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16日，《新中国报》报社举办了一次“女作家座谈会”，与会的有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等。会上，报社主编鲁风提出“读书与消遣”问题，由大家依次回答。张爱玲在答及“消遣”时表示：“从前喜欢看电影，现在只能看看橱窗”。张爱玲爱看橱窗，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还回忆起“有一次在多伦多街上看橱窗”的情景。她也懂得广告，在《天才梦》中，她大揭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短处”，也毫不讳言自己“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欣赏雨夜的霓虹灯”。在《论写作》一文中，她这样描述自己对广告的态度：
我们家里有一双旧式的朱漆皮箱，在箱盖里面我发现这样的几行字，印成方块形：
“高州钟同济铺在粤东省城城隍庙左便旧仓巷开张自造家用皮箱衣包帽盒发客贵客光顾请认招牌为记主固不误光绪十五年”
我立在凳子上，手撑着箱子盖看了两遍，因为喜欢的缘故，把它抄了下来。还有麻油店的横额大匾“自造小磨麻油卫生麻酱白花生酱提尖锡糖批发”。虽然是近代的通俗文字，和我们也像是隔了一层，略有点神秘。
其中的原因，“我想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文字的韵味”。
这种“文字的韵味”究竟对张爱玲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时的上海，商品社会的一些特征已经较为明显，文化舶来品并不罕见，除了漫画书、卡通影片外，常以漫画为表现形式的广告影画更是随见于报刊媒体、商店橱窗。而张爱玲对它们，除了具有一般女孩子通常的兴趣外，还多一道艺术的眼光，这使得她的观感与心得也较之他人多一些”。根据张爱玲保存下来的第一封投稿信的手迹判断，张爱玲9岁时即开始向报社投稿。稿子是投给《新闻报》的，虽然几次投稿都杳无音讯，但以张爱玲的年龄和天赋，决不会贸然去投稿，她家长期订有这份报纸，因此，她一定是研究了这份报纸的内容以后才毅然去投稿的。《新闻报》是一份走商业路线的报纸，虽然比《申报》晚出21年，但创办之初就以“轻政重商著称”，“在广告方面十分讲究策略”，“在与《申报》的竞争中，它的广告在报界中推为独步了”。可以断定，《新闻报》上刊登的文字对张爱玲的影响是必然的。在《必也正名乎》中，张爱玲表示：“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贷学金、小本贷金的名单，常常在那里找到许多现成的好名字。譬如说‘柴凤英’、‘茅以俭’，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她读出了广告中的名字富有意味，“茅以俭的酸寒，自不必说，柴凤英不但是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仿佛还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并表示“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我能够写篇小说，用柴凤英作主角”。
她的《琉璃瓦》中的姚先生在一家印刷所里做广告部主任，小说所写的就是“广告人”姚先生嫁女的“生意经”。姚先生大大小小有七个女儿，亲友们根据着“弄瓦，弄璋”的话，和姚先生打趣，唤他太太为“瓦窖”。姚先生并不以为忤，只微微一笑道：“我们的瓦，是美丽的瓦，不能和寻常的瓦一概而论。我们的是琉璃瓦。”关于她们的前途，他有极周到的计划。第一个女儿按照姚先生自己的安排嫁给了自己供职的印刷所大股东的独生子，女儿却有意和娘家疏远了；次女儿自作主张，嫁了自己的同事某大机关的三等秘书。“一个嫁得不甚得意；一个得意的又太得意了，都于娘家面子有损”，姚太太静极思动，一心想在三女儿身上争回口气，成天督促姚先生给三女儿物色一个出类拔萃的乘龙快婿。姚先生注意到了“一个杭州富室嫡派单传的青年”，费尽心机安排二人见面，结果又阴错阳差，三女儿偏喜欢上了别人。
对广告发布的时机，张爱玲在《走！走到楼上去！》有过见解。她对自己编的一出戏非常自信，如果现在就在哪一家戏院里演着的话，一定要想法子劝读者去看。“可就是不知什么时候才演得成。现在就拟起广告来，未免太早了罢”，因为“到那一天——如果有那一天的话——读者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失去了广告的效力”。
对于广告的作用，张爱玲在《道路以目》中借自己钟爱的橱窗，也发表过意见：
橱窗的作用不外是刺激人们的购买欲。现代都市居民的通病据说是购买欲的过度膨胀。想买各种不必要的东西，便想非分的钱，不惜为非作歹。然则橱窗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的附属品了。可是撇开一切理论不讲，这一类的街头艺术，再贵族化些，到底参观者用不着花钱。不花钱而得赏心悦目，无论如何是一件德政。
因为相信广告的作用，当她的《倾城之恋》改编成四幕话剧，并由大中剧艺公司排演时，兴奋之余，张爱玲忍不住要自己为《倾城之恋》四幕话剧写宣传稿。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她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
我自己为《倾城之恋》的戏写了篇宣传稿子，拟题目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浮起的是：“倾心吐胆话倾城”，套的是“苜蓿生涯话廿年”之类的题目，有一向是非常时髦的，可是被我一学，就俗不可耐。因为终觉得俗不可耐，只好放弃，索性叫做《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
改编《倾城之恋》是她话剧创作上的第一次尝试。此时离她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才出版不久，好评如潮。因此，戏尚未上演，上海的宣传媒体就开始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不断有排演花絮被渲染，还有报道说张爱玲也将粉墨登场“跑龙套”，还有人吟诗作文加以鼓吹，上演前两天，上海《力报》上刊出了署名噤圆的《倾城之恋》七绝二首，大造声势。为推介自己的新作，她连写了《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和《罗兰观感》两篇宣传文章公开发表，进行自我推销。《倾城之恋》成功上演后，包括张爱玲好友苏青在内的上海评论界又连续抛出七篇剧评，以至于四幕八场的话剧《倾城之恋》连演八十场，场场爆满，可谓盛况空前，经久不衰。1947年12月，她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由文华电影公司出品。电影上映之前，张爱玲一如前法，公开发表《〈太太万岁〉题记》，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解释和说明。而发表该文的《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主编洪深在刊出该文时，特加一则《编后记》予以推崇。洪深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之一，有他的推介，自然会引发广泛的关注。十几天后，当《太太万岁》在上海四家大电影院同时献映时，果然轰动一时，连续两周，即使大雪纷飞，依然爆满。事实上，对这种宣传手段所具有的力量，张爱玲是早已心领神会。
当她在“十里洋场”一夜成名时，《万象》杂志正在连载她的《连环套》，此时，傅雷发表了文学史上第一篇评论张爱玲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在肯定张爱玲创作的同时，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十几天后，后来成为张爱玲第一任丈夫的汉奸文人胡成兰也推出了《评张爱玲》，热情地赞扬张爱玲。当两篇风格、观点完全不同的文章刊出后，上海滩原本骤热的“张爱玲热”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两人的文章都把张爱玲与鲁迅相比，特别是胡成兰有意加以渲染的张爱玲贵族出身，愈发引起了上海滩的侧目，她也立即撰写了长文《自己的文章》遥相作答。当轰动一时的闹剧《甜甜蜜蜜》上演时，导演恶作剧地安排剧中一个怪小姐穿着张爱玲最爱穿的晚清套装，分明在打趣她，可她一点也不介意，认为没准这样可以无形中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在张爱玲的创作活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广告技巧的巧妙运用。譬如，她轰动上海滩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的出版。在出版之前就已经造足了声势，先是打算交出版《万象》的中央书店出版，后又转交《杂志》社出版，期间，她与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之间因“一千元灰钿”稿费等问题而起的摩擦已在小报上传得沸沸扬扬，最终导致二人在《海报》上以一场笔墨官司收场。事实上，她在打算交中央书店出版时就已经想好了相应的促销宣传方式：用贵族家族的传奇背景去渲染《传奇》，她在写给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的信中这样说：“我书出版后的宣传，我曾计划过，总在不费钱而收到相当的效果。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朴的《孽海华》里有我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让读者和一般写小说的人去代我宣传——我的家庭是带有贵族气氛的……”。在《传奇》出版前，她还抛出了活泼可爱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为即将面世的小说集做起了广告：“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还说“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她懂得上海人的心理，知道如何推销自己。所谓“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其实不然，《传奇》中的七篇小说所写并不全是香港，“《到底是上海人》的广告色彩颇为明显，有讨好读者(自然主要是上海人)之嫌”。与此同时，张爱玲喜欢的女作家苏青也在自己主编、张爱玲常发表文章的《天地》杂志第十四期的编辑后记中盛情赞扬张爱玲近期出版的《传奇》与即将出版的《流言》。战时的上海，物价飞涨，但《传奇》出版后，销路出奇地好，四天便一销而空，轰动整个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