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变化的不仅是美国的社会生活，报纸也在变。一组简单的统计数字可以清晰地说明报纸的变化。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1倍，城市居民的人数增加了2倍，但在这30年中，报纸数量增加了3倍，日销售量增长了近6倍。日报数量和总发行量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孕育它们的城市的发展速度。
面向大众发行的英文日报从1870年的489家增加到1900年的1967家。所有日报的总发行量从1870年的260万份上升到1900年的1500万份（Bleyer，1927：199）。报纸规模与都市新阶层人口规模的同时膨胀，暗示了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公共纪事报》（Public Ledger）称：“在纽约和布鲁克林共有人口30万，便士报每日销量不少于7万份。这足以使两市人手一份报纸，甚至可以阅读的儿童也能分到一份。这些报纸遍布大街小巷、旅馆、酒店、账房、商店等等。几乎所有车夫走贩在工作闲暇之际，均一报在手”，《家庭》（Family Magazine）杂志也称便士报：“到达了社会最底层，并搅动了大型日报不曾到达的、搅动的、平静的、而力量强大的水流”（Mott，1962：241－242）。不仅如此，便士报的新闻内容与六便士报也大不相同，他们均表示要提供现实生活的图景。《纽约太阳报》一创刊，就大量提供地方性的新闻内容。为了战胜对手《太阳报》和《纪事报》，《先驱报》在第二期就宣布要提供世界的正确图画，而其他报纸会更多地依赖他们的新闻，“富于生气的《先驱报》将会极大地缓解晨报十分枯燥的现状，它将会使早餐桌更加多彩和令人愉快，而且为其他晨报提供大量材料……。但娱乐和愉悦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我们要提供一幅世界的正确图画，包括华尔街、交易所、警察局、剧院和歌剧界，一句话，充分展示人性与现实生活的特异之处”（Bleyer，1927：186－187）。1868年在接手《太阳报》之后的第一篇社论中，达纳谈到办报宗旨就是努力以最晓畅和生动的方式呈现全世界每日活动的景象（Bleyer，1927：295）：
……《太阳报》将一直提供所有新闻：国外、国内、政治、社会、文化、科学和商业的新闻。将自由地利用经营来尽可能地提供最好、最便宜的报纸。
将研究如何简明清晰地写作，努力以最晓畅和生动的方式呈现全世界每日活动的景象。
当读到《太阳报》时将不再是如同读到伦敦《泰晤士报》和韦伯斯特的字典；但当你阅读《太阳报》时，你会获得所有的世界新闻。……
1871年，《春田共和报》编辑塞缪尔·鲍勒斯将新闻界的职责划定为报导社会生活的种种情态（转引自Roshco，1994：55）：
报纸的存在，就是为要呈现现实。某一刻所发生的事件、某一天所出现的讯息——不论是流行病、谋杀案、堕胎争议、龙卷风、教宗、明星、张三、王五——亦即任何有反常态或蒙上帝特别宠幸之事——就是新闻界必须报道的事件，所应该关切的主题。
报纸的版式也发生了变化：报纸变小，标题的字体放大，运用插图，强化新闻的导语——将一条新闻的所有最重要的信息都集中在第一段。便士报的发行方式也有所改变。此前，标准的商业报纸一直是以订阅方式销售的，但便士报主要在街头叫卖。
报纸的这些变化都说明了什么？埃默里对这一变化的解释是为了契合工人的需要。工人不仅无力预付大笔订费，而且许多人流动频繁，无法长期订阅报纸。工人因为工作或贫穷而根本看不到报纸的情况常常出现；沿街叫卖的方式可以使报纸到达这类读者手上，并且主编们设法通过美化版面而采用易于阅读的字体从竞争对手那里将读者吸引过来（埃默里等，2004：129）。其所论不虚，当时办报人的言论可以为埃默里的看法提供佐证。《太阳报》在其创刊号上即宣传（Bleyer，1927：155）：
本报的目的是刊载每天所有的新闻，并以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价格，使报纸置于公众面前。同时，也为广告提供一种有利的媒介。
“以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价格”表明这份报纸的读者就是普通大众。1836年，《太阳报》在社论中再次明确提出：“自从《太阳报》的光芒普照纽约城的居民，劳工阶级的条件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通过启蒙普通民众而不是其他的阶层有益于社会”（Bleyer，1927：160）。可见，《太阳报》不仅把自己的服务对象确认为城市的普通人，并且，他还相信自己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同样，按贝内特自己的说法，他“计划的这种廉价报纸有广大的空间，可以在所有阶层发行；使那些商人、有志于学习的人和劳工阶层感到有趣”（Bleyer，1927：187）。
便士报就是这样提供给大众本国本地新闻而使得这些都市外来者逐渐融入了都市生活。这些从乡村或国外进入美国都市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面临改变。社会学者沃思（Wirth）将都市生活描绘为“间接接触取代了直接接触，家庭的社会意义减退了，邻居消失了，保持社会稳定的传统基础削弱了”（Schudson，1978：59)。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了解外界的方式也不得不发生变化，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是依靠习惯和传统维系着的，“行为建立在面对面的基础上——也就是邻里之间的闲言碎语”（Park，1922：10）。而城市是斑驳的拼贴画，人们关系疏远，社会急剧变动，以前靠乡间的闲言闲语就可以了解周围的事，但现在是不可能了。“社会”（society）终于出现了，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community）（Schudson，1978：59)。
帕克通过对以进入美国城市的欧洲移民为读者的移民报刊的研究，给新闻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新闻是人们在做调整以应对一个新的环境时需要的一种紧急信息，用它来改变旧习惯，形成新观点”（Park，1922：9），帕克的观点反映出他对当时都市里普通大众心理需要的判断，他们迫切需要了解外界环境的变化，这一环境对他们而言是全新的，是超越了以往的旧习惯与经验的。这些新的阶层刚刚学会阅读，他们对于政党报纸高深枯燥的政治言论不感兴趣，便士报就为他们提供有趣、可读性强的新闻，就像他们从小就听惯了的故事一样；而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每人每天花在看报纸上的时间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大城市的男男女女们都是在上班途中的交通工具上看报纸的，报纸就被设计得尽量适于浏览。报纸从人们将都市生活作为观察图景中受益，它也造就了人们的这种取向。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日常生活获得了日新月异的魅力，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社会”开始浮现，报纸，特别是便士报，是这种变化的推动者和表达者（Schudson，1978：60）。
由此，报纸又找到了不同于政党喉舌的新的存在理由。贝内特将商业新闻业认定为一项伟大的事业，“是一项宣扬真理、公共信仰和科学，反对谬误、欺诈和无知的事业”（转引自Schiller，1981：80）。丹·席勒认为贝内特的宣称意味着商业报纸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科学地呈现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事实”而成为主要的进行公共启蒙的社会机构（Schiller，1981：80）。新闻史家乔治·佩恩也认为“贝内特通过向民众提供他们很少了解的日常生活的新闻，激起了他们对自身和同类的兴趣，贝内特激活了民众生活的意义，因此增强了他们的政治力量”（Payne，1920：xv）。1899年，戈德金在评价贝内特时曾说：“……民主哲学家和信心十足的牧师们可能不愿意承认现代报刊正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民众所需要的，他们试图证明报纸不过是几个邪恶的报纸出版人的活计。但庄严的事实即是：这是需要与满足在起作用”（Bleyer，1927：210）。戈德金作为一名对煽情报道极度不齿的报人，能对贝内特有这样的评价，恰恰说明公众要求报纸担当公共启蒙机构的需求已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
便士报均不约而同地表明报纸独立于政党之外的立场，藉以显示他们对于自身新角色的认知。1854年，小塞缪尔·鲍勒斯（Samuel Bowles Jr.）在《春田共和报》的社论中称：“在这个国家，独立报纸正迅速取代纯粹的党派报纸。……纯粹的党派报纸现在受到轻视，不再被看作最好的大众报纸。……报纸的真正目的是理解和据此实践。它们是世界事实和观念的反映。它们自由地对事实发表评论，对观念予以最新鲜和最认真的累积”（Bleyer，1927：258）。1867年，《民族周报》（Nation）在社论中称：“我们声称要如实提供观点，并不是为了取悦、鼓励或安慰谁。如果我们使共和党和其他好的政党受到威胁，我们很抱歉；但在为读者提供关于公共事务的诚实的评论时，我们不是为了政党利益，宣称我们不同意的而压制我们同意的……”（Bleyer，1927：277）。几乎所有的便士报都宣称要服务于公众。1836年，贝内特宣称“有什么能阻止报纸成为社会生活最伟大的代言人吗？书籍、剧院、教堂都有其作为社会生活代言人的时代。而报纸在人类思想和文明的伟大运动中的作用将远远超过前三者。除了赚钱，与纽约的教堂相比，报纸可以送更多的灵魂去天堂，也可以救更多的灵魂出地狱。请让我们尝试”（Mott，1962：232）。1841年，《论坛报》周报版发行，该报社论再次重申《论坛报》要成为人民权力和利益的临危不惧的支持者（Bleyer，1927：224）：
《论坛报》，不论日报还是周报，一如其名，是人民权力和利益的临危不惧的支持者，坚决反对肤浅的理论家的谬误、不完善和不公正的法律的影响以及谋求自我利益的政客的计划和诡辩。
本报将认真记录议会活动；迅速清晰地报道国内外新闻，所有有利于提升社会道德、维护社会秩序、扩大受教育机会和有利于人类最大进步的伟大事业，都可以在本报找到一席之地。
早在圣路易斯，普利策就确定了办报理念是不为党派，而是为人民服务（转引自埃默里等，2004：219）：
《邮讯报》不为党派服务，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真理的喉舌；不追随任何主张，只遵循自己的结论。不支持“行政当局”，而是批评它；反对一切骗局，不管发生于何处，也不管它是何种性质的；提倡原则和思想，不提倡偏见和党派性。
1883年买进《世界报》后，普利策承继着这一理念，他在报纸发刊词上说（Bleyer，1927：434）：
在这个日益发达的大都市里自有这种报纸存在的余地，它不仅便宜而且精彩，不仅精彩而且还很大，不仅很大而且是真正民主的——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是有财势的统治者，致力于更多地发表新世界而非旧世界的新闻，将揭露一切诈骗和无耻，反抗一切公共弊端和滥用，将以最诚恳的真诚为人民而战。
这就是新《世界报》的唯一目的，恳请各界支持指教。
约瑟夫·普利策
普利策对于新旧世界的区分耐人寻味，什么是新世界的新闻？就是发表致力于人民事业的新闻，为人民而不是统治者而战。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被这些报纸的豪言壮语所打动，人们对这种宣称还是有所怀疑的，特别是对贝内特、赫斯特这样为吸引读者无所不用其极的人。他们被怀疑是打着拯救灵魂的幌子赚钱（Mott，1962：233）。尤其是赫斯特，招致了更多批评和怀疑。戈德金就曾批评黄色新闻不是为公众谋福利，而是为了卖报纸。赫斯特们高举服务公众的大旗究竟是为大众谋利多些，还是为自己赢利多些，的确不太好测量。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点值得思考。
第一，不管人们认为贝内特或赫斯特的话多么伪饰，认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赚钱或为其政治目的造势，对此却可以追问，他们为什么要用服务于公众来进行伪饰？这说明了什么？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强调报纸是公共服务机构是可以取悦大众和标榜自身的，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潮和需求。第二，报纸自身的表现会有助于对这个问题做出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