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和散播政府的政策，寻找共同关心的事件，有助于农民之间的横向传播，也有助于农民之间形成具有共同利益的社团。农民为了经济利益和社会公正，前往更高一级人民政府请愿，通过相互之间的联系，学到了新的政策，找到了新的“问题”。这些传播活动也有助于横向联系的形成。不同地区的农民之间的这种联系，被他们自己称做“联网”，颇具互联网时代的气息（于建嵘，2003：5）。
当市场经济关系渗透进中国的农村社区并不断深化时，农民的维权传播和网络结构也发生了动态变化。进入新的世纪后，中国农民抗争和维权活动的焦点越来越围绕在侵占土地、环保、村庄治理和选举政治的可靠性和透明度上。尽管许多个案的具体情况各自不同，却具有相似的传播模式。
首先，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扩散使得村民有可能用视频、照相等方式记录他们的抗争，甚至还有可能将他们的故事发布到网上。农民中很多人都受过教育，有的还参过军，还有一些曾在城市工作或生活过。他们不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能够寻找和搜集官方的符号资源，还能在外地建立社会联系，在抗争中发展使用现代传播技术的能力。另外，这些抗争常常十分具有戏剧性，并有符号意义。例如，让老年妇女站在冲突第一线的战略布局，使得这些抗争活动非常具有传播价值。在广州市太石村的选举风波中，村民因怀疑某当选村领导在本村的土地销售中有问题，因此反对他当选，并以国家颁布的《农村村民组织法》为依据，展开了一场要求重选的运动，以此实践自己的民主权利。但是这种做法遭到地方政府的反对，当地官员雇用地痞并布置警力恐吓村民。在村民自发讨论组织反抗行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张照片——一位80岁的老奶奶冯珍在两名妇女的扶持下站在一堆石头上，通过手提式扩音器发表演讲。这张照片成为正在形成的中国农民公共空间的标志性图片。
其次，农民的抗争不再像早期那样围绕计划生育和地方官员乱收费的问题展开，而主要关心环境问题、土地使用、选举等等。这和中国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特别是在社会上十分活跃的地方记者、律师、大学教授、自由知识分子或是具有同情心的官员很容易形成共鸣。在环境保护领域，农民试图保护一个宜居的生存环境的斗争，开始和城市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环保意识产生共鸣。一个重要案例是2003-2004年间针对云南省怒江大坝项目的抗争，这场斗争最后导致中央政府于2004年中止了这个建设项目。在这个过程中，身兼记者和环保积极分子两者身份的人在帮助农民表达他们的声音、组织他们的诉求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汪永晨以及《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张可佳均是NGO环保组织“绿色家园”的领头人（Zhang，2004）。与此类似的是，来自城市的律师们也越来越参与到与农村土地争端有关的案件中去。那张冯珍老奶奶的照片的广泛传播，保证了这一事件在互联网和国际媒体上的曝光率。女性主义学者艾晓明还给温家宝总理写信反映此事（Fan，2005）。这些由城市知识分子写就的文字，反过来又推动了村民的积极回应，村民不仅广泛地传播这些文字材料，还将它们提交给地方政府官员，作为让官员们“学习”民主的“材料”。
最后，因为这些维权行动的规模日益扩大，某些事件也获得了互联网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在一些情况下，本不被允许报道这些事件的国内主流媒体也不得不进行了一些报道。因为绝大部分此类事件都发生在村子一级，主要是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冲突，并不直接挑战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所以，一些较为自由的、敢于说话的中央媒体和省一级媒体也会发表同情村民的报道。比如说，太石村的抗议行动就获得了《南方农村月刊》、《南方都市报》和《中国青年报》的同情性的报道。《人民日报》的华南版，即《华南新闻》，甚至于2005年9月14日在第2版发表了一篇评论性文章《石堆上的民主》，将老奶奶在石堆上演讲的地方称做“公共领域”，并表扬了村民通过法律程序要求不受欢迎的村领导下台的举动，认为这种做法推动了民主（He，2005）。尽管如此，这些主流地方媒体更常见的做法则是发表对事件的官方描述，试图消除那些常常夸大其词的非官方新闻和谣言的影响力，并且修补蒙受耻辱的地方政府的政治形象。但是，尽管这些官方媒体报道局限在它们典型的官方话语框架内，却也激发了对抗式的解读，帮助了新闻的传播，并使其他地方的村民也学会表达自己的处境，并采取类似的斗争。例如在浙江省，当地方新闻报道了东阳县画水村的村民成功关闭成为污染源的工厂的故事后，附近新昌的村民也增强了他们对工业污染的斗争（French，July 2005）。在数字时代，想要控制关于社会不安定的新闻的传播，是越来越困难了。
■超越信息与传播技术：重提中国“数字革命”忘却的社会层面
在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并不同步的语境下，“数字革命”有可能将中国再一次带到社会剧变的边缘。2004年时，中国领导层第一次公开承认社会的安定团结已经到达“红色警戒线”（Manthorpe，2006）。尽管消费主义给中国社会主义提供了另一条发展道路，但是基于工人低酬的发展战略却意味着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进入消费天堂的门票。此外，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数字经济仍有能力持续吸纳城市受教育人口。这在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都是危险信号。如果说，电信和其他基础设施的缺乏曾经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的话，那么现在，过度投资、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不足已经威胁到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到了2006年，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就已经认识到，两个互相联系的因素限制了该领域的进一步扩张：一方面是沿海地区和城市中产阶级市场已经达到饱和；另一方面，在西部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市场，“真正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也没有有效需求”。国内消费不足，以及因中美之间巨大贸易逆差而导致的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至2005年贸易逆差已经达到2.02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威胁着中国由信息与传播技术驱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策略的可持续性。丹·席勒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分析道，1980年代以来，中国和信息技术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克服不景气和利润下降两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制造商们也纷纷将公司或工厂迁至中国，但其结果很可能不仅使中国，还使全世界经济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强化。也就是说，全球资本主义对中国和信息产业这两个增长极的成功利用有可能促使原先希望它们去克服的经济危机的复活（2005：96）。到了2008年，随着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金融和消费危机的爆发，席勒的分析已经得到了实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