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上，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误入歧途的、似是而非的文化价值取向，其中包含着发展尺度的混乱。首先，如前所述，全球化时代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与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全然不同的新文化精神，而只是后者的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因此，理性文化精神依旧是我们的时代人类生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文化支撑力或基本的生存样法，是任何一个民族要汇入世界历史进程所必须具有的最重要的文化要素；其次，由于置身于开放的、一体化的全球发展体系和格局之中，不发达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利用已有的人类精神成果来修正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现代化之旅，从而缩短这一发展进程，尽可能少付出一些发展的代价。但是，无论我们有着多么美好的主观愿望，我们都不能一厢情愿、异想天开地超越人作为个体和作为类所必经的重要发展阶段。因此，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转型而言，重要的是确立合理的发展尺度。
中国文化的转型现在同时面临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这双重文化景观，因此，在中国百余年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我们始终面临着激烈的文化冲突，其中既有精英层面的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文化精神的冲突，也有大众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流变和分裂游离。因之，在这种文化背景中，要确定合理的文化转型取向，必须依据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和世界全球化继承的发展趋势，确立一种多维的发展尺度体系。
首先，必须以人的总体性作为衡量社会现代化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根本的发展尺度。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人的总体性的生成的首要使命就是如何使中国人从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的自在自发和自然的生存状态进入工业文明所要求的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应当说，同以经济起飞、技术发展、体制完善等为主要内涵的社会层面的现代化相比，以文化转型、素质提高、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转变为主要内涵的人自身的现代化是更为深刻的历史进程，因此是整个现代化的核心与目标，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
其次，应当确立类价值尺度与历史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发展观。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主要文化精神似乎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理论再生力。希腊理性主义经过中世纪的漫漫长夜又以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主义和以个体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而再生；希伯来精神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转换出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儒家学说不但数千年如一日地支撑着东方文明，而且对当今西方处于后工业文明中的人们发出诱人的微笑。这些文化精神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人的类本质和类价值，它们即便不再与现实的历史进程相关涉，也会在人类的精神殿堂中占据着永恒的重要位置。当然，这些文化精神也必须要同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相契合，才能发生重要的作用，否则只能作为纯粹的类本质知识而存在。就中国的文化而言，一方面，处于世界历史进程中，面对各种文化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碰撞，我们的确可以进行一种知识整合或文化整合工作，从而建构起充分体现人的类本质和类价值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论形态。另一方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迅速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紧迫历史任务又不允许我们超脱历史进程，去单纯从事一般的人类知识的综合活动，不允许我们对各种有影响的文化精神给予同等的、无区别的重视。如前所述，尽管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过分张扬可能带来异化的后果，但是，对于从传统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中国人而言，这又是在目前应当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精神；尽管儒家学说对于试图克服工业文明弊端的后现代文化具有启迪的意义，但是在目前我们则应当从总体上抑制它的作用，以免它的原始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阻碍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最后，应当确立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相统一的发展观。在社会发展上，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的冲突由来已久，道德尺度偏重于伦理和价值，历史尺度偏重于历史进程的发展。这二者的进步并非同时齐步的，甚至有时候是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就遇到过类似问题，他早年虽然在道义上谴责英国侵略者入侵印度和中国所造成的暴行，却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一历史进程对这两个古老国度所带来的历史进步意义；而在晚年分析俄国社会时，他虽然肯定了农奴制改革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更倾向于使俄国社会免遭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现实点儿来说，从历史尺度来看，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的高度发达，不仅带来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使人从自在自发的主体转变为自由自觉的主体，使人类社会经历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跨越的历时性进步；但从道德尺度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对自然的过分征服又造成了技术世界中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分裂以及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失落。再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例，从道德尺度看，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精神和以整体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取向，对社会稳定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从历史尺度来看，正是这种文化精神扼杀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阻碍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
因此，全球化视阈下的中国文化必须要处理好这二者的尺度关系。一方面，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发展中，切不可使道德尺度压倒历史尺度。不管我们从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中已经多么清楚地目睹了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支撑的工业文明的弊端，但却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对这两种文化精神的接纳；同样，无论儒家文化对后工业文明有多大启示，我们都不可过分倚重儒家文化对建构工业文明的意义，因为二者的拒斥力大于促进力。换言之，历史发展的紧迫性不允许中华民族固守道德尺度的固执和浪漫情调，企图超历史阶段地扬弃工业文明的一切弊端而享用其一切的优秀成果，并直接进入后工业文明。我们只能利用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特征来缩短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却不可根本超越它，否则只能在前工业文明中原地踏步。当然，说得容易做起来难，真正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的确有很大难度，一是二者本身就时常发生二元对立，二是重视历史尺度大于道德尺度时常会备受保守主义的严厉批评。
五、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下诞生的。所谓“新帝国主义”，指的是在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民族独立的条件下，帝国主义的扩张战略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以经济和文化控制为主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的帝国主义属于军事帝国主义，那么“新帝国主义”则属于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现代帝国主义总过程的一部分。T.O.苏利文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是某些经济上居支配地位的国家以系统的方式强化和扩大它们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控制的总体过程。这个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拥有财富和力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贫穷无力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支配、服从或依附关系。文化帝国主义既是这个总体过程的组成部分，又是它的结果。……它指的是来自发达国家、包含着与支配者利益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观点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等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侵害、取代或挑战，受支配程度越来越高的状况。”另一位学者H.I.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在某个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系统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的核心势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
概括起来说，文化帝国主义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而进行的扩张过程；第二，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而实现的全球性文化支配；第三，由于信息产品的文化含量最高（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文化产品），那么很明显，这种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到实现的。席勒指出：“电影、广播电视节目、书籍、新闻报道等随处可见的文化产品或服务，它们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消息和娱乐，同时也是传播社会价值或政治观点的工具；最终，它们会对全社会的精神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文化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化手段，因此不少学者也把文化帝国主义称为“媒介帝国主义”。在探讨媒介帝国主义之际，人们更关注两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一是跨国传播媒介的高度集中和垄断，二是由这种垄断体制所形成的信息单向流通所产生的文化后果。
就前者而言，目前世界传播媒介的集中垄断的程度仍在加剧。B.H.巴格迪坎预言，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在21世纪将会只剩下5～10家超大型媒介企业，而这些“地球村的巨头们”将控制世界的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电影、唱片、录像产业的绝大部分，并对全世界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产生普遍的影响。媒介的集中和垄断的加剧，意味着在世界上确保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的条件在继续恶化。
就后者而言，在全球性文化产品市场形成和跨国传播领域越来越大的状况下，对信息的单向流通所产生的文化后果表示深切关注和担忧的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不少发达国家也提高了警惕。例如，根据加拿大的统计，该国电视台每年总计播出英语节目52000小时，其中本国生产的节目只占28％；在播出的27000小时法语节目中，本国生产的只有630小时。在日本，一些学者从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信息的“入超”问题。1985年，日本新闻协会研究所发表了一项对亚洲14个国家29家主要报纸的“国际报道”状况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显示，亚洲各国报纸“国际新闻”的主要提供者是西方信源，其中美联社占22.6％、路透社占21.9％、法新社占9.3％、合众国际社占8.6％；四大通讯社占了60％以上，而各报的“本报讯”总计只有21.2％。同年发表的一项题为《电视中的外国文化》研究报告则揭示，日本对美国的电视信息的“输出”和“输入”的比例为1∶20，存在着巨大的逆差，而这种逆差反映了美国的电视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
随着以美国产品为主导的世界影像市场的形成，西欧各发达国家面对美国商业文化产品的冲击，基于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维护“文化统合性”的双重目的，也开始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例如，1989年3月欧共体通过了《跨国界电视公约》，其中强调要“对电视广告制定时间限制”“重视电视节目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并提出了“将欧洲制作的节目增加到50％以上”的目标。进入90年代以后，欧共体大多数成员国都以“比例制”对电视节目播出实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根据《荧屏文摘》的推算，1992年，在欧盟各国电视节目中，欧洲本地生产的节目已经达到了66.6％。对西欧各国的这些措施，美国参众两院以“违反关贸总协定”为由，曾通过决议表示抗议。
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担心由发展中国家扩大到美国自己的西方盟友当中，说明了美国的对外文化扩张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美国当然是不承认自己具有文化扩张主义的意图，相反，它以“自由市场”和“信息自由流通”的捍卫者而自居。但是，我们在现实当中所看到的是，所谓维护“信息的自由流通”，实质上只不过是维护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在信息传播问题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双重标准也很难使人相信它没有文化扩张的意图。这具体表现在：美国在国内强调媒介的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以维持本国传播秩序的平衡，但在世界信息流通领域却仅仅强调“自由”，丝毫不谈美国对国际传播秩序应尽的责任。
人类世界是一个由多元文化组成的社会，多种文化的存在，构成了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各种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交流、沟通和互动，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全球信息化的理性目标应该是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而不是以一种文化吞并或取代其他文化。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经说过：“推广一种唯一的文化模式将是灾难性的。这是连极权主义制度都未能实现的事情，难道金钱原则加技术同盟就可以做到吗？”密特朗的这句话是正确的，正像殖民地时代的军事帝国主义未能实现独霸世界的野心一样，信息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也必然会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抵制下最终破产。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不警惕它对人类文化的健康发展所带来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