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中国电视：历史、政治经济与话语(2)

2.1992年以后中国电视的政治经济转化

1983年，在地方热烈呼吁的机构改革中，中国开始实施“四级办电视”的方式。由于动员地方资源，允许都市和县政府投资经营，开办自己的电视台，电视的传播活动大大地分散了。

虽然“行政垄断”是中国电视业的总体结构特色，但并不能完全概括这一体系的全部复杂性和动力机制。首先，虽然党和国家所有的电视仍然垄断着新闻时事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娱乐节目的供应却市场化和部分私有化了。独立的和半独立的节目制作人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大量涌现，他们提供的娱乐节目的比例日益增加（Y.Zhao，2004）。私营和外国资本也通过投资娱乐节目、广告、赞助和与电视台合作制片进入了国内电视业。虽然国家依然垄断着电视播出，并通过某些机制（例如电视剧的生产许可制和未播节目内容的预审淘汰制）依然在宏观上控制着电视制作（Yin，2002：36-37），商业广告者和私人投资者对这一系统的经济基础贡献越来越大，并逐渐地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内容倾向。

其次，在中国电视系统和相关行业，就管理范围而言也存在激烈的竞争。在全国层次，中央电视台面临着地方电视台的竞争压力。到1999年，各省广播机构都已经建立了综合性的卫星频道，并被各个地方的大多数有线电视网络接收，因而形成了全国覆盖。同时，省市两级广播机构也抓住了新的市场机会，开办了多频道的地波电视系统和有线电视频道，相互竞争。市场竞争机制也被引进电视制作的微观管理，促使电视台成立相对独立的节目制作单位。这些机构从西方电视台引进商业成功的热门节目模式，包括早晨的新闻杂志节目、调查性新闻纪录片、脱口秀节目。照基恩(Keane，2002a)所说，结果是“有一百个电视模式走红，便有一千个电视台模仿”。

广告是中国电视的生命线。除了经济上欠发达区域的电视台之外，国家拨款已经不再是中国电视的主要收入了。到1999年，商业性收入已经超过中国广播电视系统85％的比例，电视广告收入达到全部收入的90％，赢利最多的是中央电视台，从1992年到1999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几乎增加了8倍，从5.60亿元上升到44.15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2001：304-307)。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电视也在经济发达的沿海省市迅速发展，成为地区和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

然而，正如不均衡发展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一样，中国电视业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由于经济发展低下的地区缺乏广告收入，由于国家拨款的不足，许多地方电视台只能居于边缘地带，挣扎求生。同样，依附于不同行政级别的电视台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来已久。到1990年代后期，市场竞争和观众的分化更加厉害，于是中央政府采取再度集中和巩固全国性市场的政策。在组织结构方面，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要求各县将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站和教育电视台站合并，禁止县级电视台拥有自己独立管理的节目频道；同时，总局要求省级电视台将有线电视台并入地波广播机构，要求都市电视台合并广播电视机构。在这种新的体制下，都市和县城电视台大大减少了自制节目的播出，而更多播出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的节目。西方国家的兼并热和不断增加的全球化压力，也是强化行业整合的有力理由。

随着“做强做大”的呼声，几个省级广播电视集团建立。2001年12月6日，就在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周之前，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电影公司和其他节目制作和播出机构在内的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宣布成立。这个国营集团作为行业带头人似乎准备迎接跨国传媒公司在全球市场的挑战。

■当下中国电视的文化表现

近年来，电视传统的喉舌作用在官方的媒体政策规定中被重新表述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电视剧制作中，“主旋律”节目被视为对重大问题和规范行为及价值观的反映和表述（Keane，2002b；Yin，2002）。同时，中国电视还承担了新的思想宣传角色，亦即重申民族主义和发扬传统中国道德的作用，两次电视事件对这种进程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首先是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亚洲运动会。亚运会为电视动员民族主义热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从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电视压倒性的意识形态框架，通过将民族文化象征投射到中国家庭，通过上演种种政治和文化奇观，通过调动大众的民族认同情感，通过在重要时刻（例如香港回归、中国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加入WTO）将观众集合在国旗下的仪式，电视成为中国建构民族主义话语和动员爱国主义精神的最有利场所。另一个倡导民族主义的例子是中央电视台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电视特别节目“春晚”到1980年代后期已聚集了90％的全国观众，看电视“春晚”与放鞭炮、吃饺子一道，成为中国人庆祝春节集体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春晚”在主题和象征方面也都更加具有民族主义意味了。不管是歌颂为人民奉献的战斗英雄，还是庆祝为祖国赢得荣誉的体育健儿，不管是理解下岗工人经受的艰难，还是彰显整个社会对贫病小保姆的慈爱，电视始终瞄准日益分层的中国社会，志在创造并宣扬一种“海内一家”的归属感：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不管你的社会经济地位怎样，不管你居于何方，你首先是中国人。节目中，经典的儒家关于“国”即为大“家”的概念得到了充分的体现（B.Zhao，1998：43）。1990年代以来，中央电视台还将它的卫星覆盖扩大到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其他地区，把民族家庭的概念推广到居住在“全球中华村”的异国华人社区（Sun，2002）。

其次，曾经在中国1980年代末期政治文化热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电视在1990年代转向了大众娱乐文化。中央电视台播出《渴望》标志着“文化产业”正式进入中国。《渴望》是一部51集的电视连续剧，被认为中国第一部成功的肥皂剧。《渴望》有效地模仿了亚洲和拉丁美洲室内剧的故事模式和制作手段，成为中国第一部包含了意识形态的调和性，将大众娱乐而不是政治宣传作为明确目标的电视剧。这部肥皂剧建构了一个“以粗劣的电视煽情笔调描绘的曲里拐弯然而富有吸引力的故事”（Barmé，1999：103），但它提供的论坛却引导观众情绪激动地投入关于特权、教育、阶级背景和自尊自爱话题的讨论（Barmé，1999：102），从而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党的最高意识形态领导不仅接受，而且赞扬了这部歌颂具有传统美德的“中间人物”女性的电视剧，这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标志着中国电视对精英意识形态的突破。以《渴望》为开端，电视通过娱乐创造统一和稳固的道德楷模的保守作用正式得到认可，并受到赞扬。于是，当知识精英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显示出的积极性从颓丧中恢复过来，转向1992年春天的文化景象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平台已经被市场更强大和更普遍的力量所占据（B.Zhao，1998：55）。最终，中国电视看来已经赶上美国电视的主流了。

自1997年以来，娱乐节目以综艺节目、约会游戏、情景喜剧、涉案法制电视剧、真人秀以及没完没了的皇帝清官古装系列剧的形式大行其道，充斥着中国电视的屏幕。湖南电视台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走红证实了中国电视业的一个朴素真理：将轻松娱乐节目送上卫星是最安全也最快捷的出名和致富之道。如果说“庸俗”行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斥责的话，那么在1992年以后的中国电视中，“媚俗”往往是制胜的法宝。虽然各种文化精英都谴责这种进程，但大众情绪的认可和他们对娱乐的追求也可以被视为双重的解放：针对传统的对文化的教条主义态度和19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的先锋主义。

如果说广告的目标是动员受众通过物质产品的消费追求快乐，那么娱乐节目的目标便是动员受众通过消费电视话语追求快乐和中国身份的认同。如果不是所有经济地位的人都可以享受物质消费的快乐的话，大家至少可以通过观赏电视节目和见证民族主义的成功寻找到精神的快乐（Y.Zhao，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