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汉云
“公共新闻”释义
当前，我国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期，稳定、改革、发展、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逐渐由私人品的匮乏转变到公共品的匮乏”[张姗：《公共新闻：角色定位与话语权》，中华传媒网，2005年12月13日。]。随着经济、政治的改革，公共领域内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而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的诸多公共事务更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如目前公民非常关注的教育、医疗、医保等问题。政府与公众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互相沟通，媒体作为政府和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该怎样做才能使公共事务得到妥善的解决，而不是让政府成为公众敌视、不信任的对象？“公共新闻”提倡新闻媒体对报道客体的介入，主张记者到社会公众中去，发动和组织讨论，构建公共论坛，力图通过与公众的互动，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主要分析了“公共新闻”对我国公民公共意识的影响，以及地方媒体在实践“公共新闻”理念时如何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
“公共新闻”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美国新闻界提出的新闻理念，它被认为是美国媒体为改变当时民众普遍对政治丧失兴趣，对媒体不信任、不关注，媒体与大众疏离的情况而做的努力。
根据著名学者蔡雯的介绍，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论的学者是纽约大学新闻系的杰伊·罗森（Jay Rosen）教授，他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在他看来，新闻业是健康的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被公共生活包围着的人——记者、学者、政治家、市民、左派、右派、中立者……都应该认识到，如果市场取代了公众而成为现代社会中唯一的舞台，我们将全部沉沦”。[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杰伊·罗森教授呼吁新闻媒介担当起更积极的角色，去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保护，推动公共讨论和复兴公共生活。
“公共新闻”诞生10多年来，在美国一直是备受争议的，因为从新闻事件报道的层面来看，“公共新闻”的做法与美国长期以来强调的“客观公正”、“保持中立”的新闻传统格格不入，它提倡媒体对报道客体的介入。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有关“公共新闻”的确切定义。笔者认为“公共新闻”的内涵应该是，在公共事务上倡导媒体对新闻客体的介入，提倡记者到公众中去，发动和组织讨论，构建公共领域，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以培育和营造良好的公民社会。
对“公共新闻”的争议还没有停息时，美国的学者对“公共新闻”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仍然是杰伊·罗森教授，他认为网络技术为“公共新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因为网络博客的发展，很可能使每位公民都成为记者，从而在网络上形成一个迷你型的公众群体。杰伊·罗森本身的博客就能证实他的说法。由于其博客“新闻思考”（Press Think）的影响力，在2004年美国大选时，他就曾以“博客”身份列席了美国民主党在波士顿召开的大会，并进行了采访报道，他的评论文章更是通过自己的网站流传甚广。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也有一批“博客”参与了新闻传播。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模式，已改变为社会公众可以不依赖传统媒体，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新模式。于是，“公共新闻”在美国开始发展为“公共参与式新闻”，即英文中的“Participatory”，它指的是普通公众可以借助现代网络技术主动加入到传播活动中去。目前，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对这一新现象的描述和总结。
“公共新闻”作为舶来品，在我国最早见于2004年第1期的《国际新闻界》，当时这份杂志同时刊发了蔡雯和李青藜的两篇文章，“公共新闻”理念的传播以及“公共新闻”实践开始的时间也不长。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使“公共新闻”迅速成为我国新闻界关注的话题。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从民生新闻向公共新闻的转变向我国新闻界水面扔下了一颗不小的石头。
《1860新闻眼》于2003年10月28日在南京诞生，初期定位为民生新闻。民生新闻的意义被认为是将10年前央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真诚面对观众”的口号落到实处。民生新闻追求的是平民性与新闻性的结合，反映民生民情。但在实际操作中，民生新闻的市井化、庸俗化、娱乐化、同质化、猎奇性大行其道，过于关注社会新闻，缺乏对公共问题的关注，而且在报道公共事务时缺乏客观理智认识矛盾、探寻解决方法的精神。
《1860新闻眼》的猎奇性和庸俗化虽然备受争议，但较高的收视率是不变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在开播一年以后它进行了巨大的转型呢？用该制片人李建勋的话来说，就是“1860的公共新闻之路实际上是两步，先是大多数观众的意见决定了它之后的走向”。[张恩超：《公共事务比凶杀案更吸引：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南方周末》，2004年11月6日。]原来在1860栏目中，有一个观众参与的好新闻评选环节，观众评选出的好新闻并不是凶杀案、边缘化的报道，他们更关心与己有关的公共事务，比如生猪注水、医药回扣、假石灰流向高速公路等报道。“我们就有意识地根据观众的意愿加重这方面的报道。”[同上。]在《1860新闻眼》开播一周年的研讨会上，1860正式打出了公共新闻牌：“我们用公众的眼睛关注国计，我们以人文的精神关注民生，我们创造公共新闻话语，我们搭建社会和谐的公共平台。”1860所倡导的“公共新闻”就是，在报道基本事实的同时，新闻传播者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共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同上。]
显然，《1860新闻眼》的转型成功主要源于市场的引导，市场就是公众的需求，这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民公共意识的增强。公众希望就关系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与政府进行对话，而对话的最佳平台是媒体这个公共领域平台，因为它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产生巨大的舆论影响。公众的自动寻求触动了媒体的市场卖点，“公共新闻”理念的引入给国内媒体改革铺垫了理论基础，而媒体自身的生存和本身所具备的社会责任感使许多做民生新闻的栏目开始探索“公共新闻”之路。
“公共新闻”对公民公共意识的影响
美国斯坦福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泰德·格拉舍（Theodore L.Glasser）在总结“公共新闻”的行动及目标时指出，“公共新闻是一种每天都在运行的新闻传播活动，它号召记者（1）将受众作为公民，作为公共事件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公共事件的）牺牲者或旁观者；（2）帮助解决社会问题；（3）改善公众讨论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冷眼旁观这种环境越变越坏；（4）帮助公共生活走向更加和谐美好。”[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看来“公共新闻”如果没有公民的参与，便很难有其具备的意义。那么我国公民的公共意识是怎样的状况呢？“公共新闻”理念对我国公民的公共意识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根据辞海的解释，公民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等在内。
“公民”一词在我国被纳入宪法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和不断的战争，使我们很难看到中国人身上所具有的“公共意识”，这种意识是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公共领域”根据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解释，是一种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不受官方干预的社会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或公共场所，其范围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沙龙、通讯、交通、出版、书籍、杂志等，就是在政府控制之外的区域，通过自由的、批判性的商谈、讨论，形成大众普遍承认的“公共意见”。
我国公民缺乏公共意识的表现主要体现在缺乏参政、议政的监督意识。如人们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谈论起来头头是道、义愤填膺，却又无能为力，不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如不敢主动举报、揭发贪官，而是期待着有清官出来维持正义，为清官叫好。人们缺乏参政、议政的公民意识，也是清官意识、清官戏自古至今广为流传而绵绵不绝的深层原因。人们开口闭口“咱老百姓”，一些新闻媒体也是“百姓”怎样怎样，而很少提到“公民”怎样怎样。人们缺乏参政、议政的公民意识，这一深层次的原因是历史的原因。我国历史上就没有“公民”这个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君王是国家的主人，“圣旨”是最高的法律，臣民既没有独立的权利，也没有独立的能力。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文化中，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特别薄弱，而国家意识、服从意识却特别强烈。政治自主意识的缺乏必然导致公共意识薄弱，民主政治根本没有生长的土地，公民所要做的只是一个安分的守法主体、顺从的义务主体而已。
“人的政治参与意识随着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具备势必会产生。”[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从整体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政治高度集权的模式开始解体，权力开始分化，党政分开的工作正在着手进行，人治逐步走向法治，民主从单纯的手段逐渐成为既是手段又是目标的统一。经济改革和发展增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目前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当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并生活得比较富足时，他们就会有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的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国家逐步进入法治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烈，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因为媒体这个平台得以部分实现。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做过一项读者调查，请被访者根据自己的情况考虑自费购买或订阅一张报纸时所最看重的因素。调查结果表明，作为一张读者愿意自费去买去订的报纸，它首先是“报道紧扣社会关注的热点”（49％）；其次应该是“内容丰富，信息量大”（46％）；之后依次是“知识含量大，有保存价值”（37％）、“目光敏锐，见解独到”（35％）、“贴近生活，实用性强”（34％）。[刘富、张未民：《晚报新闻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扬子晚报》也曾在读者中做过一次调查，当问到读者的阅读目的与需求时，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了解国内外大事（70.4％）；了解有关日常生活的实用信息，增长知识，开阔眼界（52.7％）；了解方针政策法规（25％）。当回答《扬子晚报》需要加强哪方面报道的问题时，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与要求；廉政和反腐败；改革开放的最新动态；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舆论监督。[刘富、张未民：《晚报新闻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以上信息透露出一个趋势：公民在关注公共事务，他们渴望通过媒体这个公共领域来探讨。因为在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一个矛盾的凸显期，公共利益可能受到更多的损伤，民众渴望通过一个平等的平台来与政府进行对话，以保护自身权益。“孙志刚事件”很具有典型性。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报道，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的内幕。孙志刚是在有身份证、有工作证、有住所，只缺一张暂住证的情况下被毒打而死的。媒体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从“找出凶手”发展到对相关制度的关注，焦点就在于国务院1982年出台的一项旨在维护城市治安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通过媒体的大量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以民间形式启动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程序，这在中国还罕有先例。此举可谓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传统媒体的关注，网络论坛的舆论整合，要求终止执行《收容遣送办法》已成为主流的声音。其最终的结果就是2003年6月22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办法》终于被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