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学者的分析和警示
■[加拿大]赵月枝
虽然2003年的新年钟声响过，全球电信市场从危机中复苏的信号并不令人鼓舞。
在美国，电信股票继续在底谷徘徊。大大小小的电信公司或宣告破产，或在艰难地挣扎着度日。回想2002年，Worldcom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案纪录，它的假账丑闻震惊世界。到2002年10月，美国最大的电信制造商朗讯已连续10个季度亏损，而且数额巨大。与千千万万人的生计密切相关，无数投资者的养老金在电信股市泡沫中蒸发。仅到2002年8月，美国电信业就已有50多万人在这场危机中失去了工作。这个数目超过了1996年美国联邦电信法通过后电信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的总和。在欧洲，7家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的负债总和已在数额上超过了比利时的国内生产总值。2002年11月，曾被国内一些电信改革专家奉为改革楷模的德意志电信宣布了德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亏损。虽然中国电信业一枝独秀，有关中国电信各公司向朗讯、北电等公司的巨额订货合同的消息也会使这些公司的股票稍微往上扬一扬，但毕竟杯水车薪，中国电信业无法挽救欧美电信巨擘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网络泡沫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电信业这一信息时代的支柱产业，“新经济”的宠儿，终究也逃脱不了资本主义的痼疾：生产过剩和毁灭性竞争所带来的危机。这一如日中天的朝阳产业如何在一夜之间落败得如此悲惨，而且像Worldcom这样不光彩？这一被2002年12月14日的《经济学人》认为堪称为最近历史上最大的资源错置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这场以市场竞争为主导，资本为纽带、技术融合为核心的产业重组会陷入困境，前景如此黯淡？美国伊利诺大学信息传播学教授、《数字资本主义》一书（此书有中译本）的作者席勒（DanSchiller）在《异见》（Disent）杂志2002年冬季号一篇题为“电信危机”的文章作了精辟的分析。
作为美国最资深的研究电信政策的专家之一，席勒在1998年为华盛顿一个经济政策智囊机构就Worldcom与MCI的兼并案准备的一份报告中曾预言，这一兼并不仅会损害公众利益，而且会因为兼并后公司经济根基的不稳定而酿成大错。在当时业界和主流媒体为美国信息业这一规模空前的“世纪兼并”喝彩的声浪之中，席勒的反对之声显示了他惊人的冷静和独立判断的胆识与勇气。作为席勒当时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传播系的同事，笔者不但被这份报告所折服，而且被他在报告中所注入的作为一个学者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所深深打动。2002年夏，席勒在科罗拉多森林里度假期间，正值Worldcom做假账曝光之时。读着驱车十几公里从山外小镇买回来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对此案的长篇报道，席勒十分感慨。他对笔者说，没想到与MCI兼并后Worldcom垮得这么快，问题这么严重，而且问题不仅仅限于Worldcom，而是整个电信业的惨败。他当时正忙于对美国电信史的研究，但对现实的责任感使他不得不暂时放下历史。
席勒独树一帜的分析来自于他对美国和世界宏观社会经济的准确把握和对美国电信政策历史的深刻而细致研究。他不迷信自我调节的市场“看不见的手”的神话，而是注重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和各利益集团在电信和信息业的博弈及其社会影响。他不是就事论事地从市场的短期行为，而是从美国电信历史和宏观政策演变的深度来分析这场危机的根源。他指出，这场危机是几十年来美国电信宏观政策和电信业社会目标调整的必然结果。席勒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场深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后，作为新政的一部分，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被授权在1934和1935年间对美国电信业的社会目标作了全面的研究，由此形成的一系列政策把全民普遍服务定为电信政策的基本目标，并严格限制竞争，让AT&；T以垄断利润通过内部交叉补贴来履行全民普遍服务的社会责任。在这一管制体制下，美国电信业稳定发展，家庭电话基本月租费被压得很低。在1960年到1973年间，社会消费总价格指数增长了44.4％，而其中家庭基本电话服务部分只增长了14.6％。正因为这一政策，到了70年代初，美国家庭电话普及率就达到了90％以上。
这一管制体制在60年代中后期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开始松动，此后逐步被以竞争为导向、以资本为主宰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制所代替。到了70年代后期，竞争政策的倡导者和得益者们的目标已经很清楚：第一，打破由商业用户来补贴普通家庭用户的价格体制；第二，把电信与计算机网的融合置于传统的公用事业管制体制之外。新政理念指导下的偏重于公众利益以及资本、劳工和国家之间相妥协的管制体制宣告结束。
随之而来的是1965年到2000年间美国电信业和整个传媒信息业从产业结构到社会目标的彻底大裂变，并由此影响到全球电信业的基本政策导向。军事和经济部门对电信的巨额投资带来了以电信革命为基础的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不仅影响到制造、服务、零售、教育等部门，而且创造了一系列与网络相关的新产业，并彻底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到2002年，平均每天打出的无孔不入的营销电话就达1.4亿个之多，营销额达6000亿美元之高。然而，正如席勒所指出，竞争政策的利益倾向也十分明显。大公司和社会中上阶层因长话价格下降、技术升级、服务项目增多和电信股票飞涨而得益，而普通本地电话用户则失去既得利益，如基本月租费升高，各种接驳费、服务费和维修费被转嫁到他们头上，服务质量大幅度下降等。无数竞争者的出现增加了整个行业的管理和销售成本。以前很少靠广告促销的电信业开始投入大量的广告费用。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中，许多人是在没有工会保护的低工资、低福利的“电子血汗工厂”工作。
与此同时，FCC还利用美国的巨大市场和在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影响力把美国国内的政策成功地推向了全世界，形成了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全球电信“改革”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