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葚
近日读《印刷书的诞生》，作者之一费夫贺（Lucien Febvre）于作者序中阐明：“我们试图厘清，印刷术所代表的，如何、为何不单只是技术上巧妙发明的胜利，还进一步成为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推手”，“我们探究的，在于社会上观念交流的新方式，对欧洲文化带来何种影响”。在思考出版功能演进问题时，我也对这个问题困惑不已。进一步讲，为何中国早于西方几百年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没有带来文化、经济上的革命，使得出版功能范围得以扩大，而仅仅被视作工匠的奇技淫巧？
一、西方印刷术发明的契机
《印刷书的诞生》一书详细地论证了金属活字的第一批实验者并非来自传统的木版印刷业，而大多系金匠出身。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木板雕刻者应当深受木刻板的弊端（比如雕刻费时、差错无法修改、成品不易保存）之苦，为何他们之中没有产生制版技术的改革方法？
印刷术实质上是由活字、印刷油墨、印刷机和使用方式共同组成的一套成熟的印刷方法。木板雕刻者既不能掌握金属浇铸技术，也不能发明适合金属活字使用的脂性油墨；同时排字方式（如何归类排放活字，才能最大化地方便组版时的拣字以及还原的工序）的问题，也对组版者的识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的壁垒应当是木板雕刻者无法逾越的一个障碍。
二、科学视野中的印刷术
既然木版雕刻者不能逾越技术障碍，为了分析为何中国没有产生印刷改革，我尝试从中国古代冶金发展的角度查找相关资料，却发现凡涉及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都无法回避“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争：为何炼金术在西方发展出了新的自然科学——化学，在中国却止步于炼制不老仙丹？马克思称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然而他所指的印刷术是德国戈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而且他并不认为中国农业经济制度下有科学存在。已有研究者就社会文化背景、理论思想基础等方面做出了分析。中国活字印刷术作为对科学的一种运用，其影响没能超越技术范畴，背后的社会原因与此也有相通之处。
当然，金属活字发明者出身金匠有历史的偶然性，如同中国发明木活字拣字方法的王祯本身是农学专家，我们无法解释为何必然是由该行业的人员完成了发明。然而这批实验者为何愿意投入精力，改良印刷技术，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技术层面上的印刷术
仅有《梦溪笔谈》对毕昇的活字印刷的简略记叙，不足为证。我们姑且不纠缠于是否真有毕昇其人，而就其记载的泥活字技术来做讨论。胡适、罗振玉等对泥活字的可操作性提出质疑。由于中国与韩国关于活字印刷起源地的争论，北京印刷学院课题组曾花费了2年时间对泥活字从原理到实践上，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操作参见，主要从活字的制作工艺上论证了毕昇的活字制作方法能够实现。
然而，课题组在论证泥活字工艺可实现时，忽略了技术的实用性问题。对活字无法推广的原因，从技术条件上来看，学界提出了以下观点：
从活字制造技术看，中国古代的活字制作，无论是泥活字，还是木活字，都采用的是手工雕刻的方式，而非字模铸字，这为活字制作带来了困难。例如清代翟金生花费了30年才完成了所有活字的制作。
从制版方式来看，重印时活字需要重新排版，对于需求固定的“常销”书来说，活字印刷无法保留原版。而当时人们尚未发明复制原版的阴文版来解决这一问题。
从拆版方式来看，使用粘药拼装在一起的泥活字拆字十分困难，而木活字面临的技术困境则主要在于无法拆版。毕竟发明活字与活字印刷是不同的概念，其间的核心在于组版是否可以自由变换、反复使用，而不是制作一次性版。
从工匠水平来看，活字排版对工匠的文化水平要求更高，须通字形字音。而中国传统的士商对立使掌握文字的人不屑于沦为工匠。
不可否认，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初确实存在实用性不强的问题。而其没能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反过来又决定了它无法在现实检验中得到改良。按理说，以上技术的不足（比如未采用浇铸工艺制作活字），并非中国古代工匠所不能，实则是缺少动机。因此，我认为，活字印刷技术不能进入实践，并不简单在于技术的不适。那么到底是何种“眼光”的差异，使西方工匠能够认识到技术改进的必要，并投身于印刷事业，最终带来文化、经济上的革命；而中国却“忽视”新技术潜在的巨大可能性？
四、对出版功能的认识选择了技术
从上述对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技术特点分析可以看出，活字印刷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它只有在印刷数量大、品种多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优势；而雕版印刷则适合于批次多、品种少的模式。中国禁锢的文化氛围无疑使活字印刷先天上失去了发挥优势的可能，而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形成对出版功能的认识，最终导致了对印刷技术的选择意向。
中国古代出版业以士人为主导，主要传播文化精英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其选择标准是以为精英阶层立言、扬名为主。宋代以降，士商对立减弱，开始出现官刻、私刻和坊刻并存的局面。其中，坊间刻书虽然开始有意识地向大众文化靠近，然而社会主流的文化选择权仍把持在精英手中。可以说，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除去占出版从业人员比重很少的以赢利为目的的书商，主流从业者对出版的认识停留在其传承文化和钳制舆论功能。
作为生产产品的行业，市场需求对出版印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印刷书的诞生》论证了欧洲大学、高等法院、教堂周围印刷坊林立的原因。然而，明代中国出版业最兴盛的福建麻沙地区，其出版质量低劣，出版流通量却很大。与欧洲不同的是，麻沙并没有因为市场需求走上创新技术的发展道路，反而采用了以劣质换取高产量的恶性扩张手段。显然，麻沙的这种发展模式，与当时出版印刷市场（或许当时并没有一个全国整体的市场，可视作同行业从业机构、人员的集合）缺乏竞争不无关系。归根结底，还在于人们没有将商业运营视为出版活动的驱动。古代中国出版事业虽有一定的规模，但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决定了市场割据的局面，出版个体各自运作。因此在以文化为重的前提下，印刷品保证内容准确即可，而这点在复制手段由传抄变为雕版印刷以及校雠出现后，已经得到解决。这样，活字印刷术在与雕版印刷相较之下，势必在成本上，如技术成本、从业人员素质成本等方面落入下风。
相反，欧洲将印刷全过程，从原材料——纸、墨、印刷机的准备，到造字、制模、工人的组织，再到流通领域的商贸，都用追逐资本的眼光来考量，使出版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正是在充分认识出版的经济功能后，吸引了其他领域的人员参与其中，并最终发展出现代出版业的模式。
这种商业眼光的区别，最终使得中国古代的印刷业选择了适宜自身需要的传统雕版印刷方法。这个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看来必然的选择同时也使出版业，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交流形态失去了转型的可能。
〔李葚：中国传媒大学2009级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