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
很高兴能结识这儿的老师和同学，我希望能在此作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首先感谢贵校给我精心安排了这样好的机会，使我能把自己的一些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3月份，我有机会去美国参加一个翻译会议，在那里用英文做了一个报告。
今天，我想再用中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存在不少问题，但一般来说，不搞翻译的人是无法了解这些问题的。我承认自己是一个追求经典的人，就是说，我对语言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不仅如此，我对文学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我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翻译家和作家。我创作诗歌、散文和小说，在包括德国在内的德语国家出版了八部文学作品。大家总认为我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专家，其实也不尽然。在德国波恩大学，我基本上没有机会给那里的学生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在那儿，我主要谈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历史。在20多岁的时候，我迷上了中国诗歌，尤其是唐诗，其次是宋代散文，所以我还从事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学研究。另外，我刚刚在德国出版了《中国古代戏曲史》。过去三年来，我基本上没有太多地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诗歌，因为我始终对中国当代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今天，我在这里所讲的纯属个人的见解，如果大家觉得有不对的地方，那么欢迎随时更正和补充。我希望能形成一种争论的氛围，不太乐意别人一味地附和我的观点。
接下来，我想从三方面展开话题：首先谈一谈人们对汉语的一些误解，然后介绍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出版和翻译情况，最后讲一下语言的重要性。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便开始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可是，我公开承认自己是翻译家的时间却很短。原因有这样几点：第一，德国大学很晚才对教授从事翻译工作予以认可。在今天，你们会发现德国大学基本上没有几位教授做翻译，原因很简单——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另外，我对自己的翻译工作有种“怨恨”的情绪。不只是因为翻译的地位比较受人轻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总是占用我自己的宝贵时间。比方说，我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那么，这样的工作能够持续多久呢？半个小时！最多三刻钟！为什么这样短？这与我的翻译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得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每天大约要花三四个小时。这样一来，我的大部分时间不是留给自己，而是留给了中国的当代作家。可一般来说，中国的作家们并不了解我这样的状况，反而认为我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要想成为一名好的翻译，必须具有相当高的语言水准。
我能够创造自己的词汇。有时，在没有其他出入的情况下，我会用这些创造的词汇翻译中国的诗歌。可是，一旦我在翻译中用了这样的词汇，那么就不能再次使用了，不然人家会以为我是在抄袭欧阳江河（1956-）和王家新（1957-）的诗歌。
过去20多年里，在众多德国机构的邀请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来到德国，与当地的读者见面。不少著名的作家，比如王蒙、张洁等人，还能在德国呆上一年半载。有时，德国机构会给语言水准一般的作家召开翻译会，请我帮忙把他们的作品译成优美的德文。但是，如果他们的语言本身有问题的话，我能顺水推舟地译成差的德文吗？
当然不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作家的德文版作品有时要好于中文原作。我听说，美国人对翻译工作是不重视的。如果要申请大学职位，最好不要告诉委员会曾从事过翻译，不然很有可能失掉工作的机会。
通常来说，一名翻译者仅凭一本辞典就可以开始他的工作。除此之外，他可以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甚至包括相关的知识。但是，一位作家的思想总是会有其来源的。比如北岛（1949-），他的诗歌与30年代的朦胧诗派有着密切的关系。直到现在，他还在重申自己受到了老一辈诗人的影响。那么，若是想成功地翻译北岛的作品，怎可以不事先了解一下30年代朦胧诗的发展呢？再如杨炼（1955-），他受到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影响。在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海德格尔的“挖掘”（Ausgraben）的概念。可是，如果对海德格尔缺乏了解的话，你能读懂杨炼吗？
总之，一名优秀的翻译者应具备渊博的知识，同时还要通晓多种语言。在欧美汉学界，很少有人读过我本人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一直忙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而这的确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在翻译的时候，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因而必须为此跟周围人交流一下，不然就没法继续进行。至今我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与德国的同仁们交流杨炼诗歌的情景。另外，我对自己的翻译工作也始终存在着质疑。
不过，幸运的是，我现在得到了德国翻译界和德国作家的认可。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我的译作，从而使得我的翻译水平一直在不断地提高，同时也令我觉得自己非常适合从事这项事业。去年，德国最大的出版社要求我再出一本译作，因为原先的两本诗集已经卖光了。本来我想把给杨炼的译作再版一下，但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于是便重新译了一遍。讲这些无非是想表明，我对自己的翻译始终没有感到满意的时候。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承认自己是一位翻译家的呢？很晚。1985年，波恩大学聘请我教授汉语。这所大学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专业，注重把年轻人培养成未来的翻译家。因此，从1985年起，我开始在波恩大学逐步开展翻译工作，后来，由于这一工作得到了德国作家和翻译家的认可，我也就渐渐公开了自己的翻译身份。现在我非常迷恋这项工作，原因很简单——这对提高德文水平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要知道，德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系统，不少教授之所以无法在德国立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德文不够好。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借着翻译的机会，我开始努力提高自己的德文。
现在，我想谈谈第一个话题——对汉语的误解。最近，我读到这样一篇文章。德国翻译家彼得·乌尔班（Peter Urban，1941-）说，他在译介俄国作家契诃夫（AntonChekhov，1860-1904）作品的时候，所用的词汇都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这位俄国作家。但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契诃夫懂德文吗？我想，乌尔班的本意大概是想表达对原作的忠诚。但是，对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来说，他应该有自己的创造。如果读一下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完全是从创造的角度开展翻译工作的。可以说，他创造性地译介了中国当代的作品，尽管他也许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就像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的那句著名的口号——Make it new！葛浩文认为，《狼图腾》有不少地方是有问题的。比如里面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作为犹太人，他当然不可能把具有这种倾向的内容译成英文，而且他也明白，这样的作品是不会在美国出版的。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这部作品有三分之一的内容被删除了。另外，葛浩文本人也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在翻译中国当代小说的时候，对于那些水平较差的作品，他采用了概括和总结的译介方式。因此，他在美国出版的那些译著，其实融合了他本人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理解和判断。我的一位学生，现在是我的助手，他把《狼图腾》全部译成了德文，但在出版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原因就是德国人对其中的一些内容非常敏感，尤其是像“血”和“土地”（Blut und Boden）之类的字眼，因为这都是希特勒当年曾使用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找到编辑部，以英文版本为依据编译德文版本。于是，同样在取消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之后，才得以在德国出版这部著作。美国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最有名的小说就是以狼为主题的。姜戎（1946-）在上个世纪60年代读过杰克·伦敦的作品，可以说，他的《狼图腾》是中国式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德国人看过杰克·伦敦的作品，所以他们对姜戎的话题并不陌生。德国人有个习惯——喜欢过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回味一下孩提时代读过的东西，由于许多人过去看过杰克·伦敦的作品，所以他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是怎样写的。
大家都知道莫言（1956-），他一般会在两三个月之内完成一部小说。比如《生死疲劳》，他说自己是在43天内创作完成的。德文版的《生死疲劳》一共990页。可是，一位德国作家能在三个月之内写出900多页的文字吗？如果是一位通俗作家的话，那么是有可能的。但如果他是一位严肃作家，则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在奥地利发表的小说，总共约100页，为此，从2003年到2006年，我忙了整整三年，然后又花了三年时间修改，就是说，从2006年一直忙到现在，然后才出版。原因在于，我需要反复地检查其中是否存在问题。并且，如果一部小说问题太多的话，会给翻译者带来很多的困难。
要是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存在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他怪罪的将是翻译，而不是作者。
因为在他看来，作品的一切错误似乎都应归咎于翻译者。
现在谈一下第二个问题——译本的问题。我们原本认为，一位作家在完成创作之后，将作品交给出版社就大功告成了。不管他写的是什么，出版社肯定会按照本来的面貌出版，可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好的出版社是不会这样做的。直到现在，德国还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这就是，每逢书籍出版的时候，出版社会组织人逐字审查。一旦发现问题，便会邀请作家和翻译家共同商议该如何修改。这说明作家、翻译家和出版社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作关系。另外，就目前看来，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版成为与市场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天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刊登了一篇有趣的文章，一位英国人在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发行的时候，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其实就在于包装，精美的包装将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开拓市场，这样一来，作品封面的设计便成了关键问题。比如姜戎就认为，他的作品封面上应该有狼的图片，不然会影响书的销售。难道作家是有意要这样做的吗？不是的。但为了能顺利出版，作家将不得不听从出版社的建议。
另外，外国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依赖于翻译的水准。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原作，翻译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翻译水平不高的话，将会给作品的销售带来很多的困难。葛浩文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让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结果他成功了，因为他的英文很漂亮，并且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他的英文译作水准要比原作高出许多。正因如此，他现在成了德国出版界争抢的热门人物。当葛浩文在美国出版了某部中国当代小说之后，马上便会有德国出版社提出购买作品的版权，然后再请某位精通英文的翻译家将英文本转译成德文本。通常来说，葛浩文不做诗歌、散文和戏剧翻译。想出版哪位作家的哪部作品，完全取决于出版社的要求。
当然，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德国，出版社都想卖出自己的书，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对此，我不会提出批评。但是，在销售姜戎、余华和莫言等人的作品的时候，出版社会在海报上作这样的宣传：某本书的销量超过了《圣经》！某本书成为了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那么在德国，都是哪些人阅读中国当代小说呢？文学家？教授？都不是！在德国人眼里，中国当代小说大多属于通俗文学，它的读者基本是些对文学没有过高要求的人。但是，对德国读者来说，如何才能找到一本令自己感兴趣的书呢？
德国出版社自会有一套办法吸引众人的眼球，令人感到——这正是我想要的书！
在德国，人们通常把非常厚的书称做“火腿”。为什么呢？以前，我们的祖先靠一根火腿就能度过冬天。天天吃火腿，多好！同样，人们不一定非得天天读不同的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