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国对外贸易的庞大使中国成为了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外贸依存度极大，2007年高达66.9%，而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不足，而印度的外贸依存度远远小于中国，却主要依靠的是内需，当前印度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接近60%，而中国甚至不足40%，这实际上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如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由于外需萎缩，中国出口持续下滑，结果导致了中国沿海大量的外向型企业特别是出口加工型企业的经营困境，大量企业出现了亏损甚至破产，使中国失业率明显提高，这实际上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稳定。相对而言，由于印度外贸依存度明显低于中国，2007年仅为16.2%，所以，印度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到目前为止小于中国。不过，由于印度的优势产业——软件业依赖的也是外需，而且印度软件业对于外需的依赖比中国制造业更强，达到80%以上，这种软件服务外包贸易的方式与中国的制造业的加工贸易方式又极端相似，一旦外需减少，同样会立即陷入困境。另外，中国的制造业陷入困境还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解决，印度软件业陷入困境则根本不可能通过扩大内需来解决，所以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对印度经济的冲击也可能非常大。
第四，中国的基础设施远强于印度，但印度的金融系统更加健全。
当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强于印度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印度经济环境中也有一个重要的优势，这就是它的金融体系比中国更为健全。印度独立以后继承了英国人留下来的金融制度，拥有130年历史的银行体系和100年以上历史的股票市场。印度的银行比较成熟，犯下的错误要远远少于中国，其不良贷款率远低于中国。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到2001年，印度的银行不良贷款率仅为10%。而同期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率达到25%以上。另外，印度的证券业也比中国更加成熟，企业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都比中国发达，这使印度企业的融资比中国企业更加方便。据世界银行200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有80.21%的企业把融资作为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相比之下印度只有52.1%。不过这一现象在近几年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系统经过近几年的改革，已经明显较以前更加健全，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已经大大减少。至于中国这种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模式，是否不如那种完全市场化的金融体系，经过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恐怕也需要重新思考。
最后，中国政府的效率明显高于印度，而印度的司法体制更为健全。
中国政府是典型的强政府，一党执政，再加上国家结构上总体上属于单一制，所以政府的动员能力极强，政策的贯彻往往较为迅速而彻底，这一点和印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由于实行多党政治，特别是90年代拉奥政府开始经济改革之时，印度原有的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各政党之间的制衡能力日益增强，再加上印度的国家结构是联邦制，所以印度政府执行力远不及中国政府，往往很多政策很难贯彻。中国的每一项改革措施几乎都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贯彻，而印度中央政府的决策却往往需要数年才能落实到基层，也就是说，对于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言，印度政府的效率明显不如中国。但在政治制度上，印度也有一个优势，这就是印度的司法体制，由于基本上全面继承了英国殖民当局留下的政治制度，印度的司法较为独立，较少受到行政的干预，而且印度人对于司法也比较尊重，基本上养成了尊重司法，尊重法律的习惯，这与中国司法相比，更为健全。中国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也提出了依法治国，但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司法受行政的干预至今仍比较大，这对于维护良好公正的经济秩序、特别是维护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以及职工的权益是极为不利的。
8.3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比较
通过以上对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印经济发展模式优劣势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在经济规模、基础设施、国企实力、对外经济规模、制造业、以及政府效率等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而印度则在私营企业的竞争力与管理水平、软件业与制药业等特定产业、外贸与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制以及司法独立性上占据了相对的优势。至于那一种发展模式更具备发展的潜力和前景，还是应该从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去考虑。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刘易斯模型为核心的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理论、转型经济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在参照二战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为自然资源禀赋；其二为人力资本；其三为主导产业；其四为市场需求；其五为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硬环境；其六为以制度为核心的软环境。在这几个方面中，通过前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就当前而言，中国大多数方面都占据优势。
首先，中国在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主导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自然资源禀赋方面，中印虽然各具优劣，但中国总体上也占有一定的优势。当然，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自然资源禀赋虽然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印之间这种自然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实际上对于两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其次，在市场需求方面，中国在规模上的优势仍然非常明显，这无论是在国际市场需求还是国内市场。但是，中国市场需求的结构不如印度。中国国内市场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明显小于印度，而外贸依存度明显高于印度，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使中国更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再次，在软环境方面，也并非如很多学者所认为的印度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软环境主要为一种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既包括经济制度环境也包括政治制度环境。就经济制度环境而言，主要对于产权政策、金融体系等。政治制度主要包括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综合来看，在软环境方面，中印实际上各具优势，印度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好于中国，印度金融体系较中国健全，特别是印度银行对于私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高于中国，从而使印度私营企业的竞争力高于中国。此外，印度的司法的相对独立也为维护良好公正的市场秩序提供了条件，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效率却远高于印度，这不仅使中国的各项改革能够及时有效的贯彻，而且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更为高效的商业环境。如在创办企业所需要的时间上，中国只需要花41天，而印度则要花89天；财产登记注册在中国只需要32天，而在印度则需要67天；在履行合同方面，法院执行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在中国为241天，而在印度则需要425天；此外，在中国，处理破产企业所需要的时间平均为2.4年，而在印度则需要花去整整10年的时间。
最后，印度在某些产业方面的优势实际上都只是一种相对的优势，而非绝对的优势。如世人一再提到的印度软件业上的优势。印度软件业实际上并不具备对中国的绝对优势，它的优势只在于在欧美市场的竞争力上。在欧美市场上印度的竞争力强于中国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印度的软件业发展较早，另一方面是由于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使印度软件设计人员英语水平普遍高于中国。但是，并不能以此认为印度软件业在技术上与中国相比有多大的优势，更不能以印度主导产业为软件业而认为印度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实际上，印度的软件业和中国的制造业一样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真正的核心技术都没掌握。而且，当前中国软件业在技术含量上与印度同行并不存在明显的差距，而在产值上则已经明显超过印度。另外，在制药业领域，中国产业的规模仍然高于印度，只是印度主要为药品制剂，而中国主要为原料药，印度药企的国际竞争力高于中国。
当然，经济发展的潜力，不仅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对于当前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对于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此外还需要考虑了从长远来看，各自的优势能否长久地维持以及两者的劣势方面能否改变。应该说，如果以上这些因素长久不变的话，至少在两国赶超发达国家时期，也就是在两国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前，中国的优势还是可以维持的。因为在这一时期，两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经济结构的转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经济结构转化方面，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和市场规模方面的优势将使中国在拉力和推力上的优势都能够持续，而在产业结构的升级方面，中国基础设施和政府效率上的优势使这种升级可能更为顺利。也就是说，倘若以上因素不变，中国更早完成工业化、更早成为发达国家是必然的。但在两国工业化完成后以及最终成为发达国家后，印度金融体系、私有产权的保护以及司法独立上的优势则可能使印度能够更好地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从而使印度经济最终更具备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