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特殊性，可以表述为“一元体制、双重结构、三种功能、多元角色”。目前媒介还隶属于事业单位体制，但是经营的介入使得媒介形成了“官商两面”的结构，“政治”和“资本”两股力量共同作用，承担党政喉舌、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三种功能，在社会中扮演多元角色。
这种结构状况使得产业化进程中的媒介天然具有三重矛盾，而且使得改革进行困难：
矛盾一：事业和产业的矛盾——父子恩仇。所谓事业与产业的矛盾，主要是指媒介步入产业化进程之后，事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兼具，二者的合谋虽然构成了媒介的垄断经营特权，但是二者也相互牵制，使得各自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都出现了“不彻底”和难以深入推进等问题。
矛盾二：生存空间的矛盾——兄弟之争。媒介经历了初步的发展之后，开始对规模和空间有了进一步的要求，然而双重属性使得媒介难以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规模扩张。而现有的各级媒介组织的同构化使得行业非常集中，行业快速增长背后存在隐忧。
矛盾三：开放与封闭的矛盾——行业壁垒。媒介依托垄断，形成巨大利润，但是，内在矛盾使得它实现规模化发展，必然借助外在的资本，但是引入外来动力必然开放行业，垄断地位可能出现变化，高收益状况可能要有所改变。这对于媒介而言，是一个两难选择。
媒介生存的三重矛盾，表明媒介的“特殊性”，必须予以重新界定或调整。在媒介经营的实践层面，已经有了一些探索和尝试进行，比如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已经在期刊市场中存在，对于广电媒体而言，则需要事业与产业的剥离，在节目市场中，则一直呼唤风险投资的进入。
2.四次剥离的制度安排解决矛盾问题
媒介生存中突出的矛盾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思路来解决，以广电媒体而言，笔者在2001年就提出了用剥离的思路来解决所谓的“特殊性”问题，而广电媒体的产业进程也需要在四次剥离中继续进行。
第一次剥离：网台分营。依循产业经营的思路，把事业体系中的有线网络和内容生产的“台”剥离开来。使得具有极大潜能的有线网络能够按照产业经营原则实现规模化，形成集团运营。网台分营在1999年82号文件之后已经实行，各地的有线网络都已经组建公司，但是规模化并没有真正实现，在一些地方以省有线网络、市有线网络牵头，对下辖的市/县网络进行了“行政命令＋市场手段”的“双轨”整合。
第二次剥离：制播分离。在内容生产的“台”的组织体系中，依循第一次剥离的思路，控制频道，开放生产领域。使内容生产能够实行专业化分工，社会化生产，将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引入内容生产领域，最终实现内容生产的优胜劣汰。
第三次剥离：频道分营。将新闻频道、综合频道与体育、影视等娱乐频道分营管理。在发展频道专业化的同时，实现新闻集中台内运作，娱乐则分散运作，吸引台外资源和资本进入娱乐类频道运作，激活台内的频道运营局面。
第四次剥离：宣传与报道分离。这是最为艰巨而复杂的改革，因为是进行宣传领域的改革。将舆论、公告政府政令、政党宣传与一般的新闻报道分离，将机关报与一般报纸分离。在新闻立法的基础上，在广电组织政企分开、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将喉舌宣传功能保留在事业体系内，依靠财政扶持和政府拨款，将新闻报道分离到企业化运作的媒介组织内，依靠市场化运营来支持。
应该说，在目前的广电行业内，网台分营已经完成，制播分离和频道分营，也进行了一部分，但是没有深入而彻底地进行，而第四次剥离，则更为遥远。应该说，这四次剥离，一次比一次困难，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政治顾虑”，寻求“经营偏安”，另一方面在媒介内部已经形成了改革的阻力，安于生存现状，不愿意面对变化所带来的机会成本。
五、产业化的徘徊
媒介产业的内在矛盾日渐胶着，围绕“特殊性”的调整难以深入进行，媒介产业化开始出现徘徊。集团化的失败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困惑，以及媒介机构日益严重的“国企病”都成为重要的表征。
1.徘徊一：集团化进程中的恐龙危机
媒体在经历了初期发展之后，开始了对于规模化的追寻，使得打造传媒集团成为梦想，依托系列化发展和跨地区发展，先做大后做强，实现效率提升和市场强势地位的打造，然而良好的愿望确实面临来自于媒体外部政策环境和内部制度属性的阻力制约，传媒集团到底是事业的集团，还是产业的集团，难以界定清楚，在模糊不清之中，媒介集团无一能够实现最终目标，反而陷入了“恐龙危机”。
2.徘徊二：文化体制改革的两难选择
如今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日益被各地所重视，尽管各地积极组建文化产业园和文化产业基地，但是都潜藏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暴露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困惑和两难选择，这些困惑主要在于两个问题，第一，到底什么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如果以传统的行业领域考量“文化产业”，平均用力，必然是一个大而全、空洞无物的怪胎；第二，用什么力量主导改革，产业导向还是行政导向？简单的一刀切，执著进行行政组织重构，决定了这场改革的结局。
3.徘徊三：战略发展中的国企病
早在1998年，笔者就曾经提出过，媒体已经成为一个“小脑发达，大脑萎缩”的机构，国有企业的今天就是媒介的明天。此言不幸言中。
目前媒介发展缺乏整体战略思维，只在战术层面上不断推进。随着发展，媒介的“国企病”日益明显，产业转型主要在于缺乏内在动力。我国报业的经营拐点可以理解为一个信号：传统媒体的经营资源和制度资源已经走到尽头。2004年，笔者提出“产业立场，市场志向，在1998年的思路的基础上有了调整”。今后的改革必然关照中国的现实，那就是产业与市场的协调，产业其实隐含着部门利益和产业利益，这会导致一切的政策都会有意无意维护行业的垄断地位，从产业利益出发，最终导致一种保守倾向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