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自由转变为对山水自然的愉悦，在山水中悟道，从而求得个体心灵的安慰，进而体现为游仙。游仙是庄子不满现实、追求精神高蹈的自由与神仙家从个人生存欲出发追求长生不死的思想的综合，一方面它力求在虚幻的王国里得到梦想的自由，在山水自然中求得心灵的慰藉、精神的愉悦，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强烈的享乐欲：“得仙道，长生久视，天地相毕……果能登虚蹑景……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宝，行则逍遥太清……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监御百灵，位可以不求而自至，膳可以咀茹华璚，势可以总摄罗丰，威可以叱咤梁成”。（葛洪《抱朴子·对俗》）人的各种欲望，在这里都可以得到满足。这样，游仙的诗文中就包含了追求自由与渴望享乐的双重因素，从魏晋南北朝一直流传至后代，只是到了盛唐以后，游仙完全从天国降至尘世，从追求幻想的自由转到追求现实的自由——摆脱一切束缚，满足各种享乐欲望。如晚唐曹松写了《小游仙诗》98首，不乏对自由的追求，但更多的却是衣食住行以及长生、权势、男女等各个方面的享受，而皇甫湜的诗《出世篇》更是直言不讳地追求享乐：“生当为大丈夫，断羁罗，出泥涂……上括天之门，直指帝所居，群仙来迎塞天衢……旨饮食兮照庖厨，食之不饫饫不尽，使人不陋复不愚。旦旦狎玉皇，夜夜御天殊。当御者几人，百千为番，宛宛舒舒……浩漫为欢娱，下顾人间，溷粪蝇蛆。”
在这里，享乐的极度膨胀已经淹没了自由的一面。由此可见，《金瓶梅》中的自由正是中国传统自由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不过，《金瓶梅》对自由的追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首先，这是对程朱理学及当时官方思想的一个反拨。自宋而明，否定人欲、扼杀人性的程朱理学盛极一时，统治了国民的思想。封建朝廷更是别有用心地大力提倡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且大立特立什么贞节牌坊。人欲、人性在此情况下受到深深的压抑。作家大写特写人的各种欲望的极大满足，是对人欲、人性正常需要的肯定，体现了人性解放的社会发展趋势。其次，是对老庄那种把自我虚化入万物的自由的一种反动。《金瓶梅》中的自由与时代精神所弘扬的个性解放相呼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自由，它表现为男性对外物（包括女性）的征服、占有，女性朦胧的自主意识（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等寡妇改嫁）、自立精神（如林太太冲破封建的妇道规范，为了自己的快活，把情夫请进家中）。由虚化自我到高扬自我，以自我为中心采取行动，一切为了自我的享乐，一切都为突出自我，这是人的自我与个性觉醒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个性解放的标志。
因而，《金瓶梅》中的自由较之此前的自由观更多地具有自我意识与个性解放的时代人文精神。这正是它的进步性的体现。
以上这一切，既有传统文化自由观的影响，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精神也密切相关。作家所处的明代，一方面是政治极其黑暗、社会奢靡成风、程朱理学盛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繁荣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了大批的市民阶层。
正是市民阶层的出现，带来了文化的新气象。此前，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文人所体现出来的“士文化”。这种士文化是儒家修身养性进而齐家治国的具体化，它要求人们循礼守法，崇俭尚贫，正襟危坐，克制欲念，它否定人有追求欲望与发展个性的权利，在压制人的各种欲望的前提下，更多地指向精神的道德与追求，因而形成了“士文化”封闭、内向的心理性格，无法对自由进行追求与思考。
而市民阶级由于社会地位低下，所受教育不多，儒家文化对其影响不是太大，他们不追求修身养性，所以毫无束缚，能放开手脚，自在大胆地追求物欲的满足，一时间，便出现了填平欲壑的无尽无休的冒险。《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正是如此：“西门庆之所以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暴发户，都是靠了金钱支配一切的心理”，“我国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是义重于山，反对见利忘义，而西门庆的心理恰恰是只看重利，唯利是图，连夫妇关系都受金钱关系的支配”。这种冒险风气影响到接近市民的那些士大夫们，再加上禅悦之风兴起，于是导致了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变化，人们开始冲破传统的封闭内向心理，变得豪爽开放，甚至尽情放纵起来。张扬个性、解放思想的运动应运而生。李贽、徐渭是这一运动中领导时代潮流的两面旗帜。李贽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痛斥程朱理学，大倡“童心说”，高喊“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私者，人之心也，人心有私而后其心乃见……
此自然至理，必至之符”，提出“好货好色与民同乐，邪道而归正也，天机只在嗜欲中”，充分肯定了人的个性价值及人欲的追求与满足。徐渭则以自己的叛逆思想和不合时俗的怪异，把高扬个性付诸行动。在这种思潮中，哲学家们鼓吹：“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安逸，性也”（何心隐），“人之好贪财色，皆自性生，而一时之所为，实天机之发不可壅阏之”（颜山农），文学家们狂呼：“天地间惟声色，人安能不溺之”（李梦阳），袁宏道更是提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而真人必须了解人生的五种快乐——其一是感官欲望的满足：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淡，二是占有财货，荣华富贵……
这种思潮以快乐论代替了程朱理学的克己论，以感性冲动突破了理性结构，公开承认人的情欲和功利思想是人的本性，表现了对尘世的热恋和自我实现的执著追求，呈现出感性的复苏、主体从外在规范复归于内在情欲的生机，显得真诚执著，既合理又现实。
这种主张个性自由、号召情感解放、追求人生享乐的思潮，导致了社会心理的重大变化，从而滋生出与传统规范大相径庭的种种生活方式：“上自皇帝，下至市侩，莫不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社会上的有闲阶级，更承风导流，夜以继日，妓女，小唱，优伶，赌博，酗酒，成为日常生活，笙歌软舞，穷极奢华”。《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公然宣称：“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是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固然反映了他那钱可通神的市侩哲学和十足的淫棍灵魂，更重要的是，它充分体现了明代的这股享乐浪潮。但这种风潮漫无节制的发展必然带来许多不良后果。
正是有鉴于这种风潮的不良后果，正是在高扬个性的基础上，形成了《金瓶梅》乃至明代自由观的新特征——对自由的反思。如前所述，明以前的自由观，基本上是对自由的追求。到了明代，由于个性的高扬、经济的发展、自由的泛滥，有识之士开始对自由进行颇为深入的反思，诞生了反思自由的两部杰作：《西游记》和《金瓶梅》。
《西游记》主要对自由的限度与规范进行深刻反思。作者饱含感情地以生花妙笔描写了天地之精气生成的石猴孙悟空，力求摆脱生死轮回，获得性命的自由，而探索洞府，求仙访道，大闹地府，并且表现出强烈的领袖欲，声称“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不仅要领袖群猴，而且要做天地的主人。为此，他大闹龙宫，甚至不顾现存的封建秩序而大闹天宫。这些，集中地体现了人要求冲破一切自然界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束缚而追求自由的愿望。这种追求自由的愿望，正是当时乃至历史上人们各种欲望与追求的生动体现。问题是，这种自由如果无限制地扩展，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势必天下大乱，不堪设想。于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对自由进行了高度哲学化的探讨。他认为，为了维护世界的秩序、社会的安定，必须对人的各种欲望与冲动作一定的约束。
他写到这个上天入地、冲决一切罗网的孙悟空，被佛祖如来压在五行山下，并且被观音菩萨戴上了紧箍帽。这个紧箍帽，不仅是宗教佛法的体现，也是尘世伦理道德的代表——礼法的体现，专用于约束自由的野性。这样，作家便前所未有地探讨了自由的伦理与逻辑：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世上不可能存在那种冲决一切的自由，只有在一定的约束下去获取自由，才会成功。作家进一步写到，为了摆脱五行山的束压，孙悟空皈依了佛教，一路保唐僧取经，但他保持着自由的天性，时而取笑如来是“妖怪的外甥”，时而轻谑观音“该他一世无夫”，时而对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天兵天将大加戏侮，在降妖伏魔中则智计百出，积极主动，最后取得真经，终成正果，得到了解脱和自由，充分体现了他那富于野性、追求自由的个性价值。这种自由，是个性高扬、战胜一切的自由，只不过，它是在“紧箍帽”的控制下实现的，这就鲜明地显示了：具有一定约束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才能取得正果。
《西游记》以神话、怪诞的形式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及其应有的限度，《金瓶梅》则以日常、现实的方式表达了追求自由的哲学意义。作者对自由进行了高度哲学化的思索，认为对自由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自由的丧失，导致追求者的毁灭。在欲望的阶梯上爬得越高，跌得就越惨，到达欲望顶峰的人，跌入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西门庆一生竭力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结果成为欲的奴隶，给各种欲望折磨得不成人形，最后只能眼看着费尽心血攒下的偌大一份家业，心想着尚未到手的钱财和女色，气喘如牛，劳顿而死。本来，对自由的追求应该使人获得充分的自由，然而过度的追求反而成为沉重的负担，成为极大的压力，最终导致自由的丧失和追求者的毁灭。
当然，这里的自由只是“摆脱……而自由”，而非“为了……而自由”。为了体现这种哲学化的思考，作者一方面对那种冲破种种限制与束缚、无所顾忌的自由——表现为如火如狂的性欲、无休无止的食欲、铺天盖地的金钱欲，颇为欣赏地进行了有声有色、津津有味、细入毫末的描写，另一方面又试图对之加以约束。在当时，传统文化的禁欲已畸变为纵欲，肯定人欲则成为张扬个体的官能享受，在强调人对自由的追求（各种欲望的极大满足）时往往否定人的社会性和必要的文明规范。因此，当低层次的本能欲望（享乐、生存）无限度地膨胀扩大时，这种缺乏崇高目的的自由便宣告完蛋。作者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在情节安排上生动地体现出来，如西门庆肆无忌惮地追求女色，漫无节制地进行性的发泄，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权势，毫无限度地大吃大喝，结果，正当盛年，便纵欲而亡，李瓶儿、庞春梅也是尽情纵欲，结果死于纵欲。潘金莲是个一向颇为机警伶俐，善于保护自己的女人，但她是个性欲狂，最后色迷心窍，居然“性”令智昏地愿嫁武松，结果只因这一念之差而死于非命。
追求自由无疑是必须肯定、赞扬的，过分追求的后果又十分令人忧虑，对此，作者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提不出什么新的解决方法——正如《西游记》一样，只能又转向传统，借来旧的道德伦理。于是，小说出现了极为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对拼命追求自由的津津乐道、不厌其详的描写，一方面，又充满道学的公开指责与说教。如小说一开卷，就有酒色财气《四贪词》，正文第一回又以《眼儿媚》词为缘起写了一段长长的入话，用情色来警劝世人，在长达百回的行文中，也时时不忘说教，小说结尾更是与开头呼应的一首道德教训十分明显的七言诗。作者正是希望通过情节的安排和陈旧的道德说教来对自由的追求进行约束。这种现象正好表现了作者对自由的哲学化思考。
综上所述，《金瓶梅》中对自由的追求既是中国传统自由观的必然发展与体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社会风潮的再现，而小说中对传统自由观的反思，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并且因了这种反思，《金瓶梅》达到了中国古代自由观难得的高度。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