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传媒市场中，广播不再与其他的强势媒体去硬拼：
广播目前的竞争对手不是报纸、电视、互联网，而是同类媒体……当一个人面前摆着互联网、电视、报纸、杂志、收音机，当一个人面前摆着几种选择的时候，我根本不向往他第一选择是收音机，他根本不可能选择收音机。我的目标只是希望他听新闻的时候听我。我只是做到，当他听收音机的时候，他听我们的频率，或者当他手边只有收音机的时候，他想听我们的频率，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广播新闻给自己的整体定位首先是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占有属于自己的市场份额。以直播为例，2006年11月20日，吉林市经济广播都市110台接到一位出租车司机目击一辆白色轿车撞人逃逸后的电话后，发动全市出租车司机将肇事车辆截获。而类似的事情在这个台2006年的直播节目中有400多次，协助警方抓获了100多人。越来越多的广播媒体，正在依靠直播的节目形态创新，走出了一条属于广播自己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广播正积极探索的与网络通道结合、走媒体融合的道路，也正在成为一些电台的选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早已完成在网络上的布局，随着网络视听节目许可证的实施，电台的上网之路才刚刚全面铺开。
与广播相比，现代信息技术带给电视的变数要大得多。在多年的积累和直播技术的综合作用下，电视现在已处于其发展的“波峰”位置，并在相当程度呈现出下滑的趋势，这从近几年来广告增长乏力可见一斑。央视－索福瑞公司对全国城市电视市场的收视率调查数据显示，传统电视的受众正呈分流和递减趋势，并且自2000年以来观众人均收视时间逐年下降。以央视综合频道为例，从1997年至2004年，北京消费者经常收看的比例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依次分别为60.9%、56.1%、52%、51.8%、53.2%、37.9%、38%。
虽然，一个通常的说法是任何一种媒介形式都因为具备独有的优势而不会彻底消亡，比如广播未能完全替代报纸，电视未能完全替代广播。从以往的历史看确实如此，但新、旧媒体间地位的重新排序，让目前的“第一媒介”——电视深感危机重重。因此，关注新兴媒体平台以及启动适应新的技术背景、传媒格局的内容创新，将成为电视媒介生存不可绕过的议题。
电视与网络的融合是技术发展的趋势，但谁是这一趋势最大的赢家结果却有可能因技术以外的因素而不同。一方面，在我们对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甘肃五地的调研中发现，尽管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各不相同，但由于同在广电条块管理的统一模式，所以在各级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功能布局、运作特征并无显著区别，即使是有着大陆地区电视频道最为开放天空的广东，也同样如此。近20年来，这样整齐划一的电视新闻政策、体制，一直在电视作为第一媒介的面纱掩护下未曾受到实质的触动、挑战，直到网络崛起愈发强劲的今天；另一方面，网络所具有的全球、开放、互动、即时、多媒体、超链接、可搜索等特性，恰恰对电视新闻所欠缺的功能是一个技术上的先天比较优势。从活跃在网络上众多的论坛、博客，以及“孙志刚案”、“黄静案”、“宝马车撞人案”等实例证明，这几年来网络监督权力、民主参与功能在现实中的影响力愈发凸现，这无疑对不满电视新闻现状（众多的网民发贴可供佐证）的受众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替代者。事实上，急速攀升的网民数量，已经表明在政策、体制和替代者技术优势的双重压迫下，电视媒体其老大的地位已经潜伏着危机。据《第十八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06年8月，我国上网用户总数为1.23亿人，预计到2010年全国网络用户将接近2亿人。在国内，也有分析人士总结，2005年互联网在中国发生五大变化，其中包括中国民众对新媒体的认知度提高，对互联网传播信任度也开始提高；网民分流，网站圈地开始；及时、精品信息挑战纯粹海量信息，网络新闻发展到现场新闻；互联网快速发展，网民爆炸式增长，网民向低年龄化，低学历、低收入发展。而其中的最后一点，蚕食的正是电视观众的主要部分。
在新媒介的急速压迫下，电视，自然包括电视新闻的黄金期正在过去，而现有的政策、体制如果不能随机应变，无疑将加快电视新闻黄金期的衰退速度。如果任其继续，在不远的将来，现有电视新闻“议程设置”、“舆论领袖”这样标志媒体地位的特征将会在未来的网络化竞争中渐渐丧失。那时，即使电视新闻也许依然可以依靠政策保护而存在于电视或电脑上，但那样看似占据传播渠道、实质丧失传播功能的边缘化存在又具有多大的意义呢？因此，如何应对当下新闻功能残缺与新技术背景下信息传播要求共同作用下的危机，应当是未来广播电视新闻改革关注的重点。
信息市场的渐趋白热化决定了媒体对经济利益的重视超过以往，这从近年来媒介经济学在一片怀疑声中仍能勃兴可见一斑。但正如自由经济不能必然带来自由民主、公民社会一样，我国的媒介经济发展对新闻的职业价值体系影响并不乐观。一方面，媒介本身作为原有制度的受益者，在政治权力的保障下获得市场的垄断地位，然后取得超额利润，如今在新兴媒体的冲击下，广电的传统媒体比以往更渴望政治权力的庇护；另一方面，虽然媒体时常感到政治刚性控制带来的不便，但在媒介组织领导者的政治生命很大取决于宣传任务的完成情况下，如何维护新闻完整功能格局的考虑，常常会让位于如何从市场上取得更多的经济资本后投入到个人的政治资本积累上。长此以往，新闻的职业伦理与价值体系，必然会在政治与经济的双寡头垄断下渐行渐远。
因此，除了在技术上寻求与新兴信息技术接轨之外，完善新闻的功能格局必然需要寻求如何破解经济与政治的过度控制。众所周知，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媒介行业就开始了市场化改革，意识形态从部分领域撤出，允许通过这些领域内容的娱乐化、平民化获得广告收入，同时逐渐减少财政拨款。最终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一元制度，二元运行”媒介体制，即媒介为国家所有制，既要完成现行政治结构所要求完成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又要通过广告等市场经营收入支撑媒介的经济再生产。“简言之，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
在经济收入方面，显而易见，绝大部分来自企业的广告投放。而目前国内并不发达的广告服务，迫使广告主最信赖的指标依然是千人广告成本，即花最少的钱让最多的人知道产品。反映在广电媒体运营中，就是备受争议的收视/收听率上。而要想获得收视/收听的最大化，必然迎合人性中最普遍的需求——娱乐、情色、暴力、窥私等等，而像文化、教育、启蒙等功能的内容，虽然始终不乏赞誉，但在与以上内容的收视率比较时，无疑处于下风。尽管也引入节目美誉度、专家意见等补充指标，但收视率仍然是考核栏目制片人、编导最重要的指标。在这个指标的压力下，想赢得收视率已经不是简单地讲故事这么简单了，要向某些引发人的需求层次中“本我”的题材让步已经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固然有高见者认为不管是什么题材都能“微言大义”，但这种宏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相当困难，毕竟观众越来越失去了揣摩深深隐藏着的意义的耐心了。反映在现实中就是我们在访谈中有不少编导的迷惘：好像思考越深离电视观众越远了，或许躲避崇高、拒绝深刻反而更能摆脱内心的冲突。与此同时，因为收视率的惨淡，节目制作经费又因为采访深入而较高，好像是被娱乐类节目“养着”，久而久之，也慢慢失去了职业成就感。
还有一种看法是读书和思考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少数人的事情，而看电视是中国老百姓最经济的娱乐方式了，若还要强迫劳累了一天的观众坐在那里接受“教育”或“思考”，那是不现实也是不人道的行为。但是，在转型社会进入关键时段的今天，部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之间的利益结盟，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越来越向精英倾斜，类似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分肥正在掏空人民的口袋。而此时如果民众不意识到问题症结所在，光靠一小部分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呐喊，普通观众在未来是否还有升级甚至维持“最经济”娱乐方式的可能是要打问号的。
因此，如何摆脱收视率的压迫，从根本上解决严肃新闻的经费来源，是广电新闻功能残缺危机的解决之道。但是如果简单地采用公共体制的经费来源，势必又浪费了新闻的广告资源，同时也容易滋生新闻工作者的懈怠，无法满足观众的视听要求。对于广告的经费来源与内容质量控制，需要寻求新的体制转机。
但是，要实现严肃新闻的“安身立命”，解决经费问题只是“安身”而已。舆论监督、民主参与等“立命”功能的实现，有赖于新闻获得更加主动的社会地位。在“法治”取代“法制”已成时代潮流的当代，专门法的明确保障是最终解决新闻功能残缺的必由之路。因此，新闻法制建设的完善，将是面对现实危机的另一转机。
综上所述，我们在课题的“规制编”中，将把思考的重点集中在广电新闻的技术转型、与之适应的现代信息生产架构、保证新闻功能健全的体制以及法制建设四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