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本体向度：作为对载体向度的否定，本体向度的文学理论不注重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认为文学就是文学，文学中的一切都是为了显示语言本身，文学的目的也就是语言的运作和某种效果的呈现，此乃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全部依据。
“本体”一词从词源上说来源于“ontology”，其中ont是希腊文on的变化式，而on是英文不定式tobe的希腊文einai的中性分词，相当于英文的being，即“存在”之意，它是一个系动词，在行文中随着主语的人称、单复数以及句子所表达的不同时态而有形式的变化，这是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本体”概念有不同理解的词源学原因。“本体”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形而上学》中是一个重要范畴，他认为只有“本体”才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的各种“是”都依附于本体而存在。到了17世纪，郭克兰纽（Goclenius）首次使用了“本体论”一词，从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学说。最早把“本体论”这一术语引入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是美国新批评派（New Criticism）代表人物之一的约.克.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他在《诗歌：本体论札记》中认为，诗歌的主题“可因其本体即其存在的现实各不相同，因此，批评或许再次像康德（Immanuel Kant）当初想做的那样，是能以本体分析为依据的”。在兰色姆的理论中，所谓“本体”，常与“实质”、“根本”等词并用，他总是在需要强调什么时就称被强调的对象为“本体”，可见他所言的“本体”已与哲学上的“本体”有所区别。
文学理论本体向度中的“本体”与上述的“本体”是不一样的，它特指把文学孤立出来并将其当做研究重心的理论向度。本体向度文学理论因立足点的不同，又可分为以语言为本体和以形式为本体两大派别。语言本体论以文学语言的特点或语言的特殊用法作为关注的重心，极力探讨文学语言不同于其他语言之处；形式本体论则脱离开世界、作者等要素，只孤立地对作品进行所谓的研究工作，以此作为其理论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并对其他理论家的观点进行观照。比如，韦勒克认为，英伽登（Ingaden）“把注意力集中在作品本身上，把作品的存在看成是事物的一种奇特的独立模式的结构。他认真地思索，对作品进行层层分析，研究它对读者的影响，而不去注意作者的经历，或推断其社会的或历史的原因”。显然，韦勒克在对英伽登进行评论时是因为自己比较推崇作品中心论，就以新批评派的这一角度作为出发点了，因此难免显出了削足适履的嫌疑。
本体向度的文学理论强调文学的语言形式是其“文学性”的最佳体现，强调把文学当成一种独立的本体，而不主张把文学当成是传达某种思想观念或情绪情感的载体；认为在文学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作品的内容而是内容的表达方式，即特殊的语言运用方式。这种理论倾向最先体现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中，后来又得到了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许多理论派别的热烈响应，成为20世纪前半期颇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向度。
（3）读者向度：如果说本体向度是对载体向度的否定，那么，读者向度既是对本体向度的否定，又是对载体向度的偏离，它把文学文本与读者的接受联系起来，把文学看成是为了读者的阅读而存在的客体。读者反应理论认为，新批评派主张的那种“文本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含义之所谓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取决于读者个人的创造性阐释，作品的意义实际上是读者的“创造物”。美国学者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甚至提出，“作品的意义全是读者的体验构成的，因此，真正赋予作品含义的不是作者而是读者”。从这一角度可以说，读者反应理论不是一般地把读者概念引入文学阐释，而是把文学的效果、文学的发展与读者反应的历史紧密联系起来，把读者也当成是“一种创造历史即创造文学发展的历史的力量”。
读者向度的文学理论深入到接受者这一要素之中，将读者区分为接受主体、意向主体、审美主体等不同的类型，在对读者进行分类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不同的读者对文学活动产生的意义及其在文学生成、接受、发展、传播等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强调读者不是消极地、被动地接受，而是直接参与了作品的创作。
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
换言之，文学的意义生成是依赖于读者的，因为同一文本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反响，从而使读者的阅读、反应、创造性理解成为文学理论向度的主要指标。这样，读者的作用就得到了突出。
（4）文学之外的文学理论向度：文学之外的向度也被有的学者称为“非文学向度”，但为了行文的方便并避免引起字面上的误解，本书以“文学之外的向度”指代“非文学向度”。文学之外的向度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方面，它是文学理论读者向度的扩展和延伸。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之所以能获得极度发展，“潜在的读者”、阐释的“有效性”等观点之所以获得充分关注，是读者向度的文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它是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突破传统意义上的文字文本，而向图像、声音、广告、媒体信息等领域拓展的产物。按照这一向度的具体特点，又有文化研究、影像研究、网络写作研究等不同的理论形态。
文化研究开始时是立足于文学的，但随着“大众文化”概念被霍克海默（Hockheimer）、阿多诺（Adorno）等人提出的“文化工业”一词所取代，随着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文化研究的范围大大超出了文学的疆界，扩大到了人类的一切精神文化现象，有关的理论作品虽然仍以“××文学理论”、“××文论”等自称，却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后殖民”、“后现代”、“女权主义”等范畴之上，而不再对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感兴趣，使文论研究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之外，因此称其为“文学之外的文学理论向度”。
这一向度的突出特点有两个，第一个是研究者撇开文学谈论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问题，要么以文学作为论据探讨文化的政治功能，要么以文学作为引子论述霸权、颠覆等文学之外的问题，不再把文学当成研究对象，而是当成一种背景材料，通过所谓的文化理论对社会的权力集团进行批判。意大利学者葛兰西（A.Gransci）的“霸权”理论就是一个例子，并促使后来的许多理论家致力于削弱文化的霸权作用。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研究者不再局限于纸质的、平面的、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学文本自身，也不再把文学放在文化历史的框架内进行讨论，而是把文学研究的理论渊源从以往的注重文学经典转向注重其他文化形式，比如影视制作、文化生产、音乐、广播等通俗文化或消费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等，着重探讨的不再是影视或网络文本自身，而主要是生产、复制、市场、收视率、产业化、副产品等文学文本之外的问题，从而使其理论话语与经济、利润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加强了联系。受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研究者对社会问题予以批判，受符号学影响的研究者从语言层面探讨文学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习俗，受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识考古学影响的研究者剖析文化批评中权力的主导作用等，而“文化研究最有兴趣探讨的，莫过于那些最没有权力的社群实际上是如何发展其阅读和使用文化产品的，不管是出于娱乐、抵制，还是明确表明自己的认同”。
至此，文学理论话语基本上脱离了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自身，研究者所讨论的问题也从文学转到了社区生活或整个大众文化艺术市场的运作，致使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模糊了，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消失了，文学理论向度超出了文学之外。
二、文学理论向度的特征
既然文学理论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文学理论向度就相应地具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特征。但是，在现有的关于向度的理论探讨中，一般都侧重于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来谈某一对象的向度问题，缺少的是对研究对象的综合研究。
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1999届毕业生刘宗坤的博士论文《基督教罪论的个体向度与社会向度》主要讨论的是基督教罪论的客观走向及客观特征，缺少对“个体向度”和“社会向度”的具体界定，而且何谓“向度”语焉不详。文中对罪的“个体向度”没有直接论述，谈到“社会向度”时，作者的行文是这样的：“几乎没有人否认在传统原罪观中隐含着罪的社会向度问题，不过在历史上，它往往为教会和神学家们所忽视。迦太基会议和天特会议所颁布的有关原罪的教义便没有直接涉及罪的社会性问题，而是以个体罪性为核心”（第58页），可见作者是把罪的社会向度等同于罪的社会性了。实际上，客观性只能代表向度的一个方面，主观性是其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作者本人在论文中所引述的资料：“一般的基督教传统以及具体的罗马天主教传统始终以某种方式承认罪的社会方面。这一点仍然没有错，尽管在梵二会议之前的数个世纪中，罗马天主教有关罪的神学的主要特征是个人主义以及对个人和个体行为的关注。”既然如此，只偏重于某一方面谈论向度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令人怀疑的。
《科学史的向度》一书则截取了科学史发展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一段，通过其发展情形对科学史研究中几种主要的向度进行了描述与比较。《科学史的向度》是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生袁江洋在其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一部著作，2003年3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该书根据科学史研究的基本旨趣、目标和意义将科学史的向度分为四种：科学哲学向度、历史向度、科学向度及社会学向度。这一划分是否符合科学史的实际，不在本书探讨的范围之内，仅以作者进行研究的出发点为例，其立论基础在于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的科学史家的“基本旨趣、目标和意义”。实际上，科学史的向度不只与科学史家的基本旨趣、目标和意义等主观因素有关，而且与作为科学史研究对象的科学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只将科学史的向度标准定位于主观方面，是值得斟酌的。
在《科学史的向度》一书中，科学史家曾经提出或运用过的综合研究方法，更大程度上是作为研究对象存在，而不是作者的主要研究方法。原因在于，本书主要是“从职业科学史家的视角对科学史这门学科的某些元问题给出较为系统的再回答及解决方案，故曾以‘科学史的反思’为题撰写写作大纲”（见该书的后记）。可见，该书的主要立足点是研究者的主观倾向。作者本人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种单一视角的缺陷，在文中解释道：“离开北京大学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以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当时曾思考过的、未及形成较明晰看法或未及充分展开的、与科学史相关的‘元历史’问题。然而考虑到博士论文本身已是某种成文的文本，考虑到它过去几年中已为一些大学里的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所了解，而且，考虑到现在的思考与当时的见解之间的一致性，故决定这次出版时仍令其基本上维持原貌，不对之作大幅度修改。”既然如此，作者又把该书定位为一种元理论著作，认为它“讲的不是科学发展的历史（history of science），而是如何研究科学的历史（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它不是狭义的科学史著作，而是科学史学著作”，可见其科学性是打了折扣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作者将书名冠之以“科学史的向度”，谈论的却只是自然科学的问题，而把人文社会科学完全排除在“科学史”之外，不管其论证得多么周密，也很难保证研究结论的普遍性与科学价值。
为了避免理论研究中的上述偏颇，笔者从文学理论生成过程中形成的特定主客体关系为切入点，认为文学理论的生成既有主观作用力，也有客观作用力，因此，文学理论向度既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又具有一定的客观品质，此即文学理论向度的特征。
1.文学理论向度的主观色彩
文学理论向度的主观色彩，是由研究者的主体素质、与研究活动相关的主观因素等决定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素质
①动机意识
研究者是否能够从事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活动，与他们的理论动机有一定的关系，否则，研究者对文学事实的观察与思考就可能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文学理论的向度也就可能有所偏颇。布莱奇（Bragi）曾从不同范式对“动机”进行了论述——按照客观范式，首要的问题是：它（对象）是什么？而按照主观范式，首要问题变为：我想知道什么？布莱奇认为这就是人的“动机”，动机实际上是先于客观范式的问题，有助于理解人类的蓄意行为或其他行为，而在这些行为或活动中，选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类的全部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但人类只有通过语言，对自身行为的认识才能实现。因此，动机促使人们获取自我意识，反过来自我意识又给予人们能力，来进一步调节并产生更复杂更适合于人发展的动机。
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
简而言之，研究者的主观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如果说主体创造着现实，那么客体则是由主体的动机限制和界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