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给投身革命期盼胜利的青年以鼓舞。恽代英结合青年关注的1923年中国的内政外交，提醒广大青年应从“不堪回首”的表象中看到诸多积极的一面。“便是国民精神已经不是像从前那样散漫昏沉。这种国民精神的进步，明明是中国复兴的佳兆” 。“打倒军阀”的观念渐入人心，人们意识到“要求真正的民治，推翻这些实力，是第一件要事”。联省自治、“法统重光”等空想已被现实击碎，唯有革命才是根本出路，“现在只有昧着良心的人总会说中国除了革命还有别的法子”。国共两党的革命主张渐趋一致，要坚定进行国民革命。《勖读者》是答复读者张雾帆〈成都〉和陈默君〈南京〉的回信，恽代英鼓励了两君的做法，建议青年应该注重言行一致，将《中国青年》里面自认为“好的话”，“立刻实行起来”。
《中国青年》在政治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五卅运动中，它积极报道各地的运动，组织铲除妖报团，第85期发表《打倒认贼作父的申、新两报》；在北伐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它就向广大群众宣传了北伐战争的性质和意义。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候，又及时地指出革命中隐藏的危机，提醒大家“在这个欢呼庆祝之中，我们切不要看轻我们的危机呵！” 特别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它坚决反对陈独秀的观点，支持了农民轰轰烈烈的土地斗争，主张坚决镇压反革命，认为“对反革命姑息就是对革命残忍”。它也特别强调建立群众武装问题，号召青年们学习上海工人阶级，“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
《中国青年》积极进行主义的宣传。“共产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是要消火一切剥削阶级，要共的是大资本家的产。所以，共产自然会引起反动派的恐怖，他们必然要对共产党大肆攻击诽谤！” ，同时大力宣传中共的政治理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张，打破其他思潮的干扰，来回应、解读青年盼望“求证”的心愿。
《中国青年》引导破解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土地、农民等相关问题，化解青年的重大关切与疑惑。国共合作之初，恽代英发表了许多论文，痛快淋漓地批驳了国民党右派的种种指责，从思想上武装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廓清了是非，践行办刊宗旨，引导青年走坚实的路。
三、创设栏目围绕青年需求与宣传主题
《中国青年》最突出的特色是面向青年，重视青年的要求。纵观1923——1927《中国青年》的各类征文、征订广告，以及征求改进意见，都立足于吸引青年读者。在创刊之初征求读者对办刊的意见，提出它所需要的是“有益而有味的稿子”。既注重“益”，也不忽略“味”，因而它办得生动活泼，当寒暑假开始时，《中国青年》就对学生们提出建议——“回家做些什么事”，“看些什么书”，“思考些什么问题”，从青年学生生活规律考虑，提出的建议颇受欢迎。《中国青年》在一段时间里每期都有《本期研究题目》，引领启发读者思考，并与时局发展、政治人物的命运等连环追踪分析，从而彰显宣传功能。
刊载文章文笔流畅，配有诗歌、小说、神话、寓言以及外国青年活动的花絮、国外小说译介等，“文艺”栏目作载体，后期增加漫画插页，图文并茂，有一幅配发在1926年第118期上，刘仁静的《打倒惨杀爱国学生的段祺瑞》一文后的图画，一个“老外”把辛丑条约的巨网盖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画中提下两句“中国人压得好苦啊！”，“大家起来取消辛丑条约！”图画与文章内容相得益彰。另一幅图画在《中国青年》的第121期子云的文章《五卅：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配发一幅“杀龟”漫画，活显出中国人民痛恨殖民侵略，要把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心态，画面与该文主题混然一致。总体上，《中国青年》栏目设置具有以下特色。
围绕青年需求，创设栏目。以栏目为载体将青年所需、革命事业所需置于大局中去思考、去推进；坚持为青年服务，帮助青年就业创业、成长成才，为青年办实事，做好事，面对当时青年中存在的失学、就业、婚姻诸多问题需要引导解决，《中国青年》开辟了《通信》与《读者之声》、《问答》等栏目，开展互动。编者及时回答读者提问，如当时复旦大学一位学生写信给恽代英，述说自己将走到厌世的道路上去，“人生愈觉变成灰色了”。恽代英回信说：“人在恶劣环境之中，是不能无悲苦之感的，然亦只有坐着不去与恶劣环境奋斗的人才感觉这种悲苦。惊风骇浪中舟子总比坐客镇定，便因舟子要去应付这种风浪的原故。所以你愿居这悲苦之境，不是去幻想那不可能的自杀，是要去设法应付它，去作一个改革社会国家与打倒帝国主义的人……你多找几个勇敢的同行的人，而且一路的呼应，便可以壮你的胆。你若能研究得到一种信念，知道国家社会一定是可以改造的，那譬如你在黑暗中间见了灯光，你的胆气自然更要大了”。 这些循循善诱、丝丝入扣的“真诚”指引，对青年振奋精神，投入革命斗争无疑是一种激励，而且，这是意在完善个体，培养群体——造就中国青年的栋梁气派之引导。
除不断加强与广大青年读者的联系，获得改进提升杂志思想性的意见外，《中国青年》还几次增设宣传栏目，在相关栏目版块下，集中发表重磅“组团”文章（似如“集束”炸弹），形成强势话语效果。在四年间《中国青年》曾设有《社评》、《时事述评》、《寸铁》、《书报评论》、《广告》、《小说译介》、《通讯》、《答问与通信》、《青年界消息》、《新刊批评》、《介绍新刊》、《书报介绍》、《我们的时代》等栏目。这些栏目使得《中国青年》不仅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团刊，也是大革命时期最出色的刊物之一。 “《中国青年》现在出到第十期。……最足以鼓励我们的，本刊发表各文，迭经《民国日报》，《时报》等的转载；长沙保定两处，各销售到一千份；南京上海的中学有些国文教师，采用本刊各文作国文教材”， 这是时代镌刻的纪念，体现出编辑采文的慧眼、卓识。
聚焦时代热点添删栏目。如《本期研究题目》是从1924年第55期开始的，配合该期“主题宣传”而设计，“提出该期所载各文中可供讨论之点，以为青年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帮助。”所以编辑希望各青年团体可以每星期开会讨论所举出的各种问题，亦希望接受大家的疑问，并欢迎大家提出各种问题以资讨论。就第55期而言，因为要“注全力于孙中山先生等所提倡的‘国民会议’，那是引导全国民众作直接政治争斗”，就设计了“你赞成国民会议么？有人不赞成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国民会议，要由上海有力团体自动的号召各公团会议，你以为如何？试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要求，与我们所主张青年利益的各种要求，逐一加以批评你以为还有应当提出的要求否？穷苦不能安心求学，或受生活压迫的青年，有甚么方法可以改造他的命运呢？为什么各国共产党要做‘制止侵略中国’运动？最近埃及受英国压迫，我们亦应当作‘制止侵略埃及’运动么？”，问题设计颇具匠心，一环扣一环，沿着共产党人设定的民主革命轨道思想、行动，在指导青年“切实”地“做”。 它也是回应社会上对相关问题争论，而引导青年思考、并建立一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价值观、伦理观，这一栏目做过20多期，读者来信中对此有较高、较多的赞誉，后来时局发展此栏目不便再做而停。
刊载杂文的《寸铁》栏目于1925年第102期开设。语言犀利，锁定目标、攻击性强，颇适合政治斗争尖锐形势下，针砭各类现象与人物观点，可以不破裂关系、又能深刻揭示问题。仅以第102期的“三则”看，恽代英所作“反共产的人说，中国不能讲共产主义，因为中国还没有资本家；但是，他又说，中国讲共产主义的人要本国工人和本国资本家争斗，这是他反对的。我真佩服这些反共产的人的脑筋！不过我倒要问：究竟中国有没有资本家？倘若有资本家，为甚么中国不能讲共产主义？倘若没有资本家，为甚么反对共产主义者要本国工人和本国资本家（其实据他说是没有这种东西的）争斗？”另一则，“反共产的人说，苏俄实行共产，所以国内纷乱贫乏不堪；反苏俄的人又说，苏俄亦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他用许多金卢布供给世界的共产党，而且有时还要向外国为武力的攻击。究竟苏俄是怎样的国家呢？倘若他的国内还是纷乱贫乏不堪，如何他能有这多金钱这雄厚的武力呢？倘若他能有这多金钱这雄厚的武力，是不是苏俄实行共产的功效？” 萧楚女的《研究系配说这话么？》语言辛辣，论证直击要害，作为政治较锋类文章战斗力强。此栏目1927年126期方停用，因为政治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新右派合流，已磨刀霍霍，在许多地方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破裂了，大革命失败，在舆论宣传上已不是单纯的批评、评判和谴责所能济事了，而是共产党人必须拿起武器进行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历史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青年》第130期始设《社评》栏目。在《北伐为的什么？》中，编者直奔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由一般战争及其性质决定民心的相背，进而指出北伐与民族命运关系，“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所悬的目标与所取的手段，是我们拥护北伐的理由。同时我们知道这种目标不是靠北伐军孤军深入，可以实现的，是要各地的浩大民众运动辅助进行的，因此各地人民都要了解他们对自己及对北伐的责任。”这则社评实质是《中国青年》在鼓动青年及各界民众积极投身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它是民族复兴的前提。再如同期《中国青年》所载《密勒评论记者之言》，美国帝国主义机关报，上海密勒评论在7月31日的社评中估量此次南北大战（北伐直系吴佩孚）的意义说：“现在张吴联合，对国民军国民党的战争，或者要发展成中国自革命以后一切战争中最有意义的战争；因为在这次战争中含有根本影响中国长时期以内的政策的因素。中国寻常军阀间的战争对于世界无甚兴趣，因为平常的战争只是军阀间权利的战争，没有什么主义的冲突。”帝国主义对此次战争有认识和判断，所以“他决定帮助反动军阀吴孙张，或想利用中国的民族运动。”对重大事件、现象给出言简意赅评判，或谴责或礼赞。论证逻辑很严密，时效性高、紧迫性强，因为它的目的就是为中共倡导的革命造势，给民众明确的旗帜指向。
《我们的时代》栏目类似《向导》周报的《外患日志》。如编者按语“我们究竟处的怎样的一个时代？我们都感觉到今天这情形是不好，需要革命；但是我们能够切实说出一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受的痛苦么？军阀与帝国主义在各方面逞凶的真相么？……？我们多半半眠似地漠然有些感觉，但是很难具体地说出什么来。本刊特添备此栏，供给读者以上述的材料：我们希望能在这里帮助青年们认识清楚<我们的时代>。——记者以十五年六月一日，北京警察厅布告，“近来各校学生自由开会，败坏学风，如再有妄用名称私行集会者，无论在何地点，系何群众，定即依法解散。孙传芳令淞沪警察厅，严禁赤党书藉” 为例，此栏目仍服务于引导青年革命的宗旨。
《通讯》栏目设置早，存在时间长。大批响应中共党团号召的青年人物和事迹、集体活动要报道，经验要介绍，编辑们呼吁基层“常报告些各地青年团体的消息；希望青年来信，不仅专只报告我们一些活动的消息，也和我们讨论一些主义上、行动策略上的问题” ，“不断供给我们以下列几类的稿件：各地青年与反动势力争斗的消息和经验，关于学校或工厂青年受压迫状况的叙述，讨论青年问题的通信”，透过那些通讯报道，既可了解媒体为革命造势的实况，也可认知中共党、团组织利用媒体引领潮流的成效。
《答问》栏目是编者与读者，就事说事有问有答。它解决具体问题指向性强。在第80期《答问》中，回答了读者朱霄提出的问题，强调“革命需要一个革命政府，但并不意味着革命政府产生之前便不革命”。《答问七则——致汪冀贤君》 一文针对汪冀贤提出的七个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较深刻。所有回答均是面对青年，围绕革命直接做答，可谓条理细腻地进行“赤化”教育，这些正契合着《中国青年》杂志的宗旨，此栏目坚持到停刊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