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城市的性别空间
地理的空间再现，除了与政治相关，还与性别有着密切联系。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是性别文化研究的话题，而我们在这里重点关注城市中的性别空间。空间并非中立的存在，而是刻有性别权力关系的印记。于是，在人文地理学中有了性别地理学（the gendered geography）的分支。
这里的“性别”（gender）主要是指社会性别，与社会身份交织，是某一社会中认为得体的、男性或女性特有的思维、行为和感觉方式。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对两性之间基于解剖学上所形成的差异的文化覆盖物，有别于用以限定男女生理学方面差异的“性（sex）”。城市空间的分布，隐含着对于社会性别和身份的确认与安置，并由此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层次。
性别、社会、空间、地理之间的关联，产生了多样的地理学阐释：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中关于性别的特征描述；性别空间的生产、消费与控制；城市建筑、街区的空间隐喻与空间实践……这些内容在性别地理的想象中纠结，使得城市文化显得更为复杂立体。
一、媒介划分性别地理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地理，实际上都蕴含着象征意义。性别地理学认为，更多的地理空间设置，都考虑到了男女性别的差异，并说明了不同的地理体验与性别之间关联所产生的意义。这种长期被默认的社会性别差异和地理空间差异，在媒介消费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生产”与“消费”成为两个不同的区域，这种划分并不是完全客观和中立，而是被赋予了某种价值属性以及性别意义。“生产”一般与“公领域”、男性相关，具有积极和创造性的意味，而“消费”则被划入私领域的范畴，往往与女性相关。至于媒介的消费情况，性别也隐藏在其中，营造出不同的消费地理，影响着人们对信息的选择。新闻、评论、体育、电视节目中的动作片等，被认为是属于男性的内容，而肥皂剧、美食、时尚等软性的信息则被认为是以女性为诉求对象。
大众媒介的商业性，使其不断在通过信息内容的设置与分类过程中，强化这种性别关系和界限的划分。传统对于社会性别的认知，成为媒介中的刻板形象。例如“家庭”被看作可以依附的、安全而又受限制的地方，同时也是女性化的区域。于是那些以家庭琐事、婚姻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肥皂剧，就被认定为女性的节目。相较之下，男性的世界与“家庭”相对，是属于外部自由而广阔的空间，例如工作场所、竞技场、边疆地区，这些能够充分体现人的精神追求与个性的区域，无疑是男性化的。麦克卢汉在《机器新娘》中，便将西部片与肥皂剧这两种具有鲜明地理特征的电视节目样式作了明确的区分，西部片中生机勃勃的个人主义，成为男性的梦想；肥皂剧则是女人的世界，贴近家庭生活经验。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西部片与肥皂剧所显示的极端的分离是商业与社会、行动与感情、公务与家庭、男人与女人的分离。都市中的男性，往往自愿或被迫离开“家”而进入一个流动的空间，突破城市的边界去寻求自由，乡村与边疆世界便成为承载其情感的支点；勾画出象征着男性的绝对权力和性别欲望的地理图景。女性的生活则以“家”为中心，安稳而缺少变化，所以，她们以肥皂剧作为情感的依托。
此外，对于性别空间的再现，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电影中寻找到生动的样本。蒙太奇、流动的画面所组合而成的速度与节奏，展现了一个个特殊的时空结构。而其中一种边缘化的电影类型——公路电影中，将公路两旁不断变化的景观作为物质背景，打造出鲜明的性别地理图景。城市在公路电影中，是一个压抑的所在，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城市代表着规范、高度程式化的生活空间，而家庭则是一种束缚，是人所想要逃离的地方。所以，公路电影往往将公路这一场景打造成男性的世界，在公路上发生的事情，往往被认为是男性世界中的游戏。远离城市和家园，无论是逃亡、寻找还是漫无目的游弋，男性都需要在公路旅程和荒漠、麦田里寻找自由或者梦想。而女性，在影片中不常出现，即使作为男性在公路上的旅伴，也多数处于从属地位。比如《天生杀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奥立弗·斯通，1993）、《邦尼和克莱德》（Bony and Clyde，阿瑟·潘恩，1967）、《我心狂野》（Wild at Heart，大卫·林奇，1990）等，在流浪、逃亡、杀人、抢劫这样被认为极具男性化的行为中，女性的旁观成分更重。当这种男性统领的地域突然有了女性闯入者，原有的性别空间被打破，自然会引起极大的轰动。《塞尔玛与路易斯》（Thelma and Louise，里德利·斯科特，1991）便是公路电影中的异数，向这个由男人和机器组合起来的世界，以及这种电影类型所默认的性别空间提出了挑战。片中两位主角塞尔玛和路易斯，一个是职业家庭妇女，一个是餐馆女招待，在男权社会中，这样的社会角色无疑处于边缘状态。但意外的是，她们由最初对环境的顺从，转为一种逆反的姿态。无论是计划好的轻松旅行，还是后来自卫杀人而逃亡，都可理解为对男性中心社会规则的彻底背离。而且背离的路径还是选择在男性的领域——公路，这也是唯一可以逃离现实的媒介。通过对原有地理空间的颠覆和重构，《塞尔玛和路易斯》成为了公路电影史上一部无法被忽视的作品，也常常作为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范本。公路电影中的地理空间，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实中复杂的社会和性别关系，借助逃亡和寻找的主题，在真实的地理中构筑了想象的地理。
除了电影文本，我们在现实的城市地理中更能窥见性别的差异。前文提到工作空间被视为男性的空间，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之下，进入这个空间中的女性，必须采取一种“职业上的男性姿态”，即着装、言谈举止等方面需隐藏或淡化女性的特质，所以我们通常会见到对职业女性的描述往往较少典型的女性气质。此外，工作空间中还有着性别与空间的分配关系，例如写字楼的前台或接待处，往往被划定为女性的职责；而酒吧内的微型地理，也与性别紧密相关，比如男职员通常担任后台的酒保工作，女职员则是前台的女招待。
性别与地理的相互联系，在城市空间中无处不见。而且，在这些空间中往往会透视出权力的不平等性。例如，家庭是一个被定义为女性的空间。在这个男性也居一席之地的地理中，深刻体现出社会文化影响下的性别关系。无论女性是否进入职场，她都无法完全摆脱家务的负担。而对于男性而言，通常可以将家庭作为工作之后的休息之地。而且，家用科技产品也呈现出性别特征。洗衣机、微波炉被定义为女性的，而除草机、录影机、电视遥控器则属于男性控制的范围。这些隐含在家用产品使用中的差异，同样包含着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作为公众对公共事务进行辩论的竞技场——公共领域，无形中将女性排斥在外，而男性则能够更多地参与其中，讨论政治与民主。旅行被认为是男性的专利，他们可以任意游走于不同的城市之间，或者在乡村、边疆地区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比如波德莱尔笔下的城市中的“流浪者”，就是基于男性的视角对城中女性与景观进行审视。与之相对，女性则被认为应在相对固定的地点比如家庭中体现自身的价值，所以女性的形象被固定于城市中，固定于家庭之中。关于性别所属的地点，涉及到社会与文化的想象。女性在这个过程中通常处于被控制的地位。
二、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在两种性别关系中，男性的中心位置不易动。但在城市这个媒介集中的区域，女性有什么样的再现方式？形形色色色的媒介中，通过文字与影像展示出来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性别图景？这些问题的设置，帮助我们透过表象，去观察多种媒介文本中的性别文化。
隐藏在媒介中的一种不平衡现象，就是女性的刻板形象。女性作为与男性对立的一种社会性别，常常被建构为被观看的对象，因为在男性主流的社会中，男性视角已经构成一种霸权，渗透在社会、宗教、文化、符号和语言等系统之中。在大众媒介所构筑的世界里，这种霸权无处不在。
当然，生活在城市中的女性在大众媒介领域的信息传播中，其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并不低，作为信息内容，其形象时常见诸报端、电视屏幕和网站当中。甚至，一些以城市女性为目标受众群的杂志、电视节目层出不穷。比如《Vogue》等时尚杂志，光线传媒的《淑女大学堂》、肥皂剧《欲望都市》等等，网络中更是有层出不穷的女性网站和频道。从表面上看，这些内容都以女性为表现主体，看似为女性代言，实际上仍未打破女性的刻板形象：或美丽，或贤淑，或性感。呈现在这些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媒体所选择的女性话题，实际上都隐含着男性权利和欲望的表达。
女性的话语权，大多数情况下被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所掌控，而女性只能被动地接受媒体中塑造的片面、刻板的种种形象与思维方式。女性话语在媒介生态圈中的缺失，将必然对女性的信息解读产生种种影响。
城市中的女性在工作与生活中的面目，都有着固定的再现模式：她们在家庭中承担大多数的家务，在职场中常常担任辅助性的工作，否则，就会被贴上“女强人”的标签。多数调查显示，在媒介中所反映出来的女性世界也多以个人、家庭生活为主，时尚、烹饪、休闲之类的信息常常出现在女性节目当中。而男性受众较多关注国际、政治、经济等问题。男权制社会对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自然而然将女性所从事的大多数事务归为私人领域。男性为主导的政治经济等问题，则属于公共领域。这两大领域的区分，导致了两大社会性别差异的物化，并使得男性与女性更加关注自己所属的领域。而大众传播媒介，使得这种区分得以维持并加固。
通常认为，女性受众所关注的信息多为软新闻、娱乐、购物等等，而男性受众更多关注硬新闻、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内容，这种现象已经被人们视为对男女媒介信息消费时的习惯性选择。
女性在媒介环境中虽然极少受到明显的歧视，但是种种偏见和不平衡却以隐秘的形式存在。女性受众人为地被悄然排除在某些信息圈之外。根据全球媒介监测项目（自1995年以来，每隔5年公布一次）2006年2月16日正式公布的数据来看，2005年2月16日，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广播和报纸的12893条新闻，39944个新闻人物——包括新闻来源（25671人）、新闻播报者和记者（14273人），女性的比例为21%，仍然仅占五分之一。而中国的监测数据更不容乐观（表略）。
此次调查还显示，女性在两种职业范围内出现的概率比男性高，即家务劳动者（75%）和学生（51%）。此外，女性常常以“明星”或者“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在新闻中。仅有很少的新闻（约占10%）特别关注妇女。即便在最高的北美地区，也不过才占20%。
同时，在以消费为主的广告信息中，女性形象的不平衡也非常突出。
与在新闻信息中女性甚少被提及大不相同的是，广告中女性的出现几率大大增加。2006年3月7日，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首都女记协）发布了关于媒体和广告中性别倾向的监测报告。报告指出，在电视广告里，70.5%的广告有女主角（年轻的占83.1%，美貌的占81.8%），女性更多地被使用特写或者被表现其性特征。而英国《太阳报》著名的“第三版女郎”（Page Three Girl），更是将女性公然置于“被观看”的位置。尽管女性形象频繁出现在媒介信息中，但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反映女性的生活状态，因为她们大多数仍以外在的形象来吸引人们的视线，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男性中心的思维方式，女性作为被看的对象而出现在媒介图像中。
面对这样的传播现状，女性受众很难从媒介中获取关于自身的正确认知。充斥在主流媒介中的信息，对女性这种社会性别并未进行深入的分析，对真正的女性生活现实缺乏全面的解释和反映，而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种生理性别而与男性相区分。长期处于这种不平衡的传播环境中的女性受众，也被迫依照媒介预设的男性视角来理解信息内容，逐渐习惯于接受媒介中带有偏见的女性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