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艺术在真实与虚拟之间变化，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同时也是非现实的渐近线，电影中没有绝对的现实，也没有绝对的虚拟。此在和现实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平衡。特别是在数字电影兴盛的时代，摄影的真实本体性已经消解，摄影作品可以用数字技术进行创作，数字图像写作时代已经到来，巴赞提倡的电影真实美学面临很大的挑战。电影虚拟时代已经到来，电影的摄制、传输和接受都已经发生了哥白尼式的变革。但是，电影毕竟无法达到绝对的虚拟。即使《侏罗纪公园》、《黑客帝国》、《水世界》、《第五元素》等数字大片艺术生产的根源还是人类的存在，包括人类存在的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无论是追求真实性还是追求虚拟性，电影多元时代两者可以并存，而且在两者之间还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
第三节电影符号学的歧途与生命现象的意义
一、符号
电影符号学已经成为当下电影理论的热点，20世纪70年代以麦茨为代表的电影符号学成为后巴赞电影理论的主流，80年代传播进入中国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被学界视为第一部介绍西方现代电影理论的专著。在西方现代电影文化蜂拥进入中国的80年代，电影符号学成为一个重要的支脉。但是，笔者认为，在电影理论中引入符号学有种种先天的不适，符号与视像、时空之间有着内在的不一致。
符号是什么？“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符号包含所指和能指两部分，所指是概念，在文本中成为意义的单元。能指是音响形象，但在书面文本之中主要是书面的文字组合，是最小的意义单元。中国远古有“结绳记事”的说法，结绳记事是最古老的语言活动，“绳”是能指，“事”是所指。比如说，某人生一个儿子，在绳子上打一个结。生两个儿子，在绳子上打两个结。“一个结”就是能指，“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所指。绳子本来是一种物质存在，在语言活动中转变为一种媒介，绳子的物理属性没有改变，但是形式发生了人为的改变，从而成为一种符号的能指。值得注意的是，绳结和儿子之间并不具有相似性，它只表述了“生儿子”这件事情。
索绪尔认为符号的第一个原则是具有任意性：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连接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这是相对于语言系统产生之前而言，在一定的语言系统萌芽时，所指与能指之间具有任意性，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表示同一事物可以用不同的能指，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关联具有任意性。但在能指及其语言系统建立之后，能指的使用并不具有任意性，能指的使用必须符合语言法规，符合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地域有不同的语言符号、语法规则和习俗，从而导致世界文化系统中语言的千变万化。语言之间却具有通译性，因为人类的生存具有一致性，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等生存活动在不同地域、民族的人群之中都存在。人类和动物之间不具有语言的通译性，根本原因是生存不具有一致性，人与动物的生存方式、大脑结构、遗传基因等和人类有本质差别，从而导致生存的不可通达。鹦鹉固然可以学舌，但是鹦鹉并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它能说出能指，但并不知道其中含义，并不掌握所指。人与动物之间也有“原始召唤”，主人呼唤宠物，宠物也能听懂，但是这种“语言”建立在动物的条件反射之上，并不是真正的语言。所以，语言深刻的基础实际上是生存。
符号的第二个原则是能指属于听觉，它在时间上展开，具有时间维度的直线性。
①它体现一个长度；
②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它是一条线。
符号存在于人的言语活动之中，人的言语是在时间维度上组合符号的活动，符号的直线性说明与绘画、视像有着本质的不同，绘画在二维空间中进行，视像在四维空间之中进行。如果说索绪尔意义上的符号学是狭义上或者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学，那么绘画与视像艺术并不属于符号艺术。
索绪尔认为符号具有不变性和可变性。符号的不变性是指符号相对于使用者而言具有稳定的结构和性质，“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当一定的文化系统把名称分配给事物后，概念和音响系统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契约关系，使用者会遵循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从而在言语行为中准确地运用词语，毕竟普通的语言使用者的目的在于传达意义，而不是行使语言越界行为。在时间维度上，索绪尔认为，符号具有可变性，符号处于新陈代谢之中。时间维度上的新生事物总是不断地出现，新的生存境界不断出现，从而需要新的语言进行表述。比如，当前因为网络媒介的出现，新的文化时空不断涌现，这种建基于技术革新之上的生存新境导致新辞藻层出不穷，文白夹杂、土洋结合、技术误差、随意新创等导致的新新人类的新新词汇、语言花样翻新，新语言的狂欢时代已经到来。人类的交往进入新的技术时代。另外，诗人和艺术家会有意地进行种种语言的越界行为，诗人是天生的语言破坏者。为了追求与众不同，追新逐异，诗人会有意地僭越语言成规，从而导致新的语言产生。真正的诗人其实是因为观照到新的境界从而需要诉诸新的语言进行表达，这导致语言更新。当然，流于语言游戏创作新词并不意味着产生有生命力的新语言。
于是，语言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得到辩证的统一。
索绪尔意义上的符号其实指的是人类言语中的意义单元，这是狭义上的符号，也是符号一词的原始意义。这就意味着符号并不包括画像、视像、服饰等，后三者并不具有不变性，相反，艺术的天职就是追求新异，追求与众不同，导致其语言系统并不稳定。语言使用者的目的不在于准确地传达意义，而在于新的艺术体验，语言越界行为成为艺术原则。艺术语言更符合符号的可变性，但是符号的可变性是建立在其不变性基础之上的，符号首先追求准确表述，接受者可以理解，其次才是不自觉地发生语言越界行为。艺术语言的可变性是其根本特征，艺术不断地建立能指和所指之间新的关系，生产新的艺术形式。这是艺术语言和一般语言的本质区别。所以，包括画像、视像、服饰等形象艺术的表意单元不属于索绪尔意义上的符号。
索绪尔认为语言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历时性指语言的历史现实性，在现实空间之中的演变，共时性指语言状态。语言状态是历时现实在时间上的投影。语言的历时性是展现在时间维度上语言的变迁，而共时性是在某一时期语言呈现的状态。在言语活动中可以展现语言的共时性状态特征，在语言系统中也可以发现语言的历时性特征。言语既要依赖稳定的语言系统，同时也会因为生存境遇的特殊性发生种种语言的更新，当一种语言更新行为被人群接受，就成为语言事实，从而导致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历时性无疑是指语言在时间维度上的状况，而共时性可以理解为在空间维度上的状态变化。语言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特征。其实，语言的演变就是符号的演变，符号是语言的最小单位，两者具有共通性。
索绪尔认为卡西欧的象征并不是符号，因为象征并不具有任意性。但是卡西欧仍被认为是西方20世纪杰出的语言哲学大师，其《人论》是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卡西欧给人的定义是：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卡西欧认为：
如果人性指称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它就指称着：尽管在它的多种形式中存在着一切的差别和对立，然而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在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创造人自己的历史，创造一个文化的世界……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地把人塑造成为文化的人……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之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设他自己的宇宙——一个符号的世界。
人的本质属性与生产符号等同，动物会对信号产生自然反应，只有人才会运用符号进行思考，创造文化。在适应环境方面，人除了有类似动物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系统之外，还拥有符号系统，符号系统改变了人的生活，还建构了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文化环境。人很多时候生活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人经常“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想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有精神生活的动物，人类文化是人的精神的衍生物，人建构了文化，同时，文化也建构了人。人通过赋予事物以名称从而创造了新的精神生活形式：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符号具有普遍适应性，在一定的文化圈层之中符号的使用并没有阶级、身份的区别，乞丐与大亨可以使用同一种语言。符号也具有多变性，在具体的情景之中个别信号都指称确定的事物，符号意义源于具体的生存情境。卡西欧意义上符号的灵活性与索绪尔意义上符号的任意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极有价值的是，卡西欧还论述了符号对于人类生存来说具有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超越意义。
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一定会像柏拉图著名的比喻中那洞穴中的囚徒，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不同方面为他开放。
原始社会中的人生存在具体的行动的空间之中，充盈感性的情感的气氛。并没有抽象空间、总体空间的概念，原始人无法想象总体的空间，虽然他们拥有敏锐的空间知觉。在长期的实践经验和“劳作”（work）之后，人逐渐产生了抽象/总体的空间概念，因为人能够生产和运用符号。人从具体/感性的空间超越进入抽象/理性的空间，“人在天上所真正寻找的乃是他自己的倒影和他那人的世界的秩序”。人能够意识到自己与宇宙的普遍秩序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人的视界转向超越的空间——上天，即使是依赖于神灵，人的精神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拐杖，制造了他同时也依赖他。符号是桥梁，引导人类到达精神升华的文化时空的彼岸。
时间也具有三个维度：过去、现在和未来。莱布尼茨说，现在包含着过去，而又充满了未来。人类的记忆包含了过去文化的全部积累，在生产符号和运用符号的征程中，在不同的时间瞬间，包含着“往事的新生”，在记忆中重新组合过去，在一定的思想的视界和焦点之中进行透视、理解、阐释与把握。面对时间的第三维——未来时，人类的精神文化很多时候目光都不是注意过去，对过去只是回首，而是面向未来，面向未来成为人类生存的重要结构成分。所以海德格尔有个著名判断：向死而生是人类的宿命。宗教先知的预言往往意味着一种允诺，“他们的理想的未来意指对经验世界的否定，意指着‘世界的末日’；但与此同时它也包含着对‘一个新天堂和一个新尘世’的希望和信念。”符号构建的文化世界往往面向未来，这一时间上的方向性成为潜在的引力，导引着文化建构的形态和趋势，内在地成为决定性的建构力量。
在符号的属性特征认识上，卡西欧与索绪尔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符号是文化系统/语言系统的基本表意单位，人类通过运用符号来传情达意。符号作为语言具有任意性和直线性，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卡西欧从哲学角度把符号放在人类生存的存在论本体位置进行研究，索绪尔是从语言学角度，把符号放在语言哲学的本体位置进行研究，视域虽然不一样，但是对符号本质的理解基本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