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人的心态、行为特征首先是与电视新闻的工作特征联系在一起的，而近年来电视新闻工作特征变化又与同时代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电视才渐渐在国人中确立第一媒介的地位。当时经济领域的改革起步未久，市场、计划两种经济意识还停留在争执状态，现代政治文明也仅仅在人数较少的精英阶层中被囫囵吞枣地介绍、吸收，社会各阶层对于未来的社会运动方向还处于观望、试探阶段。此时的新闻工作，在社会中依然延续着新中国建立后被赋予的强烈行政权力色彩。电视新闻“第一信息通道”的确立，则更多的是依靠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后电视机进入普通家庭后家用电器的物态更替，而与现代新闻理念在各媒体之间的竞争无关。也正因为此，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电视传播事业的起飞阶段，进入这一行业的电视新闻人在理念上并未与现代新闻观念接轨。无论对于从电台、报纸转来的新闻同行还是复转军人，以及每年大量涌入的中文、哲学等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包括人数很少的新闻院系大中专毕业生，其新闻理念更多来自于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耳提面命，工作中更多是在围绕完成好各级党政部门布置的宣传任务展开。并且因为当时社会上对于新闻工作特殊的半行政、半事业地位的认识，所以改革开放后电视媒体大发展第一阶段的电视新闻人的社会地位较高，工资、福利待遇稳定、优厚。这些也为现在电视新闻人在人员构成、从业心态、理念认知上并非整齐划一埋下了伏笔。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入，物质产品的自由流通必然要求信息的自由流通。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电视新闻才与现代新闻理念有了第一次真正接轨。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报纸、电台、电视台的企业化生存已被确立，媒体之间必须面对信息市场的竞争。另一方面，电视作为龙头媒体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用人机制的灵活吸引了一大批对于新闻传播有着浓厚兴趣和独立认知的新人加盟。与此前的进入者不同，这一批电视新闻人更多的是主动选择，中国电视新闻理念的现代化是在这一批人手中才真正展开的。与理念上形而上的变迁同步，电视新闻工作本身也正在变得越来越艰苦。首先，伴随着理念的转换，现代新闻工作本身就位列工作压力职业排名的前列；其次，与报纸、广播媒体可以借助现代通讯手段不同，电视新闻在“现场”提供者的媒介竞争优势，是以从业者无论路途、安危作为代价换来的。一旦进入现场，电视新闻人就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尤其是在直播时体现更为明显。此外，大量时间耗费在奔赴各处现场路上，回单位后又要立即进入为抢时效的、作息毫无规律的剪辑合成。长此以往，正常的生活状态很难保证，个中辛苦，非亲历者不能感受一线电视新闻人光鲜外表下内心苦楚的边缘人状态。
这样的人员构成，发生在短短的20年里，其中相当数量的从业者依然活跃在电视新闻领域内。这样的历史渊源，造成了至少两个结果。
其一，与其他一些传承有序的行业不同，电视新闻领域内从业者对于职业理念的认知存在割裂和混乱。“割裂”表现在部分年龄较大的领导者和部分年龄较小的从业者对新闻的基本理念存在鸿沟；“混乱”则表现在部分电视新闻人对于自己工作的特性、定位缺乏明确的答案，要么完全机械地应付上级布置的工作，要么对于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的价值心存迷茫。这个结果在课题组的访谈中有所反映，并且表现为与经济发达程度、城市文化活跃程度、所处媒体层级高度相关。比如兰州与深圳的从业者对于新闻与政治关系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更为传统，后者更为实用；中央台、省级台、市级台工作者对于新闻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不相同，层级越高者对于自己工作意义的价值追问着力更多。
其二，一些电视新闻人对于自己工作的职业忠诚度在下降，成为新闻职业形象受损的根源之一。访谈中，一方面，几乎每一个被访者都认为一线新闻工作非常辛苦，尤其抱怨电视新闻工作半脑力、半体力和作息不规律的特性。随着年龄渐大，早先积聚的病患逐渐显现，对越来越多的从业者来说，一线电视新闻工作就变得不堪重负。正是看到电视新闻“青春饭”的些许前景，许多电视新闻人往往对自己职业早作打算。另一方面，就从业者的自身感受而言，电视工作者的地位和收入并未随着电视媒介近二十余年的飞速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化保持同步。有从业者坦言：
如果单以收入来衡量记者这一行，许多人不应该期望过高，这不是一个能让你发财的职业。
另有从业者则有这样的担心：
也会有抱怨，我们这个行业的社会地位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社会地位有时候从收入中反映出来。不是说记者们爱钱，也不是说这些人贪图物质享受，想有车开，有房子住还是基本的生活需求。你不能和谁吃饭都去小馆子里，有的时候可能花一部分钱。你穿什么、戴什么、有什么样的交通方式，跟人家在哪里见面，这也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状态，影响到你的情绪。如果这批记者觉得自己处于社会底层，那么心态会极不正常。怎么会保证用一个公平公允的心态来看待社会事件。
更让从业者新闻理想和职业荣誉受损的，则是富有歧视性的用工制度。“台聘”、“部聘”、“组聘”，灵活多元的用工制度曾经为各电视台吸引了大量急需的外援，一些中层从业者都经历过从临时工到正式台聘的身份转换，也尝到过个中辛酸。然而，体制身份、薪酬待遇、福利及各种保障的明显差异，给不同层级从业者的心理状态和工作状态的影响已日趋明显。
更重要的是，新闻工作管理职位本身就相当有限，而且相当部分已经为先来者占据。而且现行的用工制度和行政体制，也难以提供充分的上升空间。这一点对于那些因为体制原因而“打短工”者更为敏感：
短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你没有认同感……那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么拼命，我是在为我自己拼命。当我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我自己很多想得到的东西，已经是我靠拼命拼不来的事情，我还继续拼嘛？
尽管央视在2005年开始启动编外人员的人事制度改革，推动编外人员公司化管理，先后对4500名编外人员实现了公司化管理，拥有了企业聘用人员身份。但推行者也承认“推行劳务派遣制度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应该说正式工在地位和话语权上还应该处于强势”。
所以，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电视新闻领域的一线从业者，除了极少数的精英进入管理层，其他的要么进入以积累见长的平面媒体，要么就彻底改行。于是，许多栏目的人员流动过于频繁，课题组的调研表明，即使是有的名牌栏目，一年的人员流动也可能达到总人数的1/3，这为一些人以职业之便谋求私利的短期行为提供了土壤。另一方面，由于前面所说的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理念上的不同，或者政策方面不稳定的口径，也常常会影响到一些从业者的工作成就感。所以，一线新闻队伍的流动上，呈现出明显的低层次、高频率流动特征。
更为不利的是，整个新闻行业正在越来越呈现出人力资源的供大于求的趋势，这无疑隐含着对现有新闻从业队伍新的冲击，更为处在复杂宏观环境中的新闻子系统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2004年底，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传出的消息是：目前全国开设新闻、传播、公关、广告类学院、系、专业达到470余家，比上年增加了110家，其中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点为146个。在校生超过10万人，每年毕业生超过2.5万人。平均三天多就增加一个点，学生总数是1999年的7倍多。这个数字在全球也是排在前列的。不少从业者表现出如下的担忧：
低层次，低水准的膨胀，跟过去电视台的膨胀是一个概念，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包袱。表面很繁荣，其实问题很大。那么对人的培养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应该通过市场研究来看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有没有需要那么多人。现在电视台已经人满为患，新的媒体形式又没出来，外资进来的步伐肯定很慢。在这种情况下你这样膨胀，最后人才没有培养出来，将来牵涉到几万人就业的事情。
与之相对应，新闻行业因为体制原因，不可能像其他行业那样放开门槛，在资金许可时增加连锁店的个数，或分流进入其他行业。目前，我国新闻媒体数量大体上控制在：报纸约2200多种；期刊杂志8000多种；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各约1000台。而在近3～5年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继续依照“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新闻媒体将维持现有规模，数量上不会有大的增长。另外，近年来传媒广告市场的增速也开始放缓，上世纪90年代媒体迎接广告投入井喷的时代已经过去，资金流正在被吸引力愈来愈强的网络媒体分流。这样，新增的就业岗位极其有限，新增的就业者愈积愈多，营业收入不会大幅增加。多方挤压，势必会进一步摊薄现有从业队伍的工作薪酬。事实上，近年来央视新闻工作者的工资水平已经多次下调，其中纵然可能不乏其他原因，但充足的人力资源供应，也是决策者敢于调资的后盾之一。对于电视台的企业化经营而言，新闻的生产成本固然下降了，但是，这样的方式可能会产生新的不良后果：加剧现有队伍的低层高频流动；吸引不到优秀生源在未来加盟新闻行业。而不稳定的、缺乏高素质的职业队伍，最终可能危及新闻业赖以生存的社会公共形象。
所以，与其花费篇幅去讨论新闻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如讨论以什么措施来避免现有优秀人才的流失、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的加盟更加现实，因为没有人会比当事人自己更加了解行业发展具体更需要什么，和其他任何行业一样，他们会为自己的生存、荣誉而战。对于相当多不畏辛苦、投身电视新闻的从业者来说，最吸引他们的并非优厚的待遇，而是对新闻工作辣手著文、肩担道义的职业想象，这是他们实现自我认同和人生价值的途径，而新闻的职业荣誉也正需要由这样的人来捍卫。所以，在维持一定薪酬的基础上，通过政策、体制的变革，消除现实中关于新闻理念的割裂、模糊，赋予他们更多的职业空间，增加他们的职业荣誉感、成就感，在自我实现的层次上获得更多的满足，才是治本之道。退一步说，即使暂时做不到这点而一步到位，但至少应该改变目前难以揣摩的文件式管理，给出一个大家可以预期、不再随政治气候任意反复的舆论口径管理的渐进方案，以避免一些从业者频繁产生的挫折感彻底冷却当初选择这个职业的激情。毕竟，新闻要始终成为被社会尊重的职业，需要建立在社会责任感之上激情的不断滋养。
在广播新闻后备人才的培养方面，很大一部分受访者，包括电台新闻栏目的负责人多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新闻更重实践，表现出轻视，或者说是不认可学校新闻教学的作用。
我一直认为新闻不是学出来的，是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新闻理论不重要，而是学新闻的人才出来以后，与其他人才相比较，在同一领域，优势不是特别明显。
这样的观点也许有失偏颇，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中国新闻教育存在的隐忧——人为把院、系、专业划分得过死，缺乏对其他学科的包容性。但就技术性较强的科目，比如说播音，他们则认为是必须要学的，因为没有通过学习，不可能掌握播音、发声和用气这样的技巧。
在电视新闻后备人才的培养方面，因为进入电视新闻行业的人员知识专业构成较为复杂，所以我们仅针对新闻教育本身进行分析。我国的新闻教育是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新闻业的勃兴而骤增的，因此许多新闻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在新闻教育上同样存在。除了硬件不全、图书短缺之外，第一个明显的弊端表现在师资力量的构成上。在新闻业有限市场化之后，新闻教育也迎来了自己的“大跃进”时期。大批文史哲专业背景的老师进入了这个实践性要求很高的专业。一些根基深厚的专业介入新闻本科教育，对学生扩展知识视野本身很有好处，但这些教师教授的大多并非自己原本熟知的科目，而是需要大量实践经验为基础的新闻专业课。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使新闻学科从几株树木繁育为一片森林。
但是，这样非专业化的师资构成也产生了一些弊端。首先，在新闻操作技能方面，教学与实践严重脱节，教学方法陈旧，学生的业务能力并不能适应一线需要，学生参加工作后回忆起课堂所学常常生出“和讲的不一样”的感触，其中尤其对新闻的敏感程度、现场的控制能力这些新闻业核心技能的掌握，大多都是在工作以后通过老记者言传身教后慢慢体会、积累的。其次，在新闻学术研究上，形成了文科传统的跳跃式思维、论说式的主流研究风格，形成不了本专业知识沟通的统一范式，也妨碍了新闻学科以更具说服力的姿态立于学术之林。第三，新闻实践中发生的问题不能顺畅地进入学院研究领域，不能提出针对现实的解决方案和专业理念，反复停留在说教式、普遍的道德宣教上，未能建立起新闻职业准入的专业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