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主体的成功运作离不开局部的制度创新。早在1994年湖南广播电视局就提出了“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的战略构想，第一个将电视与产业联系在一起。大产业必须大投入，在靠财政行不通的情况下，湖南电视台通过广告收入和上市公司向资本市场融资。1999年，电广传媒（原湖南广电发展中心、电广实业）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湖南广电产业率先进入我国资本市场。
2000年，电广传媒斥资1000万元一次性独家买断中国电视金鹰艺术节长沙举办权，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同年底，经国家广电总局和湖南省政府批准，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成立，集团总资产由1994年系统总资产的4亿元增长到50亿元人民币。
2005年，集团资产已达到70多亿元。在经济条件、地理位置和基础状况并无先天优势可言的湖南，体制的变革，机制的完善，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湖南电视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电视湘军”的异军突起说明了我国广播电视的改革过程中实现局部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这种创新既能带来对国内原有广播电视博弈格局的突破，也能带动地方地域性的原创节目的生产，并＿引发国内公共话语和民间声音的勃兴。更重要的，是通过创新主体的示范作用，能够产生更多的诱致性变迁效应。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排除“中国特色”的公共传媒诞生的可能性。
五、加强节目原创，立足本土开拓国际市场
公共广播电视的一个重要创作原则是内容的原创性。英国BBC面对国内市场上商业频道的冲击和执照费不足的问题，利用原创性节目开拓国际市场，通过全球化战略“体内损失体外补”。其新的全球化战略可以概括为三点：扩大在海外播出市场的份额；在国际市场推出具有鲜明英国文化特色的高质量节目；通过海外节目市场的收入弥补收视执照费的不足。BBC的全球化战略启示我们，在文化作为“软实力”的全球化时代，广播电视业只有不断生产出高质量的原创性节目，才能跻身国际市场，传播中国文化，并有可能通过国际市场的收益反哺国内公共服务资金不足的状况。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广播电视业不可能出现西方式的公共和商业广播电视两极共存的动态平衡，而是走向广播电视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这一体制，维护了国家的媒体垄断和意识形态管制要求，同时也构成了对外来文化的防范抵制。这一观点预设了社会历史的相对稳定性，是对现实的广播电视变革走向的判断。但也应注意到，转型期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将带来更多的未知因素，促使广播电视业在完成各项宣传任务的同时，要更加关注国内公众利益的需求，制作出导向正确、质量上乘的本土化、民族化节目。表现在媒介政策上便是立足本土，实现体制内的发展变革，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才能做强做大参与全球竞争。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在本土形成了发达的公共广播电视和商业广播电视互补并存的竞争格局，并逐渐培育出跨国传媒集团在国际上传播其国家利益。目前在国内，媒介的良性竞争格局尚未完全形成，只有在深化媒介体制改革、理顺内部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培育出我们的跨国传媒集团，防御外来文化的侵袭。另外，在全球化的传播体系中，我们还存在着语言障碍，汉语能像英语那样成为全球话语的交流语言尚需时日，我们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显然还有一定的难度。这些都提醒我们只有在做好本土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基础上，依托民族文化提高节目的原创水平，才有可能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联合国2000年文化发展报告》显示，前100部被世界广为翻译传播的作品中没有一部中国人的作品。一个国家的思想和国力一样影响着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内容的民族性、原创性显得更加重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的广播电视传媒与世界的对话建立在文化独特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基础上，只有凭借深厚的民族文化才能在全球化时代做到“和而不同”。
总之，转型期中国广播电视改革与欧美公共广播电视变迁类似，同样面临着商业化、市场化的挑战命题，面临着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问题。发展和完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既有利于保持广播电视业良性的市场竞争格局，更重要的，对于转型期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了舆论支持的作用。
结语
本书围绕市场化背景下欧美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与变迁这一命题展开论述，抽离出公共广播电视、公共领域、媒介市场化、新自由主义、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通过对研究发现的归纳、演绎，得出如下结论：
公共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是由国家或政府安排的，有着独立公共法人资格，以收视执照费、公共财政或广告等为财源方式，以独立于政府和商业为目标，服务公共利益为宗旨，承载社会文化和民主功能的广播电视组织机构及相应的制度模式。
这种制度设计的突出价值在于将传播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福利事业服务于公众，并通过全国性的覆盖传播，在缩小族群差异，消弭社会疏离，凝聚民族认同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公共广播电视传承了欧洲自由民主的历史传统，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重使命，并成为二战后欧美国家广播电视制度的一种重要选择。
作为一种与代议民主制相契合的广播电视制度设计，公共广播电视具有公共所有、公共监管、公共服务的特点，其公共财源模式既有利于消除商业资本对广播电视的影响，也使政府不便于直接对广播电视运营实施行政干涉。公共广播电视与公共领域思想有着文化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在现有的广播电视模式中，公共广播电视是比较接近公共领域思想的广播电视模式。媒介市场化的兴起和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折射出全球范围内公共领域思想的衰落，对公共服务的忽视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既有“基本供给”时代遗留下来的内在制度困境，也有媒介市场化的侵袭与挑战。媒介市场化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的政治、经济政策推动的结果。媒介市场化背景下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是传媒与政治、经济权力之间张力的体现，反映出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力量博弈。这种危机具有动态的、不确定性的特点，随着博弈力量的对抗与调适而凸显或减弱，但只要有政治、经济权力与传媒公共领域的存在，这种危机就会存在。
在欧美双轨制的广播电视市场格局中，公营的公共广播电视与私营的商业广播电视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如果广播电视市场上只有单一的广播电视制度存在，媒介权力与政治和经济权力共谋的机会就会增大，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如果只有活跃的市场，没有活跃的公民社会，最终会导致市场良性运作所依赖的社会组织解体。公共广播电视从组织和财源结构上具备了最大限度排除政治和经济权力干预的可能性，并对这些权力形成舆论监督。相对于商业广播电视而言，公共广播电视的存在弥补了市场的缺陷与不足，并营造公共领域，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媒介市场化背景下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诱发了其制度变迁，公共广播电视的制度变迁受到政府强制性因素与市场诱致性因素的影响；广播电视的制度变迁与一般产业变迁的不同在于，社会与文化的诉求是影响其制度变迁方向的重要因素。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媒介即使走商业化的运营模式，也要有相应的政府规制，对广播电视的规制应建立在制度均衡和保护公共利益的基础上。
作为非赢利性媒介机构，公共广播电视承载着保障社会资本的功能，主旨上不以经济资本而以社会资本为价值目标。这种价值目标难以像经济目标那样量化测定，但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合力之一，因此，有必要对数字化时代公共广播电视的业绩进行监督与评估，以纠正偏差，保障公共利益。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与商业广播电视机构的最大区别在于，公共广播电视的投入不是追求经济资本的增值，而是社会资本的增值。
“共享的价值观并不一定被认为是反映社会特征的整合程度的指数，而是被认为在即将瓦解的社会中统治力量的成功体现。从某一角度看，现存的共享理念、价值观和规范是应予保留的；从另一角度看，它们代表了人们需要摆脱的统治模式。”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像一把双刃剑，在鼓励竞争、崇尚市场逻辑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新的不公和道德危机，它所主张的完全的个人主义和垄断性话语值得警惕。在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的今天，欧美自由民主的传统决定了公共广播电视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制度仍将继续存在，否则，这些国家政治民主的传统会受到更多考问。在欧洲，重新焕发生机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服务于欧盟作为统一市场的利益，在凝聚政治与文化的共识和认同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北美，全球化背景下的加拿大公共广播正努力寻求不同族裔间的文化认同，以抵制美国式的文化霸权。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公共广播电视以国家利益的同构者形象出现，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日益转向文化层面的价值认同，公共广播电视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存在着新的重构关系。
现代公共广播电视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重构关系显示，在媒介市场化改革使国家与市场的联合变得日益密切的今天，更需要来自第三方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出现；为了保持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利益平衡，公共广播电视有义务和责任构建公共舆论空间，使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协商和谈判达成共识与认同，并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相谐发展。
站在历史与文化的方位展望未来，公共广播电视已从原来国家政府性的公共福利机构向社会文化性的公共服务机构转型；从原来启蒙式的教育精英组织向多元化的社会共享组织转型；从广播电视的行业垄断者向双轨制市场中商业力量的制衡者转型；从市场化浪潮中的坚守者向主动的市场竞争者转型；从一个本土文化的防御者向全球化视野下的开拓者转型。但无论如何嬗变，坚守公共利益是公共广播电视的合法未来；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构建公共领域是公共广播电视的独特价值。
在转型期中国广播电视改革过程中，广播电视出现了过分追求市场价值而忽视社会价值的现象，广播电视公共话语的缺失和公共领域的诉求需要制度保障。虽然中国不可能照搬欧美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模式，但却可以在广播电视改革中引入公共广播电视的观念与原则，“观念是现实的，它可以改变现实，可以制造差异，因为观念本身是被建构、改造并置入现实世界的社会实践之中”。欧美公共广播电视的观念和实践，对建设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有着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欧美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和中国广播电视改革一样，都处于一个转型与变迁的历史坐标上，社会与传播环境的变化使这一课题历久弥新，显示出现代社会对公共理念这一永恒话题的关注。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研究条件和个人能力所限，本书中还存在诸多不足和有待进一步开拓的话题与空间。虽然在研究中运用了实地调查、专家访谈、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但是，由于很难长时间地收集研究对象的图像资料，或者开展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关于研究对象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尚显不足，如果能够结合定量的调查分析会使论述更有说服力。
另一方面，随着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的发展，传统的通过电视机接收视听的习惯将会改变，使以收取电视机执照费为主的公共广播电视面临新的挑战。如何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仍然是欧美公共广播电视研究需要继续探索的课题。
还有，转型期中国广播电视的改革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不是西方公共广播电视模式所能完全拿来参照或解读的。本书虽然在观念和价值的层面得出了一些启示与借鉴，但如何建立和发展中国本土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仍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