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道德改革的局限：论新闻客观性与可持续性民主(4)

但民族国家面临由上至下解体的威胁，这是由全球化进程及其相关的组织与安排的增长和权力引起的，而这些组织和安排是不负责任的、等级制的、超国家的，并且代表了精英利益（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众所周知的“三边委员会”等）。与此同时，国家也面临由下至上的瓦解，诸如第三世界国家持续上升的暴乱，日益增加、多达数百万的无国籍难民与民工，种族主义的高涨，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恐怖主义的产生，存在于许多国家（包括欧洲和北美）的族群主义和微型民族国家主义。

生态学辨认出了自由主义的第三个关键性盲点：它对增长的极限没有概念。它假定人类的欲望可以无限制地膨胀，可以不断地获取财产和消费品。我们所依存的经济植根在永久扩张的基础之上，自由主义是它的思想润滑剂。然而我们也亲眼目睹了过度消费、全球资源与环境恶化所造成的持续危机，而这种危机深深扎根于资本主义、技术进步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流行的主导性“发展模式”的逻辑中。

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盲点由女性主义理论揭示出来。无论是作为公共领域象征的被选举的代表性机构，或者是私人领域里的个人权利，都无法解决家庭内的政治经济、妇女劳动力的剥削问题，以及在自由民主胜利后的几十年内仍然将妇女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通过拒绝给予选举权和充分的法律权利）等等这些问题。

更为深入的批评认为自由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部分原因在于：正规的法律和政治平等性与社会阶级间巨大的不平等之间的脱节，而这经常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关注焦点。相关的批评认为当代自由民主的政治机制（党派、选举以及议会）挫伤了真正的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它们已经演变成一些简单机制，而在这种机制中公民最多只能从狭小的选择范围内选取候选者和党派。

一旦大权在握，这些党派又反过来深受没有被选举上但却最有实力的精英（如商业精英）以及结构性力量（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危机）的影响，而这些精英和结构性力量并不能起到代表大众的作用（见Miliband，1973；Wallace and Miliband，1975）。北美选举政治中，以美国的佩罗(Ross Perot)和加拿大的改革党为代表的民粹主义的兴起，部分地是制度的民主合法性与其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这一政治痼疾的产物。

对危机的罗列还不应忽略世界诸多地区军国主义的扩散和深化，民族国家内部冲突的蔓延，恐怖主义的兴起和在反恐名义下的大规模征服性战争等事实。虽然这些冲突不能完全归咎于西方资本主义，但它们会因为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和军火工业开拓新的出口市场而加剧，而苏联的解体使西方超高的军事花费失去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同时，这也说明国际安全组织（主要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对于如何处理冷战后世界范围内的种族和地区冲突毫无准备。

随着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市场关系对其他社会文化逻辑的胜利，上述危机正在加剧和深化。全球化也许会削弱人们对世界的位置感，减少掌控自己社群和命运的感觉。它助长了意义、身份、价值和社群危机的产生，并激发了微型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强烈反弹，因为这些主义宣称要重新确定其传统的身份认同。

这些对全球化落后的、破坏性的后果的反应方式提醒我们，不能在倒跨国公司这盆洗澡水的时候，把自由民主的婴儿也一起给倒了。自由民主包括一些体现人类文明重要成就的原则（例如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尊重，有权选择政治领袖）。与任何有效的意识形态一样，自由主义也包含着一个乌托邦式的核心，即人类解放的图景：自由、平等和博爱（Jameson，1981）。问题是，自由民主不仅无法达成自己所宣称的历史性理念，除非全球系统的根本性危机能够得到比目前更加强有力的解决，它甚至不可能生存下去。富有意义的人类生存需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这种经济又必须植根在一个新的全球公民社会之中。为此，我们需要一项复杂而大众化的计划，它能够在超越自由民主局限的同时向其最精华的部分注入活力，若没有这项计划，公民社会也就不可能实现。

这与新闻道德有什么关系呢？毕竟，新闻媒体（更不用说客观性道德）既没有创造这些危机，也不能单独解决这些危机。但是媒体与这些危机有关：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全球性危机；另一方面是作为社会、文化变革基础的公众问题意识的形成，以及对占统治地位的机构进行批判性审视的必要性。处于两者之间的变量之一就是为商业化所驱动且固守过时客观性概念的媒体体系，而这种客观性不但不充分，从某些角度来说甚至是传播可持续民主的障碍。

首先，若始终坚持新闻简单地反映了世界和/或者公正地平衡了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中的主要观点，客观性的精神特质则有助于掩饰隐藏在新闻判断中的价值观念，因此也终止了新闻业应该反映什么样的价值观（倘若它对可持续民主有所贡献的话）这样的讨论。同样，客观性神话也成为媒体唾手可得的一个借口，用以解释作为北美权力结构一部分的媒体为什么没有充分地认识和报道其自身。尽管北美新闻业的这一方面一直处于变化中，但是它无法全面公正地分析其自身在社会和政治生涯中的作用。

其次，新闻业对客观性的追求经常会导致对政客和其他精英话语来源被动的依赖，其间还穿插着对突发性丑闻的追逐以及个人化的批评。在一个以个人化形象创造和政党政治愈发碎片化、同质化和无关化为特征的政治时代，这两种新闻再现都没有很大帮助。

最后，即便是从职业的最佳境界的角度来说，客观新闻业意味着记者一直代表他人说话。即使带有最美好的动机，这种作用也会导致信息歪曲和被排斥者的边缘化。

■走向可持续民主的新闻业

倘若有人接受前面对美国、加拿大国内和国际危机的分析以及新闻业在这种双重危机中的角色，那么一个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里我们没有提供一种新的范式蓝图，而旨在简单地提出最低限度的目标，即暗示大体方向和变革主体。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新闻从业者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并给出自己的答案。以下我们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步，媒体应该使自我反省制度化，鼓励记者和其他人加入关于新闻话语的根本性偏见和新闻影响的对话中。尤其应该有更多“范式之外”的媒体评论，以及更多关于新闻内在价值和不可避免体现利益的认知，这应该是新闻业关于所应服务的价值和利益的论争的前提。

尽管我们把焦点聚集在客观性的局限性上，但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我们并不认为记者应该回归到党派报刊的时代，游离于从未被证明的假设到预定的结论之间。我们认为传统的严肃新闻确实在民主社会中发挥了作用：记者经常会努力将个人偏见置于一边，在公共话语中尽力成为一系列相关观点诚实的发声渠道。

的确，通过强化新闻业已经而且能够做得非常好的部分，它可以在重振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集中公众的注意力，就实质性议题提供多种声音。可以确信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公共领域也许会需要一些更加多样化的公众声音。丹·汉林（Daniel C.Hallin）认为，倘若通常的政治新闻源（政党及其领导）没有透露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记者应扮演积极的对话者的角色，寻找到可信的且有重要话可说的人（Hallin，1992）。

我们认为记者在选择和阐述新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根植于一定的利益和价值承诺：例如，公开、可问责的政府和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理念，以及(不那么值得称道的)消费主义和对富裕者的偏爱。可持续的、文明的民主在即将到来的一个世纪中几乎必然会要求重新考虑这些承诺。一旦公开揭露客观性原则的隐藏秘密，新闻业中与这些要求相关的作用就会得到更加公开的讨论，甚至可以毫无掩饰地进行辩论。

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看门狗”监督的是政府（而且往往是非常不平衡的），如今这一功能的目标对象需要扩展至全球超大型公司，以及跨国金融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权力机构，因为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私有的、不可问责的、不受审视的政府。新闻在言论自由和经济繁荣上的倾向性应该延伸至包括生态平衡与和平解决政治争端这样的问题上。

相反，在一个日益缩小的星球上，媒体需要抛弃对消费主义和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方式”的倡导，甚至应该背道而驰。我们也可以辩论，一些事关维系文明话语的必要条件的限制和排斥，能否被公认甚至被赞美。例如，种族主义者应得到与其受害者同样多的时间吗？

我们也并不认为应当用一个单一完整的模式来取代客观性原则。不同的群体和目的需要不同类型的新闻（Curran，1991）。有时，人们需要用自己的心灵说话。传媒体系内部应该给“诚实偏见”的表达、为倡导性群体更直接地同其自身和更加广泛的群体的接近提供更多的机会。社区广播为这种接近提供了一种模式，但是目前它位于系统的边缘。

可持续性民主的新闻不仅包括对传统价值的重新思考，同时也包括对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和对媒体经济的改革的思考，由此削弱媒体体系内的商业逻辑的影响力与公司权力的优势地位。同时，这一过程不应简单地视为需要引入严厉的国家控制（例如见Bagdikian，1992，第13章）。

这些改革，包括真正的国际媒体（而不是中心化的“全球化”），应该允许多种声音同时存在。这些改革不但包括打破主宰媒体的寡头垄断集团的控制，为公共广播提供更多的国家支持（通过广告税融资），还要改善公众对非商业和非国家的社群、替代性媒体的接近机会。对结构改革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章范围。然而其意义在于：对新闻道德的讨论需要扩大到对新闻体制和意识形态范式的审视上，因为道德的困境正是在该范围内出现的。

没有单一的变革主体。倘若一个直面目前民主危机的新闻业能够出现的话，它的动力将由下至上地产生，而不是来自媒体组织或是政府。正如1991年赫伯特·席勒在温哥华的一次讲话中提到的，一个敢于挑战媒体集团权力的政府需要“耶稣基督情结”：它主动要被钉十字架。变革终将发生，它来自于如下因素：受众媒体素养的日益增强、为改善人类和星球濒临危机状态而开展的社会运动以及与这些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替代性媒体，还有记者自身，特别是与主要媒体集团及其客观性体制没有太多利害关系的年轻记者。

在这个民主危机日益扩大的背景下，致力于对新闻道德准则的深层反思和讨论是变革的第一步。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谈论这个世界，是变革这个世界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