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依靠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发展成果如何分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把改革发展取得的各方面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上，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上，体现在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益上，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如前所述，“以人为本”中的“人”还包括未来尚未出生的“人”，因此，经济发展一定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要考虑代际公平。这就要求当代人要自觉担当起不同代际之间合理分配资源的伦理责任，以对人类整体负责的态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坚持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总之，从经济学层面看，“以人为本”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目标， 强调发展经济只是手段，而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 人”， 摆正了“ 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摆正了“当代人发展”与 “后代人发展”的关系。
四、“以人为本”的教育学解读
现代教育学有一个共识：“人是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这就是说，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应以受教育者为主体，人是教育的“出发点”。教育的目的尽管因时代条件差异、因阶级利益不同可能有各种各样功利性的教育目的，但教育的最终目的或归宿是造就人的全面发展。
然而，在私有制社会，剥削阶级往往把教育变成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只能造成对人的肢解和人的畸形发展。只有在未来公有制社会，才能造就人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回顾新中国的教育历程，不可否认，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的教育经历了太多的曲折。比如，在一个较长时期，我们往往把教育纯粹视作为政治服务服务的手段，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从政治上培养可靠“接班人”或“革命人”。“文化大革命”更是把这种教育观推向极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往往又把教育仅仅视为为经济服务的手段，把教育目的定位在培养市场经济所需求的各种“经济人”或“技术人”。一个时期甚至还提出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从而造成教育极端“功利化”、“商业化”，“教育乱收费”等，不仅造成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由此培养出来的学生还往往是“高分低能”、“人格缺损”、“素质低下”的“畸形人”，并不适应社会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为时代课题越来越凸现了出来。我们必须扬弃过去那种单纯的“经济人”、“道德人”、“理性人”、“功利人”、“革命人”等各种片面的人的发展模式。这就迫使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关注教育， 关注教育的“以人为本”， 使全体人民都能得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 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这是我国教育的时代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根本目标。
试论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周刊引导青年的方法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列部 周树立
[摘要] 《中国青年》创刊伊始，坚持围绕中共的政治面向确立宣传主题，立足现实政治斗争，宣传内容以青年所“思”为着力点，以青年所“想”为切入点，以青年所“盼”为突破口；栏目设置照顾到青年心理特点，并注意增强艺术性和吸引力，尝试入心、入脑吸引人感召人的方法，刊物风格符合青年趣味，“以文化人”把大批有志青年引向中共倡导的革命洪流中。
[关键词] 国民革命 《中国青年》 宣传方法 刊物风格 引导
一、《中国青年》的宣传重任与编辑力量的整合
1923年10月20日，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在上海正式创刊发行，28岁的恽代英同邓中夏等一起负责编务，编辑部设在上海南市萨波塞路朱衣里（今淡水路66弄4号），也就是当时团中央宣传部的秘密机关里。
团中央局曾多次讨论《中国青年》的编辑问题，明确规定每期刊物内容“均须经中央局审查方可付印”。1924年9月25日，团中央局又专门做出决定，在中央宣传委员之下组织一个编辑部，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平民之友》稿件之资，并指定任弼时、张伯简、何味辛、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林育南为编辑员，林育南为总编辑， 以切实加强对《中国青年》发行的领导。
就宣传任务而言，青年团中央决议《中国青年》要以共产主义理想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群众。恽代英、邓中夏等编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这一决议。编辑们凭着道德良知和对党负责任的精神办刊，刊物内容联系青年的实际，反映青年的愿望，文章精悍、通俗，因此深得青年和社会各阶层读者的欢迎。
随着国共合作关系的破裂，杂志出至1927年10月第168期而停刊沉寂。短暂发行的四年间，它以惊世骇俗、能战斗的激情留下了开拓创业的光辉历程。它为中共的政治主张造势，引领青年投身国民革命风暴，为中国革命播下春天的生机。它的盛名是编辑群体的辛劳与作者、读者群体合力镌刻的。
《中国青年》首任主编是邓中夏。“……，最初几期都是邓中夏编的，封面上的字也是他题的；后来恽代英、萧楚女都担任过主编，而以代英担任的时间最长”。 第三任主编应是林育南，第四任主编是恽代英。1925年1月30日召开团的三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恽代英为团中央局宣传部主任兼学生部主任，并任《中国青年》主编 。第五任主编是萧楚女（较短暂），据陈养山回忆，在“五卅”运动中，代英主要负责学生和宣传方面的工作。许多学校都请他作报告，……此时，代英没有时间再来编辑《中国青年》，于是调萧楚女来负责了一段时间 。第六任主编是林育南。第七任主编是李求实，其他曾负主编之责，邓中夏任主编时间较短，其青年团负责人职务，在团的“二大”后很快被刘仁静接任，后接续的有“三大”团的总书记张太雷，“四大”团的总书记任弼时，按照每期刊物内容“均须经中央局审查方可付印”的发稿程序，他们本是当然的参与负审查之责的编辑，特别是林育南与李求实之间的衔接期间，这几位青年团的重要领导从名义到实际都在负主编之职权 ，如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内陈独秀，曾将《向导》已编选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拿掉，而当时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坚决顶住压力，刊发在《中国青年》1926年116-117期上，且全文连载，此举背后显示的是主编职责。
考察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一个值得重视的信息即集结在恽代英周围的编辑萧楚女、刘仁静、林育南、李求实等都是湖北人，因为这个群体在《中国青年》编辑发行过程中的作用是极其明显的。因为一般的而非极为突出的个体的作用只有依托和借助于群体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了解的过程具有同步性，有着年龄、兴趣、爱好、价值观、社会地位等方面较为接近的人所组成。他们在壮大革命阵营力量、左右青年前进方向、推动革命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作用。
作为这个群体核心的恽代英，既有很好的品格凝聚人，又有较强的写作才干感召人。1915年他在武昌中华大学时，已在《东方杂志》、《青年进步》、《新青年》等报刊上，撰写或翻译了约八十篇文章，宣传新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猛士， 1917年下半年，他在武汉地区创办了第一个进步团体——互助社；1918年6月，又在中华大学门口办起了启智图书室，为了让青年学生“知道世界最近政潮、思潮大概的必要” ，便向武汉地区广大青年推销进步书刊。林育南、李求实、刘仁静等都是较早走到一起。1918年夏，恽代英受聘担任中大附中部教务主任，他已认识到拯救国家，必须养成善势力。而善势力的养成，首先在于改变社会风俗，“正风俗为救国唯一要事” ，教育则是正风俗的“一种手段”和“唯一切实的工具”。1919年初，林育南、刘仁静等学生，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创办了《新声》半月刊，此刊“是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是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 ，这些曾经的阅历，为日后在团中央做宣传部主任和兼任《中国青年》主编提供了历史实践和能力积累，显示出这个群体有着相同的敬业态度与政治追求。
当“五四”运动发生时，恽代英体悟到拯救国家，“正须以和群练习指挥群众，鼓策群众之能力。”“除合群外，救国之法如何？” “五四”运动后，据恽代英自称：“最大的觉悟”是“应觉我们是中国唯一可靠的救星” 。这个“我们”而是包括他在内的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分子。他认为要救国就必须求友、造友，“朋友一天天多，团体—天天大，势力亦一天天大” ，而这一思想也正是他编辑早期《中国青年》，以引航青年发展的“硬核”理念。
《中国青年》创刊时，在编辑部内，能合作办刊还因为年龄上几乎都是同龄人，恽代英27岁、刘仁静21岁、李求实20岁、萧楚女29岁、林育南24岁，邓中夏28岁，都是“恰同学少年”的青春期。 青春期的最大特点是做事带有冲动性，一种青春的蓬勃、激扬、躁动，有学者说“青春期是一个反抗时期”，在很早以前，著名的德国儿童心理学家夏洛特·彪勒就曾把青春期称之为“消极反抗期”。此时，他们的道德观也发生了变化，对坏人坏事疾恶如仇，他们追求公平公正，所以，在此阶段，他们呈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青春期的心理充满热情和抱负，并富于理想主义，一定要做成想做之事。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在长江沿岸蛮横，租界林立，国弱民穷，他们已立志让中华崛起于世界，思考远比告知更重要，行动远比思索更有价值，这个群体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担负起了引航青年的使命——编辑《中国青年》杂志，实现人生价值，服务于1920年代国民革命的峥嵘岁月，为各自的人生谱写了辉煌篇章。
二、践行办刊宗旨与贴近青年的宣传方法
《中国青年》创刊之时，正值广大青年在中国社会这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房子里碰撞之际，青年“常常苦于不知应当怎样做事，以及他们做的事不知应当怎样改良。”正是“为青年的这种需要，供给他们一种忠实的友谊的刊物” ，《＜中国青年＞发刊辞》提出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到强健的路上”，“到切实的路上”。基于这一宗旨，周刊坚持“围绕主题设栏目”，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增强吸引力。《中国青年》宣传中有几个突出方面：
名人效应宣传手法。从办刊、采编艺术角度看，恽代英这位中共早期杰出的报刊编辑家，其编辑手法和宣传理念新颍。他提出“传授以（一）浅近。（二）有条理。（三）真。（四）能动人为目的” 。他认为向受众“灌输时事之文字”要“能真诚浅近……较谈空疏统笼而枯寂的道德胜千万倍”。 恽代英、萧楚女的政治宣传、鼓动家素养、宣传技能精湛引领形成《中国青年》独特风格。恽代英一生从事报刊宣传活动16年，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报刊有10多种，撰写报刊文章500余篇， 萧楚女被青年称为“真理的战士”、“革命的煽动家”，深得青年们的拥戴和敬慕。杂志因他们的主持颇得青年关注，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才干，紧紧吸引着求索中国出路的青年们，四年间向他们写信求教问题和他俩所写编者按，感召了一批追捧他们的读者，并形成了他们主持的《中国青年》名牌栏目，如恽代英主持《答问与通信》、萧楚女主持的《新刊批评》，吸引着读者而扩大了《中国青年》杂志的读者群，反之重要栏目让他们领办，重要社论、文告由他们撰写，报道重要事件的编者按有他们做，他们的名字和主持的栏目已成为“金字”招牌，曾有一段时间读者见不到他们的文字，而向编辑部寻问，可知在青年心中的地位。据当年读过《中国青年》的邓拓 回忆：“那时候，不少年青人的衣袋中，常常藏着那样一薄本32开的周刊”。“我曾见一位老先生，把代英同志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用红珠笔密密地圈点起来” ，恽代英和萧楚女成为许多青年热爱的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