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对民主的危机感，还源于工业社会下大众的非理性及由此带来的传播的可操纵性。网络时代的公众会不会比工业时代的大众更富有理性，这是一个悬而未知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你需要一杯水，可你面对的是海洋”的网络空间，你的目光会因为太多的信息而变得迷离，你的思想会因为太多的声音而变得困惑。看看眼下，因特网上已经存在着420多万个可进入的站点，仅与美国网络公司Yahoo的链接站点就有75万个。未来站点数量的多少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信息汪洋大海的局面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形之下，事实、真相和真实的呼声都可能被淹没，而且一切又都显得真假难辨。有西方学者已经断言：网络空间不足以形成理性的交流。于是“表面上拥有无数信息却失去了思想，把分析和判断信息的能力拱手让给技术专家甚至电脑本身”，思想操纵也就顺理成章。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介有着重要的“雷达”功能和“协调”作用，社会准则和有关事物如何运作的事实也由此而来；而网络空间的“航标”究竟在哪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此外，虚无主义的网络文化也可能给民主理念带来威胁。虚拟空间对现实的解构，其实也就抹杀了真实世界对伦理、道德等一切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界定。事实上，目前的网络空间不仅成了人们娱乐、消遣、发泄、寻求精神慰藉等逃避现实活动的家园，而且“当真实世界用各种检查制度和权衡措施把住邪恶之门时，人性中的所有恶魔，却在极短时间内跳到赛伯空间里重新开张营业”。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在探讨“赛伯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他个人在BBS的漫游经历。在他的笔下，美国的网络言论空间一片乌烟瘴气、污秽不堪，充斥着赤裸裸的色情、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以及极端的无聊和荒诞不经。由此，这位西方学者对网络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忧虑：“赛伯空间的创建者的初衷是建立一个精神理想国，或者说建立一个人们以诚相待的试验性世界。可是他们发现，自己眼前呈现的反而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抽象空间。”这种道德虚无主义的网络文化崇尚的是绝对的自由，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和否定，这种文化的滋长无疑会对现实社会的价值观造成极大的冲击。美国政治学家本·瓦顿伯格认为，民主的垮台“首先是价值问题上的垮台”，如果网络的虚拟空间是一个没有善恶之辨的人类精神的沉沦之地，那么人类的民主理想实际上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为“如果公民不能创造、维持一种有利的政治文化，更准确地说，创造一种普遍支持这些理想和实践的文化，民主就不可能维持”。
三、网上政治与直接民主
网络发展、改善了民主参与的技术手段。当电脑被广泛应用于连线政治后，它必然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手段，增进公民与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政治参与的结构与模式。
首先，“政府上网”极大地保证了公民对政策的知情权和对政府的监督，加强了政府本身的服务意识，拉近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距离。199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巴巴拉分校副教授B.比姆贝尔博士曾主持了一项题为“网上政府与政治”的研究，分析因特网对美国政治生活和公民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因特网确实加快了公民、组织、游说者和其他专业人员了解政治和参政的速度，加快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并帮助公民更方便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等。其次，网络技术可以产生新型的网上议会与网上选举，可以极大地扩大公民的参政面，大大增进了公民参与社会的热情。在美国这个率先跨入网络时代的国家，人们已经看到这方面的可喜变化：几年前，俄亥俄州的哥伦比亚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市政厅”，它通过一个双向的通讯系统，使居民可以经由电子设备真正参与地方计划委员会的政治会议。他们在家中按一下按钮，就马上能对地方分区、建设高速公路等提案进行投票表决，还可以参与讨论，发表广播演说。目前，日趋完善的网络技术能够更加完美地实现这一过程，并把范围无限扩大。在美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NII）计划中，一个更为健全的“电子公所”将是未来“电子化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代议制被认为是“间接民主”，是民主的“半成品”；而完全由公民自治的民主机制被称为“直接民主”。美国宪法奠基人之一麦迪逊（J.Madison）曾对“直接民主”和“共和政体”作了区别，认为前者是一种公民集会和亲自管理政府的制度，后者是大多数人通过“代议制”表达自己意志的制度。在大部分西方历史上，“直接民主”自然地被限定在小村镇的集会中，而网络空间为打破“直接民主”规模、空间的限制提供了技术可能。麦克卢汉就曾预言：“随着信息运动速度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于是，以前只能在小国寡民状态下实施的直接民主，未来可以在广袤的网络空间全面展开。
但是即使从目前看，网上政治仍有不少值得怀疑之处。首先很难确定单靠技术能否真正解决公民参与政治兴趣低落的问题。《电视民主》一书的作者奥特顿曾观察了纽约1976-1977年就各种电视提案进行的系列投票情况，结果发现，最初有10％的选民参与投票，但在新奇感消失后，这种参与降到了1％，网上选举、网上民意测验也有可能遭受同样的命运。即使技术能解决公民投票率低下的问题，我们仍需要对麦迪逊曾警告的“直接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力”引起足够的警惕。麦迪逊认为直接民主制度所产生的“党争”使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从而产生“多数人的暴力”。
由于网络空间发达的通讯手段很容易产生所谓的“电子政党”（或称“电子院外集团”），网上的直接民主机制是否适用，就很成问题。
网络政治活动还极易导致政客对选民的操纵。200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所发动的一场网络战，揭开了信息技术时代政治竞选的面纱。利用人工智能和一系列新软件，候选人的技术幕僚们不仅能在网上获知登记选民的详尽个人资料，而且能预测出最有钱的赞助者、最易说服的选民和最有希望的投票者，然后进行有的放矢的政治公关宣传和一对一的游说（其中包括发电子邮件和网上交流）。共和党候选人福布斯的竞选负责人科尔认为，这种网络政治活动改变了竞选的整个特性，他形象地称之为从使用“霰弹”时代到了使用“子弹”时代。由此所导致的政客对选民的刻意迎合和有效操纵也就不言而喻，而且表面上看被操纵的选民反而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因而这种网络政治活动更具欺骗性，其对民主制度的危害也更大。
四、技术控制与集权主义
“数字革命在它的深层核心，是与权力相关的。”。其实，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成为政治、经济权力的争夺中心，不仅原有的社会强权会插手其中，新的社会势力也可能破土而出。网络时代民主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危机，是以操纵信息为基础的权力游戏和计谋，它可能衍生出形形色色、变相而隐秘的政治控制手段。
“依靠传播技术获得的自由和以同等的技术予以的控制，是一种身影关系”。目前，许多国家都已制定了一系列的网络管理条例，对组织或个人入网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对信息的流通实施技术上的监管。一些国家还对网上言论实行较为严厉的管制。尤其对各种电子论坛，可以通过多种公开或隐蔽的技术手段，以限制言论。本人了解的手法就有以下几种：注册登记制、敏感词过滤、预审制、警告、删帖、封ID，查IP地址、改为只读文本等。有了这些技术手段的保障，网上的言论自由度仍掌握在政府和具体管理人员（如站长、版主等）的手中。另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超级计算机的并行处理能力足以实现记录人们所有行为的可能性。人们的每一笔电子消费，每一封电子邮件，每一次信息查询甚至私人电话，都能被电脑忠实记录，这使得权威当局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空前强化。言论控制和集权主义并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消失。
再精密的机器，其操作者也永远是人，而且机器越精密，操作难度越大，权力也就越集中，操纵手法也就越隐秘。在网络时代，一种由技术人员和技术专家产生的更为隐蔽的权力集中现象已悄然降临。托夫勒曾指出，计算机时代的信息、数据库、统计模式都控制在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的手中，政府上层所作的几乎每一个决定都来自“计算机专家操纵过的‘真实’”，而且其操纵手段比起保密、泄密这类传统的信息手法来，显得“更加微妙而隐蔽”。因此，托夫勒担心：所谓的“人工智能”加“专家制度”，很可能是一个“对民主具有重要影响的深刻过程”。
在信息超载现象日益严重和技术日益复杂的网络时代，政府部门将出现这样一个新兴的权力阶层——既手握行政权又熟悉计算机技术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这双重优势，可以发挥巨大的政治能量。荷兰学者E.舒尔曼就说过：“利用计算机的给予和结果，计算机专家们（例如，如果他们卷入政治决策之中的话）就可以为政治家们制定法律，因为后者并不控制所需的信息。民主制在这样一种计算机统治中就变成了一种怪物。”当未来电脑网络更加普及时，通过网络的国情普查、民意调查和投票选举必。
将得到广泛应用，于是，决定国计民生的政治决策权也就轻易地旁落技术专家之手。
一旦如此，任何一个信息、数据、统计模式、操作程序的改动，或对信息、数据的把关，都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技术专家在政治上的“专权”，有可能是未来民主不得不面临的一大难题。
此外在网络社会，高层官员和公众之间往往隔着一大堆抽象的信息和数据。信息太多意味着解释信息变得比简单地搜集信息更重要，而高层官员的信息解释权为他们的政治操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些不利于现有制度的重要事实，可能被掩埋在层层推理所得出的抽象数据和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之下。于是，在这个事实和真相本来就远离公众视野的网络时代，集权主义就有了滋生的土壤。
在计算机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21世纪，人类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方向的选择最终取决于人类使用技术的手段能不能与发明技术的手段一样的高明和理性。在《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中，荷兰哲学家E.舒尔曼为未来之路指出了一个方向：“人们必须用超越主观的规范性原则来约束自己……这些规范将不允许技术发展僵化为一种计算机统治，而是将为一个使用计算机的社会提供可能性，使得个人可以享受对于一种健康的民主制来说极为重要的自由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