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家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当然，这理论未必具有普遍性质，本人也曾对文中所举例证有过质疑。我的提问是：贾府的焦大纵然不爱林妹妹，但他也未必就会爱刘姥姥的。更何况鲁迅先生又不是焦大，怎么能知道，焦大的内心就一定不会暗恋着林妹妹呢？——汝非鱼，安知鱼之不乐乎？
他的批判的理性表达，尤其表现在没有私敌方面。他一生论敌极多，但肯定没有一个私敌。他不屑于与私敌为伍，也不肯把自己降低到那样低等低劣又低能的层面。
他可能批过了，也可能批错了，但没有个人恩怨在其中，更不会如他的某些对手那样，动辄以“封建余孽”、“法西斯蒂”的大帽子压来，更不会敏感着专制屠夫的神经，影射鲁迅拿苏联共产党的卢布的。
鲁迅批判人格的最高表现，则是他批判逻辑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向与层面上。
其一，他批判别人，也批判自己。且批判自己同样不留余地，不留情面。我相信凡读过他的《答有恒先生》，是会体会到他对自己的严格与不放任的，凡读过《风筝》的人，又会对他的那种文化批判性质的自责，感到由衷的钦佩。毕竟直到今天，我们这边厢，依然有如此多的不民主又不自知的父母与师长。他还写过一篇《论杨树达君的袭来》。但那内容是误记误评了。杨树达是一位精神病症患者，曾到过鲁迅那里，因病症的关系不免行为有异于常人。但鲁迅误解了，认为他是有着某种企图的不良分子。
然而事情一旦明白，他很自责，便公开发文，检讨自己的过错。不仅如此，后来编辑文集的时候，也没有故意漏掉那错误的文章。就让这“耻辱”在树上挂着，在空中飘着。
这等表现，在七八十年后的中国大陆，我以为都并非多见。
其二，他的反对专制，反对压迫，反对歧视，是一以贯之的，即使他所衷心拥戴的组织的代表有这样的行为，他也一样要予以揭露，予以批判。他是坚决不肯做奴隶，尤其不会做奴才的。对那些视他为奴隶的人，他一定要用各种方式反对他们。而且给我的印象，他晚年对于所谓“四条汉子”的批判，乃是他一生批判中最为着力最为深刻也最为精彩的部分。
故，有人说，他幸而没有活到20世纪50年代，如果活到那个时候，是一定会被划为右派的。也有人说毛泽东曾经说过，如果鲁迅活着，要么放下他手中的笔，要么关在监狱里。这说法，虽然只是一个孤证，或许不具备成为历史公证材料的资格，但那逻辑，显然是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的。
综上所述，三位历史巨人的文化性格显然有着很高的差异性。陈寅恪是韧性加韧性，他不激烈也不张扬，但能稳扎稳做，坚持到底。胡适是柔性加韧性，他可以隐忍也可以妥协，又可以退让，却不可以放弃自己的基本主张与根本信念。鲁迅则是刚性加韧性，他本质上是一个战斗者，然而又是一个读书人，有人批评他世故，也有人批评他多疑，都有道理。他其实是敏感而又激烈，坚韧而又多疑，世故而又单纯，老辣而又率性，老谋深算又奋不顾身，注重情谊又孤傲自尊，他其实不能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却肯定是一员充满智慧与能力的骁将。然而，说到忧思深重，确实没有人超过他的。他的经历、出身、追求、信息、学识与性格相互叠加与糅合，使他的所作所为特别契合那样大起大落、战垒分明、动辄两军锐兵相接的年代。“三·一八”惨案后他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四·一二”白色恐怖后，他又写下《答有恒先生》，柔石等六烈士被枪毙后，他更写出《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样的表达与行为，胡适是做不到的，陈寅恪是不会做的。陈寅恪是学术象牙塔中人，任你风高浪险，我坚持我的研究。胡适是体制中人，在和政府的关系上，与鲁迅尤其大相径庭，他的基本立场，是我批判你，但也信任你，批判与信任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个整体表达。鲁迅则不但要批判，而且要毁灭，他不但批判那现象，尤其要反抗那体制，而且连同那些有利于或他认为有利于那体制的文化也要一并予以批判和摈弃。就是对于自己和自己呕心沥血写出的作品，他也持同样态度；他不原谅自己身上留存的旧的东西，而且真诚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速朽。
作个比方吧：如果三人同样来到一座传统的寺院，陈寅恪是不问庙宇，不问和尚，只问经文；胡适是经文也可以怀疑，和尚也可以质疑，但庙宇是要保护的；鲁迅则不但要改换经文，还要还俗和尚，而且要彻底拆除这庙宇。
鲁迅确是一位斗士与战士，但千万不要误解的是，他既非一贯正确，更非唯一正确。论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保守，对现代的建设与宽容，对不同社会力量与阶层的妥协与双赢，这些中国文明崛起的必经、必有、必须之事，就不仅不是他的长项，有时甚至是他的短项了。如何化短为长，还需要三位巨人文化的和声与共鸣。
七
鲁、胡、陈三位文化哲人对于后世的影响非常巨大，虽然这些影响带有不同层次，不同规则，不同风格的特征，却都是现代中国文化大拼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哪一块都将产生重大缺失与遗憾。
鲁迅的影响，主要是他的那种坚忍不拔、老辣锋芒、深刻周全且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当今中国而言，显然非常必须，且弥足珍贵。
西方人有一个概念说知识分子乃是社会的良心。人不可以没有良心，人心不良，是一件很负面的事情。社会尤其不能没有良心，社会没有良心，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这良心由谁担当，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何担当，其中一大关键，就是具有批判人格与批判精神。
我们读鲁迅的书，尤其他的杂文，如果是了解西方思想文化史的，有时禁不住会联想到卢梭、赫胥黎与尼采。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时代的一个异声——启蒙大合奏中独特的声音，他的奇异就表现在，别的启蒙思想家都以自由为第一诉求，唯他以平等作为顶绝目标。
他最为痛恨且用力最多的乃是反对不平等。鲁迅也可以说是彼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一个异声。他不反对自由，而且非常珍视自由，但他首先要批判的是那个专制体制和与之狼狈为奸的劣质文化。
鲁迅又非常欣赏赫胥黎。赫胥黎不是一位以原创性理论著称的人物，但他就是坚信并以最坚定的态度最尖锐的锋芒，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自己心甘情愿立志成为达尔文进化论的一条守卫犬。鲁迅也不是一位原创性理论家，但他对自己坚信的理论，是要捍卫的，是肯于为之做出种种牺牲的。纵不似赫胥黎一样做守卫犬，也愿意做一名冲锋陷阵的马前卒。他的表达方式固然不似赫胥黎那般激扬震撼，却往往来得更其深刻尖利、一针见血。
尼采则是一位思想史上的“超人”。他说“上帝死了”，那意思是指上帝代表的文化死了，但超人来了。他要以超人式的方式颠覆西方几乎一切哲学传统，从而走出一条新的思想与文化之路。鲁迅不是尼采，也不认为自己是超人，但他对于所圈定的批判对象，是绝不肯宽恕的。他不喜欢也没有想过做超人，但可以做“眉间尺”，可以做“过客”，甚至可以做泥土，也可以做野草。他这样讴歌“野草”：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个夺取他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就中我们可以捕捉到鲁迅的影子与他的批判之魂。这一切都表明，鲁迅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叛逆者，大解剖师，因为他出身于旧的营垒，对于旧文明中的种种弊端、痼疾与虚伪，看得格外分明。假定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心理预设的话，那预设用一个词组表示，就是不信任。这也是他留给后人的诸多疑问的深层原因。
鲁迅的价值，还在于他特别同情弱者，他本人就认定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又是可以为他们呼号奔走揭露真相的一员。虽然他对他们也有种种不满，且从小到大，这不满都追随着他，甚至困扰着他，然而他依然深爱着他们，他对他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哀也是一种爱，怒也是一种爱。我们阅读他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拾》以及他的杂文集中不少回忆性文章，可以真切地体悟到他对他们的爱有多么深厚广远。例如，他在回忆他幼时的保姆长妈妈的文章最后，也曾这样饱含深情地写道：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中永安他的魂灵！
现在，关注弱势群体似乎已成为一种舆论性共识。然而，真的关心，是很难的。
我有时会想，我们那些大牌教授，那些获奖无数的著名学者们，他们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真的关心吗？甚至知道或者愿意知道他们的生存状况吗？真的肯于为他们仗义执言吗？其中的很多人，怕不是这样，他们更喜欢去交结、去巴结那些有钱、有权、有影响的人，以和他们做朋友为荣，至于弱势群体云云，不在他们高贵的视野之内。倒是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名也不高，钱也不多，但为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不怕忍受一切难以忍受的遭遇和恶劣，持爱以恒，仗义而存，一步一步，奋力前行。
鲁迅批判人格的另一价值，在于他无与伦比的原则性。如前所言，他的批判不但对别人，尤其对自己；不但对个人，特别对国民性；不但对体制，而且对文化，而我们中国文化的一大弊端，在于其团伙性与江湖气。例如中国的官场犯罪，常常是群体性的。
一个海关出现毛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上上下下、人人有份。那情形很像《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史、薛、王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看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就有这样一个特点，清明时节，几乎可以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一旦腐败，便一发而不可收。对此种状况，我称之为腐败加速度。
不仅官场，学术界也是如此。有人说，现在的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教育界，还有真的批判吗？基本没了。个人作品研讨不少，就是相互捧场；专题研讨会更多，也多是逢场作戏。纵然有批判，也常常陷入不同圈子的争风吃醋，彼此斗气。也有大揭对方隐私的，也有开口大骂的；更有一些所谓理论家，或者专家，或者文化名人什么的，面对年轻人，甚至一切人，都一律循循善诱，指点迷津，凡此种种，令人厌烦。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起鲁迅先生了。
因为他的批判乃是真的批判，而他所展示的批判人格与所代表的批判精神，乃是中国文化中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八
陈寅恪的学术人格，其影响已经不止于学术领域了，但最具现实借鉴价值的显然还是在教育、理论、学术这样的范畴之内。
陈寅恪被人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他是纯粹学人的典范。他的学术榜样性价值，可以用四个词表现，即：专心、倾心、诚心与敬心。
首先是专心。专心学术，全无他顾，这个才是真学人。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当下的情形，全不对了。且不说抄袭成风，也不说形式主义泛滥，单说那些在学术界活跃异常的教授们，给社会的观感就甚为负面。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现如今的教授，可以分为四类，即课题教授，码头教授，奖项教授与项目教授。所谓课题教授，就是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去找课题，去弄课题。要问课题何以有这样的魅力，因为课题就是钱的代名词。一些文科课题，也有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这样的课题表现，恐怕在全世界都堪称绝无仅有。课题就是钱，然而钱多却不等于结果就好。不知道这十几年来，学界一共累存了多少课题，又有多少研究成果。更不知道这些成果中，有哪几项是能够影响专业，影响学界，影响中国，甚至影响世界的？
所谓码头教授，即心思不在教学研究，专擅讲座。说是讲座，其实就是四处捞钱。名气小时，还写几篇文章，有些小名，就开始四处乱跑，且什么节目都敢去，什么专题都敢讲。有人称之为明星教授，名字很好，但各种水货不少。难得的是，一些花钱无约束的单位，还就喜欢这个。有谁真的批评几句，东家也不高兴，明星更不高兴了。
所谓奖项教授，不仅获奖而已，更多的是评奖。而奖的名目之多，尤其令人头晕，头大，找不到北。评奖之外，还有评优，评级，评估，好说灯红酒绿，歹说乱箭齐发，总而言之，就是不让你安静。处在一线的老师，尤其青年教师，其实处境可怜，而且前途堪忧。
而获奖之紧要，之“生死”攸关，又绝对不是体制外面的人可以领会的。实在没有足够的奖项，你的职称，你的岗位，甚至你的饭碗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而这些奖项教授，虽然本人的成果未必怎么样，或者干脆就不做研究了，但其收益，一定可观。
所谓项目教授，真可谓“万般皆下品，唯有项目高”。项目并无不好，但别无他顾只剩下项目，就很不好。更其令人悲哀的是，奖项固多，真的创见却少，有大创见的更少，甚至连有些分量的原创性成果都少。这种情况倒是与中国的产业状况很匹配。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虽然差不多已经全球首屈一指，但论到核心技术，却差强人意。而高端技术与基础理论方面的贡献，则除去个别项目之外，没有几项可以向世界夸口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