代尚然，况古今变革，可胜书耶？故于《帝王表》后，即次《方舆》、《职官》二表，合后《师相》、《文儒》，为表凡五云。”可见，章太炎作表主要是发挥史表“配合纪传，省文备阙”及清晰条理的作用，用以记载次要人物和纷繁的史料。约略与章太炎同时，梁启超也于1901—1902年酝酿写《中国通史》，他拟定的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四体。已写成的史表有《春秋年表》、《周代列国并吞表》、《战国年表》等，都附在相应的载记之后。“载记”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年表”则配合载记。此外，他还作有《春秋夷蛮戎狄表》、《先秦诸子表》、《佛教大事表》等。这些作品都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至五十一。而这些成绩都是在他深入研究司马迁的史表、并对撰表传统广泛了解的基础上作出来的。
梁启超对《史记》开创史表的功绩深表钦服，他说：“自《史记》创立十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更重要的是，他还对《史记》史表的类型、作用及义例作出了精当的分析：
史公仿周谱作十表，宜为史家不祧之大法。踵起诸史或私家著述，岁力不逮，且付阙如；或史臣无识，遂从删汰。其演沿袭者，则亦泰半。虽然《史记》十表，表事者四，表人者六。有表事者，故本末□然，得失章显；有表人者，故□列无遗，立传可省，文简事增，莫良于是。后之作者，惟踵人表，舍弃事表，史公精意隳其半矣。且《史记》事表之例，为世表者一，为年表者一，为月表者一，世远则简严，代近则详尽，凡兹义例，具有权衡，后史不审兹义，故表文所列，殆同点鬼，读者恐卧，又何怪焉？【57】
由此，他还进一步论述了《史记》史表的影响：“郑樵《图谱略》益推阐其价值。《史记》惟表年代世次而已，后人乃渐以应用于各方面。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事迹，重新组织一过，而悉以表体行之，其便于学者滋多矣。”【58】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主张修清史“惟有规复马书表事之法”，并将拟作之表分为“事表”14篇和“人表”10篇，还特别强调“事表”要遵从史迁“详近略远”的义例。可见，梁启超对《史记》史表的理解和运用，是在自觉地继承和发展史表编纂的传统，这在近代史家中是很突出的。实际上，梁启超自己就是造表用表的大家，他说：“吾平生读书最喜造表，顷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已造之表已二十余。我造表所用之劳费，恒倍蓰什伯于诸书。窃谓凡遇复杂之史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也。”【59】他自知作表的甘苦，对表的益处自然深有体会，因此，他主张要学习古人造表之例，创作或改作各种表。他评班固《古今人表》时说：“我们看来，单研究汉朝的事迹，此表固无用处；但若援引其例，作为种种人表，就方便得多。后来《唐书》方镇表、宰相世系表，其做法亦很无聊。攻击的人亦极多，一般读《唐书》的人看表看得头痛。但是某人某事，旁的地方看不见的，可在《方镇表》中查出，我们认为是很大的宝具。章实斋主张扩充《汉书·古今人表》、《唐书·宰相世系表》的用意，作为种种表，凡人名够不上见于列传的，可用表的形式列出。‘人名别录’亦即可为其中的一种。章氏所著几部志书，人表的运用都很广。所以人的专史，人表一体，亦很重要。”他还举例讲，可用表的方法作《复社人名表》、晚明《流寇人名表》；或将各史《儒林传》，改成《儒林人名表》，或以所治之经分列，或以传授系统分列，便可以用较少的篇幅记载较多的事实。诸如此类，运用可以甚广【60】。这是梁启超化腐朽为神奇的一种方法，他认为有些表在当时看可能没有太大价值，那是撰者没有运用好，不是表体没有价值，后人可以变废为宝。他这些观点，与章学诚“救其弊而善所用”的主张有相似之处，但梁启超重视史表，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就是说，梁启超要通过史表来体现一种联系的、发展的新思想，他是在新的史学思想的指导下重视史表的，而表似乎是以最简洁明了的形式体现了这种撰述思想。这也是近代史学所带来的辩证发展和联系的眼光，为史表提出的新的时代使命。除此之外，近代魏源所撰《海国图志》中有《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纪年表》、《中国西历异同表》等表。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在其《食货志》、《兵志》、《物产志》、《地理志》中共设表118个。他们以表格的形式再现了日本近代改革进程及重大事件，使急欲“睁眼看世界”的国人对外国有了一个总体的了解。他们在史表的编纂思想和体裁上继承和发展了《史记》所开创的优良传统，这对今天的世界史撰述和研究仍是有借鉴意义的。
顾颉刚在为《二十五史补编》作序时，对史表的重要作用做了总体评价，他说：“正史中之表、志，于典章之沿革，人事之变迁，各尽其贯穿综合任务，使读之者对于历史现象有整个之认识，则更为此资源中之真精实髓。原表、志之体，创于司马迁，虽亦有所因，而与纪、传相辅以作全书之纲领，则其前未尝有也。夫表之为用，不仅旁行斜上，而在乎钩玄提要；志之为用亦不惟整齐故事，而在乎原始要终……若一史之中，表、志有阙，则读史者目之所触，惟有林林总总之故事浮动于前，无由得其纲领，而前后相循之人事亦为之断而不续矣！”这虽只是对正史史表而言，实际上是对司马迁所创表体之功的肯定，并指出由于表有钩玄提要、为一史纲领的作用，而在史书编纂和史书价值上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赋予表以正史“精髓”的地位。可见，随着历史和史学的发展，司马迁创表的功绩越来越受到重视，编纂史表的传统也由此逐渐发展壮大，绵延不绝。
在这方面，陈垣和梁方仲两位前辈是离我们不远的楷模。年代时间的记载是历史记录和考证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司马迁作十表旨意之一即在解决“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问题。中、西纪年方法存在差异，若不知其中规律，在运用时往往出现错误。陈垣（1880—1971）所著《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为三种历法的纪年提供了确实可靠的换算工具，为中外史料运用在纪年方面开辟了方便的途径【61】。梁方仲（1908—1970）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他编著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于1962年完成，是一部自西汉迄清末2100多年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的大型统计专书。他从中国的正史、政书、方志文集、笔记等200多种文献史料中，搜剔出大量的有关数据，加以科学的分析核算，综合编撰成242个统计表格和6个统计图表，使读者对历代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一目了然。我们可以说，梁方仲不仅继承了司马迁观察和思考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之“深思”的思想传统，并以表的形式表达了这种思想内涵，拓展了史表的内涵和应用领域，在史表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司马迁之后，人们对史表的运用和理论探讨，已经使我们的史学家认识到历史学的科学性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全局的把握，客观的记述和理性的思考。由此我们也可见出，司马迁在两千年前表现在史表中的思想方法，及其在史学理论上的识见，不单在中国是杰出的，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杰出的。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正史类一”《读史记十表》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0页。
【2】《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四十九》。
【3】《梁书》卷五十，《列传第四十四》“文学下”，《刘杳传》。
【4】《史通》卷三《表历》。
【5】《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序。
【6】《史通·杂说上》“诸汉史”十条。
【7】《史通》卷三《表历》。
【8】据金毓《中国史学史》第189—192、216—219页，略有补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通志·总序》。
【10】《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75页。
【11】《大事记解题》卷一，《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12】《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六《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13】其说见《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史学》、《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五，见《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135页。
【14】《文献通考》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
【15】《读〈史记〉十表序》，《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页。
【16】《校〈汉书〉八表叙》，《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5页。
【17】《史记钞》卷八。
【18】《陈评史记》卷十八，见《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19】《读〈史记〉十表》，《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页。
【20】《太史公书知意·表·秦楚之际月表》，见《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93页。
【21】分别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页、20页、21页。
【22】《读史纠谬》第一《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见《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6页。
【23】《史记辑评》卷二《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见《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97页。
【24】汪由敦说见《松泉文集》卷一七，参见《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
【25】《史记评注》卷三，《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页。
【26】《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辽史立表最善”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6—587页。
【27】参见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十表序说明》、杨振之《〈史记〉的历史分期研究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8】见《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7、390、410页。
【29】以上三则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11、8页。
【30】参见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108页。
【31】梁玉绳《人表考》卷一，《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29页。
【32】以上二则见《文史通义·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
【33】以上二则见《文史通义·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中》。
【34】《文史通义·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下》。
【35】《文史通义·和州志与地图序例》。
【36】《文史通义·永清县志选举表序例》。
【37】《文史通义·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
【38】《史通通释》卷三《表历》。
【39】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相关章节，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40】《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5页。
【41】参见蔡崇榜《吴缜与〈新唐书纠谬〉》，《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42】《元典章校补释例》卷六。
【43】《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8页。
【44】《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699页。
【45】《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46】参见方祖猷《万斯同史学浅论》，《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4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八《万先生斯同传》，见《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史部》六《别史类》。
【49】参见方祖猷《万斯同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
【50】《南雷文定》四集卷一《补历代史表序》，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51】《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1946年9月在昆明五华书院学术演讲》，《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8页。
【52】参见张爱芳《〈春秋大事表〉的特点》，《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
【53】《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九《经部·春秋类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1页。
【54】参见吴振清《吴廷燮及其在补史表上的成就》，《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
【55】参见陈其泰《近三百年历史编撰上的一种重要趋势——自马□至梁启超对新综合体的探索》，《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56】《略例》附在《□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书》手校本。
【57】《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一《清史商例初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
【58】《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59】《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60】《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61】参见刘乃和著《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