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9.（近景）正面的沙默塞从玻璃瓶中取出塑胶碎片。
镜10.（特写）沙默塞将一塑胶碎片填入地板凹沟，严丝合缝。
镜11.（全景）完全遮挡住镜头的冰箱机身被从镜头前移过。
镜12.（特写）冰箱腿从地板上滑过。
镜13.（全景）沙默塞从已被移开的冰箱后入画并注视画面下方。
镜14.（特写）墙上写着Glottom并钉着一张纸。
镜15.（全景）沙默塞向前伸手。
镜16.（特写）纸条被取下。
16个镜头详尽、完整地交代出老警官沙默塞丰富的侦探经验以及他动作的干练、决策的果断和精准的预见性等。这段视线匹配和动作匹配剪辑法被运用得相当熟练。
前五宗命案虽发生的场所不一、环境各不相同，但在视觉效果上却取得惊人的统一。在环境光源的选择上，多运用大量诸如台灯等的点光源，亮度上一般控制在上两档左右，以营造案发现场的昏暗以及案情的扑朔迷离。环境内陈设的道具等注意选择消色物体，并采用了加色纸消色的方法来降低色反差。案发现场的窗户玻璃还加用了阿莱纸，并以此充作光源来最大限度地谋求一种类型片的现场气氛。该片除了影调的厚重感之外，在色调上还具有蓝、青等冷调子的特点。这与影片的主题是紧密结合的。深沉凝重的影调加强了影片的悲剧气氛，色彩因此而灰黑和沉闷。
《七宗罪》向人们呈现了一个变态的宗教杀手。大卫·芬奇无意用血淋淋的感官刺激和大量的追逐场景来达到使人恐怖的效果。他并非对杀戮场面进行简单的电影图解，而意在揭示这种杀戮后面的东西。《七宗罪》塑造了与以往电影中截然不同的一类杀手，这个杀手杀人并非是因为嗜血，而是有着强大的理论信条加上妄念来实施他自以为的通过“审判”和布道来拯救的目的，这才是最可怕的。这个杀手也许平时连一只蚂蚁也不愿踩死，但是他却找到了依据来实施对人的毛骨悚然的谋杀。这种恐怖并非是亲眼看到某种可怕场面时感官的自然反应，而是心理上的恐怖。这使得《七宗罪》这部看起来像是类型化侦探片或恐怖片的电影脱离了这些窠臼，而与美国社会现实生活建立起了心理上的联系。这部探讨人生黑暗的电影语言风格成形之作《七宗罪》，让所有人接触了人性的最暗处，宗教的意义被个体异化后可怖变异，《七宗罪》因此也成为一部独立无二的类型片。
大卫·芬奇的电影影像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非线性结构与情节并非是为了哗众取宠和寻求刺激，他在使人们受到震动和冲击后，还迫使他们去思考。
《搏击俱乐部》是一部具有浓重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影片。影片关注对于人物心理层面的剖析，在内容上为了表现主人公人格上的极端“分裂”，导演不惜采用两个演员来扮演同一个人精神的不同侧面。在影片的摄影造型方面，创作者更加注重给观众更大的视觉冲击力，创造出独特的视觉形象。首先，为了表现G脑海中的“分裂”，摄影师着意拉开影片中日景和夜景气氛影像风格的差异，刻意营造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夜景在影像风格上呈现一种非常规的超现实主义风貌，同时光线效果富于变化。
在男主人公从癌症聚会出来跟踪玛拉的一场戏，G在行走的过程中脸上的光线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从明到暗，从冷色光到暖色光，从逆光效果到顺光效果，这些人物光效恰当地表现了人物有些恍惚的精神状态。在G出差回到家的晚上，发现自己家被瓦斯气炸得片甲不留这场戏：摄影师利用背景、主题、前景光线的各自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色彩对比来实现对影片情绪的阐释，特别是夸张了红色警灯的效果，在现实的基础上，以此来强化渲染场景中的不安定气氛。当G的另一个自己泰勒出场之后，影片的色彩开始渐渐丰富起来。
《搏击俱乐部》中摄影机的运动让观众时刻感到摄影机的存在。影片中最有特色的运动镜头是那些实拍与特技镜头剪辑在一起的镜头。影片开头主人公被人用枪挟持在大厦里，当他想到放在大厦地下停车场的炸药时，镜头从大厦窗外急速下降到马路，然后穿过黑暗到达地下停车场，直接冲进一辆面包车后看清里面的炸药。这些急速运动的镜头看起来像是一个镜头，它表现出来的超现实意味恰当地表现了人物心理动作，也就是G当时想象的过程。
《搏击俱乐部》隐喻了社会边缘青年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当搏击结束时，什么也没有解决，不过一切都无所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感到自己被拯救。”电影中的几个主要角色都是在痛苦和接近死亡中寻找自己的存在。
城市白领G能够感到：他所做的工作、他自己的生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不过是现代社会中消费的一环，更关心物质而不是人。在这种空洞的存在中，人能选择的只是将这种生活的空洞和虚无加以点缀，用更好的物质享受让它看起来似乎很美妙，用物质享受对它给人造成的伤害进行补偿。内容空洞虚无的生活使人麻木，这种麻木让人感到他对世界的感知和反应能力正在逐渐退化和失去，他对自己存在的感知也开始变得模糊和不真实。一切都源于焦虑，而焦虑来自于生活的不真实感。生活的不真实感则是这样的症状：你感到生活中一切似乎都合情合理，以正常的秩序进行着；然而你却又感到在这些正常的景象下，一切都有问题，但你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因此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世界对你来说是遥远的。
为了找到情感的释放和精神上的安慰，G去参加各种能够想象到的绝症的安慰互助组织，一开始他竟然成功了。他在感受他人的痛苦和绝望中，在与濒死之人的接触中，释放了自己的恐惧和焦虑。这种存在感是确实的，因为他人的痛苦比自己的更实在、更强大，他自己的痛苦不值一提了，他得到了某种安慰和解脱。“……黑暗，沉默而完整。我找到了自由。抛开一切希望就是自由。”他又能安眠了。最初G混进的是一个睾丸癌幸存者帮助会。这也许并非巧合，而是暗示了在一种空虚的被阉割过的消费主义文化中人的恐惧。
无能为力，无法改变现状，是一种癌症，是现代生活中的癌症。面对现实的虚弱感是致命的。无能为力，使人感觉自己的生命是空虚，同时他也看到他这一代没有哪个人的这种境遇会比他更好些。这是一种普遍的虚无，其中蕴藏着深深的绝望。虚无使人痛苦，使人希望借各种方式找回存在的真实感。对于痛苦，人们的选择有几种：一是结束这种痛苦，即自杀；二是逐渐缓解或减轻这种痛苦，比如积极努力，自我改善，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我们的角色显然放弃了第一种方式。对第二种努力，他们是不屑的，而且蔑视这样的努力，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改进。而搏击俱乐部的成员选择了第三种方式，这种方式的哲学就是：如果不能结束或缓解这种痛苦，那就让它来得更猛烈、更极端、更直接一些，将精神上的痛苦转为肉体上的直接痛苦，将痛苦承受的中心，由大脑和精神转移向肉体。
在搏击俱乐部的发展初期，暴力还不是毁灭性力量。如果说它毁灭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在打斗的时候毁灭了每个人那种虚无缥缈的不真实感，毁灭了虚无带来的痛苦，代之以肉体痛苦的快感。将肉体痛苦作为精神止痛法的工具和手段，试图将自己从“现代生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些搏击俱乐部的成员们此时有些像集体修炼的苦行僧，通过一次次肉体的痛苦修行，使他们对肉体痛苦的信仰更加坚定。搏击俱乐部的早期是具有宗教气氛的。
搏击俱乐部更像一个医院，而暴力是药，搏击是精神疗法。更确切地说，暴力是兴奋剂，它与吸毒的作用是一样的。它们都是用幻觉和模拟的体验使人逃避现实。这种相互分享并且上了瘾的暴力，终将蜕变扭曲。上瘾就意味着被自己之外的东西，被自己的欲望和要求所控制，成为它们的奴隶，就意味着生活的自主权被阉割。现代人的精神悲剧就是：当他们自我搏斗、脱离了一种精神上的奴役的时候，时常不知不觉又进入了另一种奴役，他们期待一种精神毒品使他们脱离自身的麻痹，不幸的是，这种精神毒品使他们更加麻痹了。
渐渐地，暴力与痛苦非但没有得到排解和消除，反而开始失控了。过多积聚的暴力已经要向外寻求出口了，因为仅仅是肉体的痛苦也已经无法替代难以改变世界和现实，难以抗拒虚无的精神痛苦了。在平日空虚下掩藏的愤怒已经不可掩藏了，已经无法通过搏击来缓解、遗忘和消除了。现在，精神上的“伟大战争”已经结束，实际上，真实的、对外的战争已经要开始了。无政府主义这时已经滑向极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搏击俱乐部由最初名副其实的“搏击俱乐部”发展为“大破坏行动”。
在四处寻找泰勒的过程中，G难以置信地发现，那些以为是泰勒所做的事情全部都是他自己做的，泰勒和他是一个人。他丧失了分辨梦境与现实的能力。当G最终意识到他和泰勒是一个人的时候，观众们也才从前面一个多小时的电影幻觉中苏醒。人的眼睛失神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件事物的两个影子。如果把G最初的搏击俱乐部中的搏击认为是释放痛苦的空虚，那么他现在更多的是在自己的灵魂里搏击了。
泰勒击败了他，将他带到楼顶。他一切试图阻止灾难发生的努力看来都将是徒劳的。最终他消灭了泰勒，但是噩梦造成的后果却仍旧发生在现实之中……影片的结尾似乎是一种自我救赎的努力，然而一切为时已晚。这似乎是一个对现代人找寻却最终失控和无能为力的尴尬处境的隐喻。
五、战争片
在美国电影史上，战争片一直是最重要的类型片之一，几乎美国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都有相应题材的影片。美国的战争片分成歌颂战争和反对战争的两种。一般来说，歌颂战争的影片多以美国历史上正义的、最终取得胜利的战争为题材，通过描写军人克敌制胜的过程，表现他们在战争中的勇敢和献身精神；而反战的影片则多以美国历史上失败的或不可能胜利的战争为题材，其中有些影片以轻松的手法嘲弄了战争的荒谬。
战争片以战争的恐怖和伤亡为认知客体，实际的战场鏖战成为战争片的主要情节或背景。战争片经常与其他一些影片类型产生交叉融合，最突出的就是动作片，还有悬疑恐怖片、历史史诗片、黑色喜剧片和西部片等。
战争片的主题思想包括了战斗、生存和逃避，勇敢的牺牲精神，战争的荒谬和反人性，对于人类和道德等问题进行睿智和深入的探究。一些战争片还的确在参战者的灵魂追寻、悲剧后果和内心的混乱，与战斗动作、战场奇观与生死豪情之间达到精妙的平衡。弗朗西斯·科波拉的哲理性战争片《现代启示录》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20世纪90年代后的战争片突现战争作为一种奇观，如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拯救大兵瑞恩》中“奥马哈海滩登陆”那血腥而又壮观的场面。从《拯救大兵瑞恩》以来，战争英雄主义已经彻底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反战倾向，成为好莱坞新的风向标，《野战排》（Platoon，1986）、《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1987)、《现代启示录》这类越战影片中批判、诘问与讽刺的反战艺术风格已经过时，而近几年推出的《珍珠港》、《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2001）、《我们曾是战士》（We Were Soldiers，2002）等影片几乎彻底推翻了世界人民对“热爱和平”的美国人的正面印象。单边主义彻底摧毁了美国战争片所应具有的现实意义。
1990年以后的美国战争片所反映的并不是当时战争的情况如何，而是看观众的认可程度。在美国，电影完全是商业行为和艺术行为的结合。美国片商们投拍影片前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美国人为了突出个人英雄主义，都将原有的历史事实加以改造或者说是美化。如雷德利·斯考特（Ridley Scott）执导的电影《黑鹰坠落》，影片上映之后曾引起美国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维持和平中心”的强烈抗议，表示《黑鹰坠落》的内容严重诬蔑索马里人民，并声称该片已经激起当地人民的反美情绪。对此，雷德利·斯考特说：“拍摄战争片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复述历史，它将毫不含糊地说明，美国永远不应该成为一个孤立主义国家。这部影片将使那些只通过CNN的新闻报道了解历史事件的人们睁开双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