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注与倾听
好的访谈就如日常生活中的聊天，中国的“聊”字的部首是一个“耳”旁，这充分说明了在聊天过程中“听”的重要性。访问要求记者精神高度集中，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的回答。否则很容易发生致命的问题——没有听清访问对象说了些什么，什么重要，什么不清楚，什么不对头。初出茅庐的记者有时只顾准备提出下一个问题，考虑怎样措词，以致没能注意到访问对象因为他的漫不经心而停止不语了。记者在访问时必须竖起两耳倾听每一个回答，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每一个细节。听懂了才能提出好的跟进性问题，否则无法向谬论提出疑义，无法澄清含糊不清的问题，无法抓住话头，补充提问。记者不但要竖起自己的耳朵，而且要带着观众的耳朵倾听。对记者来说明白清楚的问题对观众并不一定也明白清楚，记者应该排除其中的障碍。
在访谈过程中，记者要投之以关注的神情，这不仅是对被访人的尊重，而且也是被对方传达的信息所吸引、感兴趣的一种表情。
比如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早期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在节目中就非常善于倾听，是从一个倾诉者转变为倾听者的代表，是一只“有思想的耳朵”，他说“这才是真正的谈话！我说的听就不是技巧问题，这是真正在听，用心在听，所以他在打动你的时候，你才会落泪；他说得有意思，你才会哈哈大笑，才会忘掉自己”。笔者1999年在科技情报所对崔永元的访谈。美国《奥帕拉访谈》主持人奥帕拉在节目中也至始至终投入关注的神情，她随时都在用她的体态和体姿语向被访者传递这样的信息，“我和你们一样，我是真的理解你们”。
3.边访问边观察
西方心理学家经过多次实验，证实“谈话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体态和面部表情，并不是出于无心的偶然活动……而是具有口头才能表达出来的特殊传感意义。”很多记者在访问中对此观点有深刻体会。很显然，访问中需要记者察言观色。
观察什么？如何细致入微？
第一是观察对方说话的方式，包括表情、手势、神态、语调。这些因素往往体现人物的鲜明个性。
第二是观察对方对访问的反应，是紧张、激动，还是兴奋、高兴，是烦躁不安，还是滔滔不绝。这些都可以表明访问对象对问题所持的态度。
第三是观察对方的外表，包括外貌、身材、服饰。这些可以体现访问对象的外部特征。
第四是观察对方所处的环境，包括他拥有的财产、室内的装饰、户外的地理位置。这些可以衬托人物的生活习惯、爱好。
4.边访问边思考
访问是一个艰苦的脑力劳动过程。在整个访问中，记者的大脑要转个不停，就像装上马达开动的机器一样。
思考什么？如何思考？
其一是围绕着事件思考。当对方向记者叙述一件事的时候，记者应该考虑事件的开头、经过、结尾是否完整，细节是否具体，数字是否确实可信。发现有漏洞、疑问，应当立即澄清。
其二是围绕着观点思考。当对方提出了一个观点，一条经验，记者就要认真思考这个观点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科学性，该经验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有什么普遍意义。
其三是围绕着主题思考。主题在专访中的体现方式比较独特，它是通过一连串的提问或在不间断的交流过程中得以体现的。记者在采访前就应对主题思想有所思考，在访问中应注意挖掘新鲜、生动、能够说明和深化主题的事实与观点。
其四是围绕着专访的形式思考。特定的专访形式有着特定的时间长度、表现形式的要求，记者必须考虑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记者的多维性思维就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认识事物、分析事物、反映事物。
四、成为观众的“向导”
电视传播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向公众传递信息、促动信息交流。在这个意义上讲，记者进行人物专访，实际上是充当着观众的“向导”，西方电视界称之为“代理人”。
1.为观众提问
在采访中，记者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知识渊博、无所不知，在提问时夸耀自己的学问。相反，记者要时刻想到观众，想到怎样更好地为他们提供信息。另外，还要注意不要过多地使用专业术语，因为这样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是的”或“不是”。而这种形式的回答是极为枯燥无味的。当然，有时候一个简短的“是”或“不是”可能正是记者、观众要知道的东西，但是一般情况下，总是需用从对方口中得到较为详尽的回答。如果用简单的提问，无法使对方回答得详尽，最好紧接着问“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一个可以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另外，这种“为什么”的提问往往给对方一种无形的尊敬，迫使对方发挥他的专长，回答问题，而这问题或许恰恰是观众需要了解、知道的东西。比如王志采访沙祖康时，沙祖康谈到“我愿意当幼儿园的院长，也不愿当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时，王志适时提出“为什么”，从而引出沙祖康的对祖国的情怀。
做“向导”、“代理人”就是要时刻想着观众。记者的提问、对方的问答，不但要引起观众的注意，还应该是观众想知道的东西。如果不考虑到这一因素并加以实践，即使记者的提问技巧再高明，对方的回答又天衣无缝，也是一次失败的采访。原因很简单：观众不感兴趣、不想知道。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对答如流只不过是自我表演、自我欣赏而已。
2.明知故问
有时候，还要采取明知故问的方式。记者在采访前或许已经知道了某个问题的答案；或者自认为那个问题并不太重要，不值一问，但大多数观众不像记者一样对问题有所了解，甚至还一无所知。所以，不论记者对某一个问题多么熟悉，甚至已料到对方会怎样回答，还是要耐心地提问，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搞清楚，让被访人自己面对镜头向观众诉说。
高明的记者虽然完全可以讲出对方要表述的某种观点、某种思想，但他不这样做，而是迂回而婉转地让对方把要说的话讲出来，直接与观众见面。切记，采访对象说出的话，才是观众想知道的事件，这不能用记者的话来代替。
3.为观众深化问题
有的时候，观众没有像记者那样对事件和背景资料有充分的了解。记者应当在采访中帮助观众提炼问题，问出观众感觉到但还没想好的问题。采访不仅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门较深的学问。从一个记者的提问可以看出他的水平高低和对问题的分析、理解能力。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出记者的心中是否有观众，是否问到了一般观众想知道而还不知道的问题。
电视记者采访时不允许让谈话成为深奥难懂的东西，那样就会排除了观众。如果采访忽略了观众，那么这种采访就是失败的采访。这种深奥的探讨就像两个学者就惟有他们自已懂得的问题进行探讨一样，就不是新闻采访。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电视采访要问一些浅显的、初级的问题，而是要单刀直入，击中要害。
由于电视人物专访跃然于屏幕之上，记者还要考虑画面因素，不仅是从专访形式上考虑，更主要的是从观众的视觉感受角度来考虑。因此，电视记者必须在专访的特定现场为看不见的观众进行画面“编辑”。
人物专访的结果力图超出个人范畴，在社会中产生影响，记者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新闻机构，采访对象是作为社会现象的代表接受采访，双方活动的结果受到社会的关注。因而，访问无法凭借单方面的努力进行。记者不能单向提供信息，采访对象也不能单向透露信息，信息的披露只能是双向交流的结果。
电视记者应该全方位认识采访的特点——双向交流与合作；同时，深层次地理解这一特点对记者采访的要求——促动双向交流与合作；最后，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三节专访提问的方式与技巧
专访中的提问是一门艺术，而这种艺术是记者与被访者互动交流中的共谋。在具体的采访中，有多种提问方式与技巧，记者应当在实际采访中灵活运用，同时在前期问题准备和策划中也要有意识地设计各种类型的提问方式，以获得预期效果。
1.正面提问，开门见山，抓住关键问题，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这种提问方式，有人又称之为“开闸放水式”提问。记者发问的目的是获取新闻事实。为了解未知事实向知情者发问，不应绕圈子。如《焦点访谈》一期节目《惜哉，文化！》中，面对吉林博物馆着火事件，记者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火灾到底造成多大损失，二是有无消防许可证，记者直接用这两个问题问不同的人，包括群众、原博物馆馆员、当地政府官员、消防部门。通过不同人的回答形成对比，让观众弄清事件真相，同时也反映了一些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正面提问要求记者有高屋建瓴的把握问题的能力，所提的问题往往是关键的、触及事件性质核心的、这样的问题往往起到以一当十的作用。
2.迂回采访，侧面提问
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记者可以采用转述、代述的形式，以其他人的口吻提出问题。记者或者以观众的口吻，或者以其他人士对被访者的评价来引出问题。比如，《东方之子》采访联合国原秘书长加利时即采取了这样的方式：主持人：“秘书长先生，请允许我告诉您今天在这里采访您的除了我本人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关心联合国、关心您个人的中国人，因为我也带来了一些我们的观众的问题，现在我们是否可由一个北京的小学生的问题开始我们今天的采访呢？这个小女孩请我们问您联合国有多大？秘书长的权力有多大？”
加利：“联合国就象是一个大家庭。就像这位小姑娘的家有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一样，联合国这个大家庭一共有185个成员。联合国就是这185个成员的家。联合国秘书长的权力并不是很大，他不过是这个大家庭的仆人。他就像一个大管家，负责保护这个家，每天早晨开门、打扫卫生……而且他要努力让这个家的每一个成员彼此和睦相处，如同亲兄弟一般。因为这个家里经常会出现一些争论，秘书长的作用就好象是调解人，他的角色是解决争论，平息争吵……”在这里，记者首先介绍了这次访谈的重要性，然后以一个小观众的口吻提出了一个看似很初级但是又为观众关心的问题，而加利的回答也风趣、生动。
借助互联网的发展，电视媒体与观众的互动越来越多，记者或主持人往往采取搜集观众提问的方式来为节目注入互动的活力，这样的访谈更能击中观众的兴趣，对象感更强。比如《杨澜访谈录》“中国式的智慧——柳传志”一期节目的结尾，杨澜向柳传志抛出了互联网上搜集到的观众感兴趣的问题：
杨澜：山东济南有一位叫程亮的朋友说，对于A股回归，你觉得联想在什么条件下会做？做了以后对联想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杨澜：福建省福州市一位叫刘雪春的网友向您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中国古人说富不过三代，联想继续辉煌的保证是什么？
杨澜：齐齐哈尔一位叫王国新的朋友问，据说中国企业领袖级的人物的标准要有传奇性、要有魅力、要有自己的思想，你同意这种标准吗？另一种情况是，对一些敏感的问题，记者不好单刀直入，则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来提出问题。比如《东方之子》采访傅聪的段落有两个问题别有意趣根据笔者1999年对《东方之子》主持人白岩松的访谈整理而成。
记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是66年以前，还是66年以后？（1966年，文革开始时，傅聪的父母傅雷和朱梅馥不堪迫害，双双上吊自杀）
记者：你常说，回到国内，有一些东西会慢慢让你温暖起来，这次是否又有让你温暖的小事情，比如北京街头的绿。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两个问题体现了这种东方文化特有的含蓄。按照采访者白岩松所说，这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在压力下训练出来的说含蓄话的技巧。
再如，杨澜2005年年底采访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在研究资料时发现巴达维的妻子刚刚去世，杨澜很想问一问对方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得知他们感情很好。“但坐在你对面的毕竟是一个总理，一上来就问人家妻子去世的事，很唐突，也不礼貌。在谈完许多政治方面的话题之后，我就想怎样让他自己把这个问题谈出来。所以我就决定这样问他：在过去的2005年发生很多事，但对你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他就说，对我来说，2005年是哀痛的一年，因为我妻子去世了。一直讲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将他和他妻子的感情，她最后的日子，讲得非常好。采访结束后，他的新闻秘书就说，你们中国记者真有本事，因为我们总理在公众场合从来不谈个人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