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天，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我再次回到呼伦贝尔草原。由于降雨量丰富，草势非常好，天堂草原呈现出“千里草原铺翡翠，天鹅飞来不想回”的迷人景象。据当地人讲，自1998年以来的十年里，这一年的草原景色最美。2008年，又恰逢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50周年，为此，鄂温克族自治旗举办了非常隆重的那达慕大会和“中华情”文艺晚会等一系列大型活动，作为对50周年大庆的献礼。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托海镇较之以往也显得格外热闹。无论是置身于那达慕大会和文艺晚会的现场，还是漫步于巴彦托海镇的街头，我的心总是犹如春风吹过的湖面，掀起层层涟漪，以至于久久不能平静。尤其是当我被从百公里开外的苏木和嘎查赶来参加活动的部分鄂温克牧民认出来，他们又真诚地相邀我下草地的时候，我的心便立刻被幸福包围着，从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回想起两年前初步确定研究鄂温克人与电视关系的选题以后，内心既激动又惶惑。激动的是由于情系草原，有着深深的草原情结，而这一选题又得到了导师和学术界的认可，我的心愿终于能够如愿以偿。惶惑的是对自身能力的质疑，担心驾驭不好这一选题，不能顺利完成任务。虽然有很大压力，但是我一直坚信：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只要扎根草原，与鄂温克人生活在一起，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就一定能够挖掘出鄂温克人与电视关系最直接、最鲜活的资料。为此，从2006年至2008年的两年时间里，我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是在草原度过的。作为一名汉族女性，孤身一人生活在少数民族社群中，而且这个社群又极其推崇酒文化，一直保留着以酒会友的习惯，要做到入乡随俗，赢得大家的帮忙，喝酒是很重要的一关。2006年夏季我第一次下嘎查（村庄），送我下去的三个人都是少数民族，一位是蒙古族，一位是鄂温克族，还有一位是达斡尔族，而且都是男性。一路上，我极力寻找话题与大家沟通，但是怎么也激不起大家的谈话欲望，有时甚至出现冷场的局面。我深深地感觉到，他们三人的圈子中，我是局外人，很难融进去。中午吃饭时，为了和大家一致，我主动提出与大家一样，喝白酒。这种方式真奏效，很快，我们可聊的话题多了起来，随着杯杯酒的进行，我和这三位新结识的少数民族朋友之间的心灵距离在逐渐拉近。后来，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在我调研中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并提供了大量的来自一线的资料。
在和鄂温克牧民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无论从生活习惯还是行为方式上，我都极力忘掉自己的身份，努力将自己变成他们之中的一员。牧民们凌晨三四点钟起床挤牛奶，我也起来给大家熬奶茶、烙饼，以便让他们吃上热乎乎的早饭。他们顶着烈日出去捡干枯的树枝，我也一起跟着去，我有严重的紫外线过敏这一情况，脸上大片的斑点出现也难以顾及了。为了参加牧民们的集体活动，争取得到更多小组访谈的机会，我经常坐在颠簸的四轮拖拉机上一走就是几十公里，颠得五脏六腑好像都要爆炸。有一次，我跟随大家去参加婚礼，回来时天色已晚，在没有月光的夜晚，草原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我只好拿手机为司机照亮，本来四轮拖拉机已经很颠簸，还要经常紧急刹车，给横卧在路面上的奶牛让路。鄂温克人在参加集体活动时，一般情况下都穿着民族服装。我也经常穿着少数民族服装参加他们的活动，如果不开口讲话，很少有人能识别出我是汉族。
白天我和牧民们一起参加劳动，在劳动中与他们进行交谈，获取我渴望得到的资料。中午和晚上时间与大家一起看电视，就着一些话题展开访谈和讨论。当深夜牧民们休息的时候，我要整理通过访谈和观察所获取的资料，经常是结束工作想要入睡的时候，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在草原调研的日子虽然很艰苦，但是在今天看来，那段生活却是我感到最充实、最刻骨铭心、最值得珍惜的一段记忆。一位呼伦贝尔市广播电视局领导、被我尊称为“校外导师”的朋友说：“作为一名从北京来的女博士，你能深入到最基层进行调研，即使是我们这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也未必能做得到。如果必须下基层，不到万不得已，一般的人是不会住在牧民家里的。你的适应能力和务实的精神让我钦佩”。说心里话，和鄂温克牧民们一起生活，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应之处，这可能是源于我深爱草原，有着深深的草原情结的缘故吧。与之相反的是，我从鄂温克人那里获取的东西倒是非常多，除了完成课题所需要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他们给予我很多关爱、很多快乐、很多真诚……让我这颗因久居都市而略显浮躁和沉重的心重新获得了安宁与轻松。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忘记我即将离开草原、几家联合起来为我送行的那顿蒙古包里的烛光晚宴：上午，孟和骑着摩托车到十多公里之外的苏木买回了最好的牛肉、青菜和酒；下午孟和的妻子斯琴和另外几家的女主人一起剁肉，拌馅，忙于做牛肉蒸饺；晚上，大家聚在赛罕家的蒙古包里，围坐成一个圈，中间点燃几根蜡烛，摆上散发着诱人香味的牛肉蒸饺、自拌的凉菜、海拉尔啤酒与白酒。
那一晚，我记不清吃了多少个牛肉蒸饺，我只记得那是我吃过的最香、最好吃的饺子。我也记不清自己喝了多少酒，总有一种千杯不醉的感觉。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苏伦高娃的一句话，她说她代表大家说给我听：草原是我的家，他们把我当成自家亲戚，让我经常回来看看。我顿时泪眼朦胧，深情地唱起了《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
这本《鄂温克人与电视》的资料来源于为期两年的呼伦贝尔草原的调研，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这本书的出版，虽然有我个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但更多的是来自于校内外老师和朋友们的大力指点与帮助，在此，请允许我致以诚挚的谢意：首先，我非常感谢我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我在这里度过了十一年的学习生活。在这十一年的日子里，母校不但培养了我丰厚的知识底蕴，较强的治学能力，还使我获得了成长与历练、学会了如何做人与做事……
在三年的博士学习生活中，最令我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刘京林教授。我非常荣幸能成为刘老师的学生，在我的心目中，刘老师是严师、慈母和益友。在学业上，刘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容不得有半点的马虎，从博士论文选题、调研、写作过程直至论文的完成，刘老师都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我经常被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所感动，也深深敬仰导师的人品与为人。三年来，导师除了在学业上给予我无私的指导之外，在生活中也给予了我很多关怀和温暖，包括精神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资助。每当生活中有解不开的困惑时，导师便成了我最好的心理医生。作为传播心理学的专家，导师的三言两语便能解开我积郁已久的心结，使我豁然开朗、获得轻松愉快之感。我常常感叹自己是幸运之人，在传媒大学的学习生活中能有幸成为刘京林教授这样学识渊博、人品高尚的学者的弟子，我一直感到无比的庆幸与自豪。一日为师，终生为母。无论将来我在哪里，我都会以导师为榜样，像导师一样做人、做事，以最好的业绩来报答导师对我的关怀与帮助！
感谢新闻心理研究所的余小梅教授、张晓辉和丁迈副教授，以及我的同师门倪桓老师，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与鼓励！
感谢宫承波教授，谢谢您在我论文开题、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鼓励与指导，更感谢您对论文初稿所提的宝贵意见，您的指导与帮助我一直铭刻于心！另外，在论文选题过程中，龙耘教授、吴水平教授和陈默教授都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向各位教授致以深深的谢意！
感谢清华大学的刘建明教授、郭镇之教授，北京电影学院的朱青君教授，以及我校的柯惠新教授和刘燕南教授，谢谢您们给我论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感谢内蒙古师范大学召那苏图教授，我的呼和浩特之行收获颇丰，您的指点与帮助为我增添了驾驭这一选题的勇气。在后来选题进行的日子里，您的友谊不断地激发我的研究热情，您的鼓励与支持是对我最大的信任与安慰。
感谢广西大学的李庆林副教授，谢谢师兄对我论文初稿的把关！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同师门何其聪老师一直在鼓励我，你的鼓励与信任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当我写作进行不下去，想找倾诉对象时，你总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人。从学龄上，你是我师姐，从年龄上我又长于你。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贴得很近！谢谢你陪着我走过那段难熬的日子。
感谢同师门的苗笑雨，你幽默的语言和出色的口才总是能够让我增添信心。感谢同师门的周灿华，谢谢你的鼓励！
感谢6号楼复印店的老板侯先春，你帮助我整理很多文字资料，陪我在操场散步，经常和我聊天，甚至帮我照看孩子，给我鼓励，帮我减压。我要真诚地对你说一声：侯，谢谢你！
感谢好朋友胡蕊，对论文初稿提出很多宝贵意见。
感谢出版社蔡开松编辑，蔡编辑为我的书稿提出很多宝贵意见，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很多心血和精力。
《鄂温克人与电视》这本书的完成，是传媒大学和家乡朋友们共同支持与帮助的结果。如果没有家乡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我长期的调研恐怕难以进行，论文也不会顺利完成，更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在此，我要向呼伦贝尔市的领导与朋友们致谢：感谢呼伦贝尔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路炳武、市委副秘书长杨利民、广播电视局局长吴长海和副局长张凯民、市委组织部二处处长郝特勒、市统计局苗永新，谢谢您们对我调研期间所给予的大力帮助与支持！吴长海局长一直被我尊称为“校外导师”，吴导师的学识与为人令我钦佩。回到北京以后我还经常向吴导师请教，吴先生总是会尽快把电话打过来，耐心解答我的问题，令我感动不已。
感谢鄂温克族自治旗广播电视局局长尤拉、电视台副台长耕耘、鄂温克族自治旗原人大常委会主任哈森其其格、鄂温克族自治旗社保局办公室主任双宝、内蒙古研究会安娜等。谢谢您们对我无私的帮助！哈森其其格甚至把家里收藏已久的有关鄂温克民族的书籍资料无偿地给予了我，安娜也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再次谢谢您们！
感谢辉苏木的苏木达卓力和副苏木达呼德尔、文体广电局的萨娜。谢谢您们对我的关照！
感谢团结嘎查妇联主任杨龄荣。
感谢巴彦托海嘎查嘎查达乔玉芳。
感谢所有配合我调研并且为我提供大力支持的鄂温克朋友们，谢谢你们！你们平易的性格和肯付出的品德会让你们的民族走向伟大与辉煌！我祝福你们！
我要特别致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和鄂温克族著名作家乌热尔图先生。非常感谢您们对我博士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也非常感谢您们能从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为我的书稿写序。这既是对我以前学术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未来学术生涯的预期，我一定会再接再励，不辜负两位教授和作家的期望，争取在不久的将来能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对鄂温克民族从事狩猎和半农半猎业生活方式的群体进行更加深入与细致的研究，并力争将新的研究成果尽快呈现出来。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母亲，她赋予了我坚强的性格、善良的品质和肯付出的品德，这是我终生受益的财富。母亲虽然一直身体不好，却总是报喜不报忧，极力减少我对她的牵挂。同时，我要感谢我的兄弟姐妹，谢谢你们给予我的无私之爱和对我学业的支持，没有你们作为坚强后盾，我的学业难以完成。无论我是在草地调研还是在北京写作，我的姐姐一直帮我照看孩子，支持我完成学业。
关于我的女儿，我要说的不止是谢谢，更想说的两个字是抱歉。在我学习期间，她从不牵扯和分散我的精力。尤其是我们在传媒大学共同学习和生活的日子里，她每天自己照顾自己，按时上学，认真完成作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有时候甚至帮妈妈到食堂买饭、帮助我收拾宿舍。特别是2007年暑假，为了完成最后的调研工作，我一直在鄂温克主体民族聚集地辉苏木，无法带女儿参加在山东蓬莱举办的全国古筝比赛。当时她已经在北京赛区获得了金奖，很有望在全国比赛中获得名次。为了我的论文顺利完成，女儿不得不跟随我回到呼伦贝尔，寄住在我的姐姐家里，放弃比赛。但是，北京学校的演出不能耽误，我无法离开草原，女儿只好独自一个人从呼伦贝尔坐火车回到北京……如果没有女儿的自强自立，我的硕、博学习生涯不会顺利完成。
当我写下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恰恰是2008年的平安夜，也是我女儿十二岁的生日。我将这本《鄂温克人与电视》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她，预祝她的成长过程顺利，平安！
姚玉芹2008年12月24日初稿
2009年4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