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文关系与史书文字表述审美要求的深化
人们在提出史文表述审美要求的基本观点时，也涉及到史文关系的探讨，其中很多问题都是史学和文学领域共同关注的。史论家提出的问题，往往也是古文家讨论的问题，如叙事尚简、文风流变以及重意不重辞等。
一般来说，有很多问题是在史家对不良文风的批评中提出来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史家对史文表述的要求。另外，在史家通贯古今和经世致用的思维影响下，人们往往把史文的审美要求与文风流变及经世之旨联系在一起，使史文表述的审美要求有了更深广的内涵。
（一）文之将史，其流一焉
史文求美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史家求真的理想，而那些一味讲究文辞却不能展现史学真实之美的文章，就被视为虚辞、浮辞。《左传》记载孔子之言：“‘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孔子从文辞表情达意的基本功能说起，进而指出讲究文辞在传播思想文化上的巨大作用，甚至把政治上的成功也归功于文辞。这从本质上强调了文字表述在社会和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司马迁继承了这个思想，并通过评价《春秋》和其他文史著述，表达了自己对史文表述的深刻认识。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然其指讽谏，归于无为。”《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司马迁在此批评了汉赋的“靡丽多□”和“虚辞滥说”。这表明他对文章思想内容的重视及对朴实文风的提倡。针对汉赋的靡丽，他提出：“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他认为，汉赋终章归于节俭以为讽谏是文章正道的表现。这些观点，体现了司马迁对史文表述的基本要求——不尚空言，主于尚用，归于雅正，这些对后来的史文撰述有很大影响。
六朝以后，文尚骈体，讲究辞藻，这种文风也侵袭着史学。刘知几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导致这种文风的根源在于“言必凭虚”。由此他提出了“拨浮华，采真实”的史文表述要求，认为古代文辞不虚美，不隐恶，才能反映国家治乱兴衰之迹。所以得出“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的结论：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50】
诗、赋与史虽有差别，却有共同的衡量标准，即是否合乎真实的原则，是否具有奖善惩恶，移风易俗的功能，表现经世致用的精神。他把史学的求真经世作用与其文笔结合起来，提倡在言简意赅的同时，完成惩恶劝善、化成天下的任务。可以说是把握到了史书文字表述的根本要求。其实在刘知几之前，裴子野作《雕虫论》，已反对丽靡之词，他认为：“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室，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岂近之乎？”【51】《隋书·文学传序》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在史家看来，丽靡之词乃亡国之音，无益于教化，而助长了虚浮的社会风尚。从史书记载上看，裴子野著《宋略》，其文风朴略，与当时文人所尚不同，并且得到很多人赞赏。我们可以说，在他那个时代，是两种文风交锋时期，或者是融合时期。刘知几所说的“文之将史，其流一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史互相影响，并影响时代风尚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以此为标准，刘知几还对史书中所收录的文章提出要求。他说：“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真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这里的雕虫小技是指司马相如等人的文章，他反对《史记》收录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等汉大赋，认为这些赋违背了史文尚简求真的要求。他试图通过史书选录的文辞来引导时代的文风，也就是说用史来指导文的发展方向。而章学诚对《史记》录汉赋有不同看法，他说：“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著于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他认为司马迁采这些文章并不是提倡这种文风，而是在考察文风流变之迹，况且，司马相如等的赋与只重辞采的辞章之士不同，因而他提出“善论文者，贵求作者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52】正因为对史与文的关系有这样明确的认识，史家对史文表述审美要求有严格的限定。刘知几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采”、“体兼赋颂，词类俳优”的文风和“文非文，史非史”的文字表述。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中也说：“柳子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为洁，选辞欲其纯而不杂也……奈何纪事之文，杂入诗赋藻饰之绮语？”《古文十弊》提出：“凡为文辞者，必先识古人之大体，而文辞之工拙，又其次焉……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史文的审美表述不是去学习各种文学体裁的文字表述形式，而是善于运用恰当准确的语言表达史家意旨，加强史文表述的真实性。但文与史的影响是相互的，在后来史书撰述中，文学通过很多途径影响史文的表述风格。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八“新书好用韩柳文”一条就说明，史传采文集是文影响史的途径之一。影响途径之二即文人参与修史。对于这两种情况，刘知几和章学诚都有论述。
（二）文史相辅
唐以前，《史记》的影响虽还比不上《汉书》，但其文章之美逐渐为更多人接受，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古文始于姚氏父子”，已说明古文之风兴起之势。唐代以司马迁为文章楷模，而以韩愈最著明。韩愈《答刘正夫书》：“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也。”韩愈认为作文应学习“古圣贤人”，向他们学习文章之意，即其思想精髓，而不必在辞句上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人，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自成一格。当时一般人，也都认司马迁为文章正宗。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说：“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苟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吾子可以共学。”【53】他们以朴而文、华而有根的文章风格为文之正道，而提倡学习司马迁文。
这种文学上的风尚实际可以看做是新的史学风尚的反映，也可以看做是史文表述审美要求被普遍认同的结果。蒙文通说：“唐之新经学、新史学，其理论皆可于古文家之持说求之，是固一贯而不可分离者……新史学之与古文家为辅车相依。”1当时，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等虽提倡“复古”，实以司马迁文章为宗师，来反对萧颖士等人以《春秋》之法施于史的做法。萧颖士批评《史记》“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为训”【54】，就是以《春秋》笔法衡量《史记》文字表述的艺术性。韩愈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在史学方面又有一定造诣，有的还身居史职，他们对司马迁文章的推崇在文、史领域都应产生很大影响，使《史记》所树立的史文表述审美要求的传统得到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当时纪传体史书的编纂不是很兴盛，加上唐代经学思想的影响及朝廷对史书政治作用的强化，《史记》文字表述上的审美性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似乎有超过史学领域的趋势。这个趋势在以后的时代继续发展下去，很多纪传体史书缺乏史文表述的审美性，出现程式化，这也是纪传体史书的生命力逐渐衰竭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章学诚认为，司马迁的著述之道没有被很好地继承下来，是因为后来史家无别识心裁，没有正确把握文、史关系所致。他在《文史通义·言公上》中说：“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在《文史通义·申郑》中又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而唐宋诸家及清代归有光等人虽然宗《史记》文章，但未见其深迹。司马迁文章的深迹在于“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即为文要发自内心、言之有物【55】。总之，由于人们没有正确掌握文与史的关系，而只注重模仿形式，使司马迁的表述传统没有很好继承下来。因此，他在《文史通义·说林》中反复论述“文辞与理”、“文辞与志识”的关系。“辞不足以存，而将并所以辞者亦亡也。诸子百家，悖于理而传者有之矣，未有鄙于辞而传者也。理不悖而鄙于辞，力不能胜；辞不鄙而悖于理，所谓五谷不熟，不如美稗也。”又说，“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56】理与意的表达固然离不开文，文辞本身也有其独立的发展规律，这就使文与理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文与史的关系也当作如是观，当史学和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互相分离之后，《史记》文字表述上的审美要求传统实际在两个领域得到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继承和发展，对它们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而《史记》也在更宽广的领域内对人们表述上审美能力产生了巨大影响。
章学诚从社会功能和学科分工上，说明了文史相辅而行的必然性。在这方面阐述比较多。他说：“滥觞流为江河，事始简而终巨也……则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萧统《文选》以还，为之者众……并欲包括全代，与史相辅，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其事诸选乃是春华，正史其秋实尔。”【57】“《书》与《春秋》，两史籍耳。《诗》三百篇，文集耳……《诗》亡而后《春秋》作，《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得与史相终始何哉？土风殊异，人事兴衰，纪传所不及详，编年所不能录，而参互考验。”【58】这种对文史关系的理解是较为通达的。
从古代史家对文史关系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史家对史文表述审美传统的维护，往往促使他们对史坛和文坛的不良文风进行深刻批判，对文风起到了救弊补偏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司马迁对文字表述的审美要求及其高度的文字修养一直是人们学习的目标。此外，很多问题和理论范畴被明确提出来，如史中见文的问题、文史相辅的问题，文士之辞与史家之言、文辞与志识、经世之言与空言等等，这些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学理论，这对建构我国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有重要意义。
附论：白寿彝先生谈史学家的文学修养
我国有重视史书文字表述的传统，已如上述。近现代史家仍然在不断发展《史记》所树立的优良传统，如梁启超、李大钊、翦伯赞等，都专门论述了史书文字表述的问题，他们自己的历史著作也是文采斐然，多能给人审美感受，可以说是在实践和理论上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史书文字表述审美要求的传统【59】。素有盛名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是一位自觉地提倡这一传统并身体力行的学者。他在很多论著中都强调了史书文字表述的问题，像他这样不断地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这一传统的史学家并不多，这在《白寿彝史学论集》中有突出的反映。反复研读，颇有启迪。
（一）史学工作者为什么必须重视文学修养
从古至今，既然很多人都重视史文表述，它的重要性还有必要再谈吗？有，同样是谈文字表述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有不同的要求和内涵。白寿彝先生强调史书文字表述的主张，是在总结中国史学遗产和思考史学的社会价值过程中提出来的，他从这两方面论证了史学工作者加强文学修养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史学家，他首先考虑的，当然是提高语言文字修养对开创史学工作前途的重要性。
史学工作要前进，首先就要继承我国古代的史学遗产。继承是为了创新，第一步是要分清史学遗产中的糟粕和精华，如果没有一定的语言文学修养，光继承这一步就举步维艰，何谈创新！白寿彝先生说：“不学好语文，就不好说接受文化遗产”，“为了要继承，就要学好语文”。对于从事历史教学的工作者，“学不好语文，不会写文章，对课本的理解就不深刻，讲课时词汇贫乏，言语无味”【60】，这样不仅自己无法继承史学遗产，还可能打消学生探索史学遗产的兴趣，阻碍史学工作的发展。此外，学历史，要详今而博古，既要有扎扎实实的专业功底，又要有放眼全局的器识。加强文学修养可以在视野上沟通古今。我国古代有不少文章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或重要的历史思想，可供研究之用，要发现并运用这些材料，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因此，白寿彝先生在很多地方都讲到在历史系开设文学课的问题，提倡有选择地阅读历代各大家的文学作品和历代总集，一方面可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训练表述能力。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是很有价值的。
进而言之，史学研究内容的表述离不开文学修养。对此，白寿彝先生把加强史文表述和研究中国史学特点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他指出，这二者是史学工作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研究，出了成果，这就须有所表述”【61】，把自己想要表述的都正确地表述出来，就需要在文字表述上有一定的训练。就拿历史文学表述的传统来说，我们要研究它，没有一定的文学理论修养和对文字表达的感悟能力，就很难得出准确、透彻的、符合中国史学特点的认识。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我们所认识到的表现出来，使人们更清晰、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史学的特点。这样，一个史学工作者如何表述研究所得的问题就同建构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的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白先生把这种关系阐述得如此透彻，足见他对文字表述的关注已达到极高的境界。
有了好的内容和好的形式，下一步就是广而告之、行而远之。史学研究工作要产生应有的社会效果，同样要在文字表述上下工夫。一要有内容，二要生动。白寿彝先生说：“如何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来写历史上的事情，让读者看了爱看，这是个应当重视的问题……这有利于我们这门学问的推广。”【62】但是，我们现在的史学作品“在很大范围内是让我们同行看的，是让研究历史的人看的。这个圈子太小了，历史学的作用太小了。应该放大这个圈圈，让更多的人看”【63】。正确的历史知识的传播，必须讲究形式。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步自封的风气，已造成了一般读者不关心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工作者远离广大文化消费者的所思所想，甚至在读者中产生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思考是学问人的事情。这种思想上的惰性对一个民族来讲意味着文化的停滞不前或走入歧途。从这个意义上看，提倡文学修养以加强史学的社会作用不只是关系史学工作前途的事，还是关系民族前途的大事。
如此看来，进行历史前途教育的重任也离不开史学工作者的文学修养。
人们常说“读史以明智”，“观往而知来”，历史作为思想教育的一种重要工具，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要使一种思想被人们接受并产生感奋人心的力量，就需要用文辞锻造它的吸引力：“我们要把历史科学这个工具掌握起来，要有深刻的理论分析，但决不能不要求文字上能善于表述。文字作为宣传的手段，比口头的讲解要更广泛、更持久。”【64】这并不是简单的工具论，而是一个怎样认识个人修养与历史责任、历史发展与时代要求的关系问题。
白寿彝先生认为，较好的文学修养是历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他说：“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65】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历史工作者，要用丰富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广大人民，让他们对人类的历史前途有更深刻的了解。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的神圣责任。要普及历史知识，就要写大、中、小各类的书。高深的、浅显的都要写。写出来就是要给人看的，是要提高大家的认识、丰富大家的历史知识与文化生活的。如果你写得不通顺、不明确、不系统、不生动，别人就会不愿意看。所以，要把文章写得别人愿意看、喜欢看，这很重要”【66】。在白寿彝先生的思想中，以普及历史知识来进行历史前途的教育和用大家容易接受的形式来传播历史知识，这二者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史学工作者只做专门研究而不考虑是否被人们接受的问题，这至少表明他还欠缺些历史责任感。
不止于此，重视用史文表述来传播历史知识，也是时代发展对历史科学的要求。一个历史工作者，要使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意义，有价值，对人民有好处，就不能没有时代感。历史文学的传统是我们优秀的史学遗产，它和重视表达社会理想及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以二者的结合来进行自我教育和教育群众，这是时代对史学的新要求。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满足于史事的表述。我们也不是客观主义地研究过去历史的规模，而是要用于观察历史的前途，其中包括祖国历史的前途和人类历史的前途。我们以此来教育群众，并且以此进行自我教育。这一点当然是过去史学家所谈不到的。【67】
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需要几代人付出艰辛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业。因此，白先生强调不仅要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教育广大人民，还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从儿童时期起，就不断地接受历史教育，从而滋长民族自豪感、时代感、历史感，在智力上得到不断提高。这是培育下一代的庄严事业，其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并不在专门著作之下。
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中，白寿彝先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的，他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体现了一个史学家和教育家的历史责任感、时代感和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
（二）必须走出认识上的两个误区
史学工作者为什么要加强文学修养？很多人想不通，这当然与当今各门学科之间界限划分有关，但主要还是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白寿彝先生对这种状况了解得很清楚，他在《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中说：
由于作者没有为读者设想，没有尽可能使用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语言文字，以致减少了阅读的群众。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往往有两种认识上的问题。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工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功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68】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他提倡文学修养的急切心情和坚持这一主张的决心。他所说的人们在认识上的两个障碍，归结起来就是怎样认识文史关系和怎样理解“通俗”的问题。对此，白寿彝先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
对于文史关系，他起初是从总结史学遗产的目的出发进行讨论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在《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中谈到“史与文的问题”，认为“文史不分家是中国的老传统。的确不必把文史二者分得太清楚，否则是不好办的。学历史的人，不学语言、文学不行”【69】。他把这个传统称为“历史文学”，说“自《左传》作者以下，大史学家往往就是大文学家”【70】，他们不仅写战争、写人物栩栩如生，而且能在记叙中自然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倾向。到了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又撰写了《〈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系列文章，其中他把历史文学当做史学遗产中重要的一门学科提出来加以系统论述。指出“咱们的历史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有优良的传统。特别是写人物、写语言、记战争、表世态，都有独到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论到“文中见史”的问题，把章学诚所说的“以辞章存文献”与近人陈寅恪、贺昌群“以诗证史”的治学方法联系起来，使我国历史文学的传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71】。他主编的《史学概论》和《中国通史》都把“历史文学”列为专门章节。时至今日，当我们的史学家被人物传记、历史小说、历史剧等是否遵从历史真实的问题所困扰的时候，当我们必须再次回答历史有什么用的时候，我们就能深切地理解白寿彝先生为什么一再强调要研究历史文学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学传统有助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离不开史，史也离不开文，它们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互相辅助补充的作用【72】。由此我们联想到其他几位史学家在文史结合上给人们的启示，如郭老的文史兼善，翦老流畅缜密的语言，以及范老通俗易懂的文字，他们告诉我们：当一门学科发展到某一个高度时，它与其他学科广泛而复杂的联系就会显露出来，从而要求它的研究者具有多方面的素养。这些，都使我们更加了解白寿彝先生多年来坚决要求史学工作者加强文学素养的苦心。即使在跨学科研究已得到普遍认可的今天，我们对文史关系的认识是否达到白先生这样的通达，还很难说。对于通俗的理解，往往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水平的高低，通俗化过程在文化的推进上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文字表述能力的培养在此过程中又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对这一点，作为史学家的白寿彝先生认识得很深刻，表现了一个关切现实的史学家所具有的通识。怎样认识通俗工作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有人认为通俗的东西不需要多高的文字水平，把它看做比研究工作低一等甚至几等的工作，而不认真对待。这首先在思想上就看轻了读者的鉴别水平，不尊重读者的阅读要求，因此才会有那些错字连篇、语句不通、立意不高的“大全”、“新编”之类泛滥成灾。其实，真正的通俗读物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研究工作，科学研究是做到“通俗”的前提和基础。白寿彝先生说：
专门的知识，各种科学的结论，我们也都想检取，可是我们希望一件件把它通俗化，因为通俗化对于一般的读者是无上的需要。但也只有通俗化的专门文字最难写，因为这必须把艰深的东西嚼烂了吐出来，深入既难，浅出更不易。我们很愿意努力达成这个“嚼饭哺人”的任务。【73】
这是他1964年发表在《文讯》复刊词里的话，这在当时只是一个办刊宗旨，到后来逐渐成为白寿彝先生对待史学工作的指导思想。惟其如此，他一再强调通俗并不是一项很容易达到的要求，通俗不是粗浅，更不是粗制滥造，要更好地把内容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是要下功夫的。“通俗的工作并不是多么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深度是搞不好的。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浅薄，而是既有充实、正确的内容，又要能看得懂。”“让更多的人看得懂，并不表示你的水平低了，在一定意义上反而可以说是水平更高了。因为这表示你能深入浅出。”【74】“写通俗读物，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既要能反映出一定历史时代的科学水平，又要在文字表述上能准确、生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写通俗读物比写专门的文章还要难，绝不可轻看。”【75】在这方面，白先生和老一辈史学家都有很强的自觉性，如顾颉刚、吴晗等都是在这个工作上做出贡献的史学家，并从一方面成就了他们在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通俗工作的要求是随着时代要求和文化发展而变化的，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对‘通俗’的质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的。对于这样的前景，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76】这些话，体现了他对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的高度责任感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也使我们认识到应该对目前的历史文化普及工作增加一份警醒和责任感。
（三）史学工作者如何提高文学修养
白寿彝先生对如何提高史学工作者的文学修养问题也考虑了很多，有不少可坐而言、起而行的意见。
正是从白先生的史学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了一个史学工作者怎样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曾经细致认真地修改，他提出的要求是：准确、明白、凝炼。这使得这部书成为一部通俗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历史读物【77】。20多年来，这部书印刷了20余次，累计印数近百万册，这跟他在表述上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白寿彝先生又提出历史文字表述的基本要求是：确切，表述要真实、正确、恰当；凝练，就是继承尚简、用晦和寓论断于序事的传统；生动，即要熟悉表述对象，要言之有物，还要有感人的生活气息【78】。总之，准确、明白、凝炼、生动，可以看做是他对历史著述提出的总的表述要求。他认为，不论写著作、作文章，都应如此。他著名的《答客问》系列，讲的都是史学上重要的理论问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却采用了问答体的形式，用平实、生动的谈话形式营造出一种往来问答、相悦以解的气氛，使很难表达的内容变得明白易解。倘若没有他对文字表述形式的深刻理解和高水平的文学修养，这是很难做到的。
白寿彝先生很重视文风的问题，他指出：“在一定时期内写文章的风尚，是多数人或不少人趋向的风尚，这就是文风问题。”【79】因此，一定要对文风严格要求才能保证形成健康的学术风貌。这是提高史学工作者文学修养的思想基础，而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要在他们当中培养认真写文章的风气，“表达能力的训练是必须通过写作来进行的”【80】。除了要求正确清晰地表达研究成果，他不赞成把文章写得很“满”，尤其是“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也要分个层次，不要把话说得只求痛快，过了头。在评论某件事的时候，不要轻易地说很好和很坏，要有点分寸”【81】。对于史料运用，他认为应在博赡的基础上捕捉实质性的史料，而不是把一个个材料平摆，要有重点。在分析材料的时候，不要把局部的问题扩大成为全面的问题，或根据个别的事例作出结论，要对所研究的问题做科学、深入的分析。文稿既成，要反复推敲，去掉枝蔓、浮词，力求凝炼。他经常引用《论语·宪问》中孔子称道郑国大夫们重视辞令的话：“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用来说明写文章必须认真推敲，反复修改，几经锤炼，方成佳品。文章经过多次的修改过程，往往是一个思想认识提高的过程，也是一个锻炼表达能力的过程。他还指出要从低年级学生开始培养良好的写作习惯：一是要言之有物，坚决反对废话篓子。二是引用史事，要处处有根据，坚决反对辗转抄引。三是要文理清楚，字字句句都能讲得明白，坚决反对似是而非、半懂不懂【82】。可以说，他对文章写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提出了要求，他用自己多年来领悟到的文章之道，点点滴滴，毫无保留、勤勤恳恳地撒播下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加倍地耕作？
在这方面，老一辈史学家都为我们树立了良好榜样。如翦伯赞对历史文章写作提出的要求是：“文章要写得生动一些”，“不要一二三四罗列现象，要条理清楚”，“文章要剪裁，删除繁芜误用的辞句。句子要锤炼，去掉不必要的字眼。不论是文章的剪裁或句子的锤炼，都不是为了美词而害意。”【83】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是为了写出一部“我们广大读者需要的”、“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史著。这些都是值得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学习的。
写文章不只是“才”的问题，而要从才、学、识三方面加强个人修养。白寿彝先生多次讲“把自己所了解的都表述出来，并不容易。第一，了解得不透彻，就表述不出来。第二，在文字表述上缺乏训练，即使了解得透彻了，也表述不好。”【84】他还从内容的深刻性和文学水平相结合的层面上强调了这个意思，他说：“文学水平的高低确实对读者的吸引力起很大作用，但理解的深刻性也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表述上的生动。”【85】总之，他强调史学工作者要写出让人爱看的文章，就要有见解，还要善于表达。章学诚曾批评有些史家学对《史记》只是“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能像《史记》那样写得生动、鲜明、有个性，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86】。白寿彝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说：
写历史文章，写历史书，要写得让人家爱看，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不只是写文章的技巧问题，主要还是史学、史识问题，是不是掌握了大量材料，是不是把材料融会贯通了、提高了。这样，确实提出了新的问题，让人家对你提出的问题有了理解，有说服力，能让人家信任，是首要的。没有这一点，你在字句上再斟酌也不行。但是，光有前面的功夫，你表达不出来，还是不行，你有材料，有见解，能够表达出来，让人家爱看，这就又上升了一步。【87】
他希望有志于向这个方向努力的同志“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一方面，要加深史学的修养，一方面，要加深艺术上的锻炼，希望他们能不断虚心地向历史家求教，同时又向文学家学习”【88】。他还提到一些优秀的历史剧、历史小说，认为“这些文学作品，并不是历史书，但作者对历史事实的看法，他们描写史事的方法，也是可以供咱们历史工作者参考的”【89】。像这样一些见解，无疑为新时期史学工作者如何提高自身文学修养指明了方向。
还有一点，白寿彝先生十分重视总结历史文学遗产，继承史文表述的好传统。他在多处提到高等学校应该讲史学名著，不只是讲几篇历史文选，并提倡用背诵名篇的方法领会古人的文风。他还列出了20几部史学名著，让大家务必精心阅读，希望史学工作者能从大史学家的作品中直接研究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他自己对历史文学传统的很多认识就是直接从研读《左传》、《史记》、《史通》、《文史通义》这样的名著中得来的。他在总结《史记》的文字表述成就时说：“像司马迁那样把历史的文字表述和高度的文字修养结合起来，是很难找的。今天，我们史学界，应该在这方面向司马迁学习，要使人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一般的读者反映，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干巴巴，人家不爱看。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意见，改变我们的文风。”【90】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以多种形式研究和总结了历史文学的写作经验。他主编的《史学概论》把我国历史文学的写作经验总结为“闳中肆外”和“艺术加工”两个方面，并做了详细论述。此外，他还写了《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刘知几论文风》等文章，在《史学史教本》中他还论到“陈寿的史才”、范晔的论赞以及刘知几关于历史文学的论述等，这些都透露出白寿彝先生对历史文学传统的关注和自觉的学习。
作为史学家的白寿彝先生对文学修养的重视，是在他对史学工作社会价值的深刻反思中产生的，是他对学人的修养，及其与社会、与历史运动的关系之认识的反映，也是他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怀有强烈责任感的反映。因此，他的很多思考对其他学科的工作者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如果说加强语文训练，提高文学修养的重要性以前不被人重视，现在处在这个信息传播极为发达的时代，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打破认识上的两个障碍”，走出认识上的误区，探索更多的途径，认真地、勇敢地去学习、去实践，史学工作中以及目前普遍存在的不重视语文修养的现状就会有所改变。
注释：
【1】《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2】《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3】《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4】参见陈直《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添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史通·叙事》。
【6】分别见《史通》之《叙事》、《点烦》、《题目》、《核才》。
【7】《左传》成公十四年；另有昭公三十一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辩。”
【8】《十三经注疏》本。
【9】《管锥编·左传正义》。
【10】参见白寿彝《司马迁两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12页。
【11】《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0页。
【12】参见逯耀东《经史分途与史学评论的萌芽》，《大陆杂志》第71卷第6期。
【13】《容斋续笔》卷十《经传繁简》。
【14】《文史通义·永清县志列传序例》。
【15】《文史通义·永清县志政略序例》。
【16】《史通·模拟》。
【17】《史通·书事》。
【18】《文心雕龙·征圣》。
【19】《容斋随笔》卷九“史汉书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327页。
【20】《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史书占毕一·内篇》，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29页。
【21】《方苞集》卷二《读子史二十八首》之《书萧相国世家后》，刘季高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22】《嘉定钱大昕全集》九“跋南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页。
【23】黄汝成集释《日知录》卷一九《文章繁简》，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856页。
【24】《史通·叙事》。
【25】《史记·太史公自序》。
【26】《史通·点烦》。
【27】《史通·叙事》。
【28】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2页。
【29】《读史管见》卷一《高祖功臣年表序》。
【30】《史记阐要·班马优劣》，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31】《美学散步——虚实之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32】《文心雕龙注》卷四注46。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3】[南宋]王□《野客丛书》附录《野老纪闻》。
【34】[清]刘熙载《艺概·史概》。
【35】《文心雕龙·征圣》。
【36】《文史通义·文理》。
【37】参见季镇淮《司马迁》，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137页。
【38】《三国志·魏书·陈群传附陈泰传》注。
【39】以上见《史通·言语》。
【40】《史通·叙事》。
【41】《史通·言语》。
【42】《史通·杂说中》。
【43】《史通·因习》。
【44】《史通·言语》。
【45】《史通·模拟》。
【46】《章氏遗书》外编《信摭》。
【47】《文史通义·驳孙何碑解》。
【48】以上二则见《文史通义·黠陋》。
【49】参见汪杰《论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50】《史通·载文》。
【51】《全梁文》五十三。
【52】《文史通义·诗教下》。
【53】《文苑英华》卷七三，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626页。
【54】《新唐书·萧颖士传》。
【55】《文史通义·文理》。
【56】《文史通义·辨似》。
【57】《文史通义·书教中》。
【58】《文史通义·驳文选义例书再答》。
【59】参看周文玖《20世纪史家论历史文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60】《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185页。
【61】《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62】《关于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1981年10月14日在武汉师范学院讲》，《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63】《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1983年4月6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64】《谈历史文学——就〈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1页。
【65】《谈历史文学——就〈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9页。
【66】《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页。
【67】《〈中国史学家评传〉序》，《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6页。
【68】《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69】《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70】《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7页。
【71】《谈历史文学——就〈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6—550页。
【72】《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1983年4月6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73】《〈文讯〉复刊词》，《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0页。
【74】《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271页。
【75】《面临伟大的历史时代》，《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页。
【76】《写好少年儿童历史读物——为〈中国历史故事〉的出版而作》，《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9页。
【77】参见瞿林东《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0页。
【78】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348页。
【79】《刘知几论文风》，《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2页。
【80】《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81】《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82】《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83】《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
【84】《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85】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
【86】《文史通义·书教下》。
【87】《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页。
【88】《写好少年儿童历史读物》，《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9页。
【89】《谈历史文学——就〈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页。
【90】《谈历史文学——就〈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