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术前质量控制：尺度有多宽？
在Lasik手术这样的精密手术生产线上，如何保证达到预期的医疗效果，对术前筛查每个环节的控制尺度和效果都提出了要求。术前质量控制的尺度究竟有多宽？
在对北京某眼科医院的采访中，该院医生表示，95％以上的患者都可以顺利通过筛查；另外一家医院的医生更是胸有成竹地许诺——“99％都没问题，符合手术标准”。
LASIK手术的完整术前筛查过程除常规病史、病历登记、年龄筛查外还包括屈光度稳定、视功能检查、外眼检查、眼压测量、角膜厚度测量、角膜地形图检查、眼底检查、屈光度检查等方面，仔细分析，几乎每个部分都有不能量化筛查标准的“模糊处理”环节。
三、患者“知情同意权”VS“医疗告知义务”
在准分子激光手术中，每个医院都会同患者签订手术知情同意书，但为数不少的术后并发症患者表示，如果术前知道医疗风险，不会进行这个手术。在第一部分的调查案例中，三名调查对象都不同程度表示对手术风险后果不知情，“知情同意书”能否代表“知情同意权”？究竟患者何谓“知情”，医院又该如何“告知”？
实际执行过程中，没有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量化把关的机制，“全面、真实、准确、客观”是一个模糊的标准，甚至不能够成标准，对于日益进入商业竞争模式中的近视手术，“无所保留告知风险”意味着损失大量不明真相的患者源，进而意味着损失大量商业利益，利益面前，条例成为被架空的至理名言，却不再有现实效应。
四、高利益之下的市场混乱
准分子激光手术是个高利益的行业，特别是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医院纷纷引进手术设备，从国家级到区县级，各种层次的医疗机构争先恐后分享这个名为“LASIK”的新鲜蛋糕，摘去医院一贯的严肃面具，LASIK手术成为一种商业运作，甚至成为一种时尚趋势。
除了时尚趋势，商业运作后的LASIK领域，与高利益一同到来的还有市场的严重混乱。
·广告甄别
自从近视手术从单纯医疗行为转入商业运作，作为派生物的广告便铺天盖地，第一部分的调查对象杨明就是因为“把广告当说明书看”，轻率选择手术，才造成了永久的视觉质量损伤。
走进北京大望路的“好好眼科”，最先看到的是一张大幅广告语标牌：“76岁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18岁起您还要戴58年的眼镜，一直到您需要戴老花镜为止。
您大约有30年的时间，可以完全抛开眼镜的束缚，而这样的机会只有1个——LASIK激光视力矫正手术。”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的北京佳汇国际眼科中心的广告语也很诱人——“轻松几秒，清晰一生”。
解放军306医院近视眼治疗中心的标语大同小异——“追求自由视力，享受亮丽人生”。
在北京各大眼科医院，像这样充满诱惑力的广告屡见不鲜。这些美妙的说辞使得近视手术更像一种时尚，轻松易得，瞬间亮丽。以至于人们几乎遗忘这是需要谨慎对待的眼部手术，它的风险和后果从未因广告的美妙而削减丝毫。
像任何其他高利益领域一样，在商业诱惑面前，虚假广告开始植入医疗行为。
许多广告为了宣传自己更具优势，打出“×国引进第N代技术”的说辞，A医院“第五代激光”，B医院就推出“第八代激光”。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周行涛博士指出，“代”的概念用在市场推广上有很多时候是不恰当的，某一激光制造商的“第十代”，也许与另一制造商的“第五代”不相上下，在纯粹研究范畴，又可能仅仅都是“第四代”。
因此，对上而言，医疗领域的广告宣传亟待相关部门规范；对下而言，甄别广告的能力即使面对医院也不可缺少。
·价格战争
2006年，全国约有1500家医院有进行近视手术的设备，这个数字在2009年没有准确调查，但一定更为可观。高度竞争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价格战争。特别是占整个准分子激光治疗市场80％以上的小医院和民营医院，把低价风暴作为争夺患者源的主要对策。
北京佳汇国际眼科中心日前号称“引领近视手术价格风暴”，打出了LASIK手术1800元/眼的全北京市最低价。与此同时，同仁医院每只眼睛的手术费却高达4300元。同名的手术，却是天壤之别的价格，参差的价格从侧面体现了近视手术市场的畸形发展。
下表是2009年初北京各大眼科医院准分子激光手术价格，从表格可以明显看出，各家医疗机构定价存在几千元的差价，然而差价从何而出却鲜为人知。
目前国内对准分子激光手术有最高价格限制，同仁、协和等知名且相对价格较高的医院就是按照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大红本”上的价目来定价。然而价格有上限规定却无下限规定，于是多家中小医院纷纷想方设法压低成本，以便在价格战争中取得胜利。
LASIK手术到底有多少成本压缩空间？
1.手术设备配套：个体化Lasik比普通型多引导器，成本高；2.手术设备本身：不同品牌的机器性能相差甚远，价格差距可高达2-3倍；3.耗品差异：屈光手术中耗品大至角膜板层刀片价格差距高。
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多年前已经开始进行LASIK手术的医疗机构，十余年来已经更新换代过多套设备，目前大部分医疗机构使用的设备是美国威视准分子激光系统-VISXSTARS4。被淘汰的设备命运不是走向销毁，而常常是被其他中小医疗机构回购继续进行手术，对于LASIK手术这样需要高精度的医疗过程，设备质量往往直接影响手术质量，旧设备未经严格检修直接上马，无疑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另外，LASIK手术中采用的耗品，从切削角膜板层的刀片到棉签，均要求为一次性用品，但一个角膜板层刀片成本高达几百至上千元，不排除有的医院为降低手术成本，反复使用刀片。而刀片的反复使用很容易造成患者角膜感染，严重者甚至有失明风险。另外刀片磨损对于高精度手术也意味着危险上升。
除此之外，成本的压缩空间还包括：减少甚至取消设备定期维护费、减少手术设备配置、承诺进口材料却以国产替代，和聘用无正规资格的“廉价”医师。
·规范缺失
2006年4月24日，在天津市眼科医院主办的全国屈光手术高峰论坛上，包括北京同仁医院周跃华、北京协和医院李莹、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褚仁远和周行涛、天津市眼科医院王雁等在内的16位顶尖权威专家联名上书卫生部，就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存在的虚假广告、设备陈旧、价格大战等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呼吁尽快出台相关规范，遏制医疗领域的商业泛滥。
卫生部至今没有下发针对准分子激光手术任何相关的规定，规范缺失仍然是造成准分子激光手术行业畸形泛滥的重要原因。
一些医疗机构为追求经济利益，无论患者是否适合，都动员患者接受激光手术，以至于出现“99％的人都可以通过筛查实现成功手术”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
北京佳汇国际眼科中心光华镭射近视眼中心的肖医生对准分子的未来非常乐观，“我们经常开玩笑讲，早晚计算机的人性化程度能让每个麦当劳门前放一台自动准分子激光，投一枚硬币，就能矫正近视。当然，目前这还是一个具有科幻色彩的故事。”
中华医学会大型医疗设备继续教育部的曹刚，是全国准分子近视激光治疗上岗证考核的工作人员之一，中华医学会每年举办一次这样的考核，有三年眼科临床工作经验、持医师行医执照，就可以到当地省市医学会报名参加考核。
在回答媒体提问时，曹刚表示，“医院进行准分子激光手术的资格，各地在这方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必须要有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相关部门允许医院进口相应设备，医院要有行医执照。在上海，要求比较严，二甲以下医院，没有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不允许进口此类设备，而在北京等地，门槛相对较低。”
考核指标不严，准入门槛较低，眼科职业医师，只要获得准分子激光手术上岗培训证书即可从医，这样的准入资格未免太过宽泛。准分子激光手术要求极为精确，手术危险也相对较高，把眼睛交给这样的医生叫人如何不担心。
目前的准分子激光手术市场混乱主要在广告、设备、医院和医师准入资格、价格战几个方面，根据调查结果，记者认为，相关管理部门应该迅速采取针对性措施，恢复市场秩序，保障患者利益。
1.针对广告泛滥，建议有关部门制定出台相关公共领域广告管理办法，对医疗广告实施依法监管。严格审查各种医疗广告、讲座、热线等栏目主体的资质、证件、证明、效果、鉴定报告等。
2.针对设备参差不齐，建议有关部门统一规范、严格审查有资格进行准分子手术医院的设备类型。做到保证无陈旧设备、待检修设备，保证一次性刀具不重复使用。
3.针对医院、医师准入资格低，建议中华医学会提高医生全国准分子近视激光治疗上岗证考核门槛，相关部门加强对医院设备配置和行医执照考核。
针对价格战，建议卫生部对准分子激光手术设置最低价格，保证手术的质量以及术后疗效，避免恶性价格战。
调查后记
这个调查选题的产生不是偶然或勉强的，甚至没有经过思考和选择，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
几年来，近视手术很风行。但是打开一定的视野，必然就有一定的盲区，近视手术到底是怎么矫正视力的？它安全吗？
整个调查进行得并不顺利，新闻专业的学生只是没有名分的记者。名分对于一个记者来说，也好也不好。防火防盗防记者就是对这种名分的奚落，但是有时候，你归属于一个媒体，你就有了一种接近真相的资格和姿态。你可以义正词严地接近真相。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归属，你就要小心试探地接近真相。
在去同仁医院，海军总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包括好好眼科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装作是患者，向医师打听手术最详细的状况。作为患者，知道的信息肯定是有限的，因为医生会把你作为他潜在的消费者，来拉拢和张罗你。所以得到的正面信息会多于负面信息。但是这是我们唯一能用的“身份”。我不知道规范而严肃的调查到底应该怎样运作，记者应该怎样做好身份上的选择和扮演，但是我想，在一个调查中，如果你不能高到可以审判他，你就要低到安全无害。要么让他因为惧怕你而无所不言，要么让他因为轻视你而无所不言。
我们选择了后者。而且确实也做到了。好好眼科的老院长丁咨允陪我们详细地看了每个流程的手术设备，海军总医院的樊郑军完全把我们当成了孩子，他毫不避讳地说这完全是一个美容手术。
从好好眼科出来之后，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欺骗感。在丁咨允看来，我是真诚地要做手术的患者，只不过鸡毛一点，琐碎一点，怀疑一点。走的时候，他突然不放心，因为当时甲流正盛，他特地打电话，让助手送下来一个口罩给我。像送女儿一样送我到地铁站。但是我却在口袋里放着录音笔，打算好好地揭露他。
我们只是学生，所以我无法想象，一个职业的记者，要怎样面对立场和手段的南辕北辙。对于职业的记者来说，到底还存不存在程序正义这回事？
什么是职业的？“职业的”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你的所有道德和行为方式都要向这个职业靠拢，其他的思考方式已经不再进入你的思维，你是排他的，所以你能够专注，在一件事上不断精进。
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不知道。
教师评语
这两位新闻学专业大二的女学生，为自己挑了一个“难题”。
专业领域社会问题的采访调查，对经验丰富的调查型记者来说，都是一件不轻松的工作。何况这样两个外表柔弱、几乎没有社会阅历，对调查所涉及的医学领域完全没有认识的在校学生。可想而知，为了这个选题，她们一定吃了很多苦。成文的调查报告也证明了：从对这个专业一无所知，到如数家珍、揭露问题，她们就专业知识做足了功课；调查采访量大、取证困难，但作者对近视眼手术整个流程中存在的问题，仍给予较完整深入的揭示。可以说，她们已经完成了关于近视眼手术存在问题的基础调查。当然，由于身份所限，她们没能采访到监管部门和较中立的专家，稍有美中不足；对调查出的问题亦不舍割爱，难免指向不强。不过，能够独立完成专业性这样强的调查，足以显示出这两位作者的职业素质和潜力。
更令人欣慰的是，后记中作者对采访“程序正义”的反思。在完成了这样一个艰难调查之后，她们的总结文字里没有释去重负的轻松愉悦，也没有强调调查取证的艰辛，而是关心———我的调查手段对调查对象公平吗？如果说能够完成这次调查证明了她们的业务能力，那么能够为他人着想（无论他是谁），则体现了她们身上最宝贵的本色———善良；能够反思职业伦理，则显示出她们弥足珍贵的理性精神。
假以时日，这些素质将帮助她们在职业新闻记者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扎实。
（罗哲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