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中国”的现代性体验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梁启超、李大钊、宗白华等人心目中的“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我们知道，在中华民族进入20世纪的最初岁月里，面对水深火热、困难窘迫的中国民族，那些忧国忧民、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不能不对呼啸而来的新时代作出应有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回应，并孜孜以求地探索个人、国家、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定位：
蔡元培在小说《新年梦》中充满激情地呼喊，“我们意中自然有了中国，但我们现在不切切实实造起一个国来，怕永远没有机会了！”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豪迈地宣称，“我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李伯元在小说《文明小史》里把新世纪的“中国”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中，李大钊高声呼唤民族精神的青年化，并号召“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23]陈独秀在创办《青年杂志》时也“敬告青年”，当“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24]在《夜中的流云》里，哲人气质的宗白华借“流云”意象寄托了自己对少年中国的憧憬和向往：
流云啊！流云！
天宇寥阔，天风怒吼
你一刻不停地孤飞
是要向黑暗么？是要向光明么？
满天的繁星
燃着无数情爱的灯
指点你上晨光的道路了！
晨光！晨光！
你携着宇宙的音乐来了！
你在鸟语花鸣中
也听见我的祈祷声么！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面对水深火热、灾难重重的中华民族，20世纪初的先进中国人，既为民族的危机而满怀忧虑，又为祖国在新世纪的觉醒和崛起而翘首企盼。于是，“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一扫“面皴齿尽、白发盈把”的老大帝国容颜，展现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中国形象。其中，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一种创世纪的激情和精神，一种创造生命、挟山移海的英雄气概……然而，不必讳言，就现实处境来说，“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毕竟是一种焦虑中的渴望，一种现代性想象中的乌托邦，因此，只有当中国人艰难竭阙地完成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使命之后，真正的现代化建设才得以开启，并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渐渐变成现实。在这里，改革剧中“春天中国”的现代性体验无疑寄寓和积淀着几代中国人渴盼富强的集体无意识，在精神气质上它和“少年中国”、“青春中华”有着一脉相承的接续性，但它毕竟是建立在新时期令人瞩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之上的，因而，它那热烈的激情、坚定的信念、乐观的态度和奋斗的理想都有着坚实的基础和实现的可能性。
5.2现代性体验的表现形态及其意涵
围绕“春天中国”这一中心幻象，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分析改革剧中现代性体验的不同表现形态，以及它们各自所蕴藉的、独特的审美现代性内涵。对此，我们借鉴伊夫·瓦岱的研究来展开论述。
在《文学与现代性》一书中，伊夫·瓦岱对文学现代性在时间上的几种表现形态做了精彩的分析。综合起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分析文学的现代性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入手。传统的“内容”批评方法将我们带入思想和意识形态史的领域，并可以依据其历史哲学观点将现代性区分为“进步、乐观，不断追求创新的现代性”和“失望、悲观，尤其是指出了现代社会弱点和缺点的现代性”，但这种方法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面对文本倾向与意义的多样性，它过于简单化，不能使我们理解文本特殊的艺术价值是什么，因此，如同波德莱尔把“内容”批评方法置于其美学思考的范围之外一样，瓦岱主张从人们把作品区分为内容与形式之前的一种“感知结构”——创作活动本身的源头——来把握文学现代性所特有的创新特点。
第二，就“感知结构”而言，由于广义的现代性首先是一种和新的时间意识相对应的，因此，区分作者和作品现代性的东西首先是感知时间，尤其是“感知现时”的不同方式。
第三，在作家的想象及其对现时的感知与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历史时间之间存在着一些“感知时间的集体形式”，即，不同的时间感知反映了历史时间的种种表现形式，它们受到某个特定时代所特有的事件、集体经验、习俗变化，以及艺术、意识形态、科学等多方面的支配，同时，这些不同的时间感知类型和现代性特有的一些反应类型相对应。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瓦岱依据“过去—现时—未来”的时间轴线，详细分析了“空洞的现时与英雄的现时”、“累积型的时间”、“断裂与重复”等几种时间类型。[25]
瓦岱对文学现代性的分析在方法、理路及所揭示的内容上，对我们具有启示借鉴意义和比较参照价值。他所说的“感知结构”与“现代性体验”有着内在的相通性。在这里，按照现代性“过去—现时—未来”的时间轴线，并参照王一川对“现代性体验类型”的分析，[26]我们可以将改革剧中的现代性体验划分为“憧憬型”、“感奋型”、“缱绻型”三种表现形态。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划分只是逻辑上的，在具体的文本中，这三种形态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即，未来的想象、现时的感知与过去的回忆往往共存于同一个文本之中，只不过有所侧重和突出罢了，因此，具体的文本分析就会呈现出具体的现代性体验形态，而具体的现代性体验形态也就会呈现出具体的审美现代性内涵。
5.2.1憧憬型
所谓“憧憬型”的现代性体验，是指对某种新生的东西的渴盼，它指向“未来”的维度，显示的是人们生存境遇中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风貌。在文本中，它常常饱含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情怀。“憧憬型”和伊夫·瓦岱的“累积式时间类型”有某些相似之处。“累积式时间类型和进步主义观念或者说进步主义神话”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27]而“憧憬型”改革剧文本，一方面，它常常以“历史必胜”的信念建构着时间的未来指向，也就是说，“未来”作为“现在”奋斗的终点而向人们允诺“胜利”和“光明”，而改革人物也往往通过把自己的行动诉诸历史的发展来获取自信和力量，并使现在的行动在历史的进程中获得了意义，拥有了价值；另一方面，“过去”则意味着存在的失据和非法性，某一人物（或某一行为）一旦被认为是属于“过去的”，那么，就很容易被判定为落伍的、必将被历史淘汰的。事实上，正是着意于这种“未来”及其价值，“改革”具有了现代性，而改革剧在确立“改革”合法性的同时，也使自身成为了—种“现代”叙事。
检视改革剧30年的艺术创作，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结束过去、朝向未来”的憧憬型现代性体验渗透、凸显在许多改革剧的文本中，而且，它还是一种社会修辞能量最大的类型。在这里，叙事学上的“主体-助手”关系模式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种现代性体验的审美内涵和审美特征。在“憧憬型”现代性体验中，文本往往突显出“主体-助手”，以及正义群体在危难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并乐观地表达出“改革”的瑰丽前景。其中，诸如贫困、落后和保守等都属于“过去”，而历史必胜的乐观表达使胜利和光明显露于改革与反改革胜负未果之时。比如，在《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作品中，它们常常以“改革/保守”的对立模式来蕴含“现代/传统”的历史分野，而且，其“主体—助手”关系的典型表现是：当改革者面对激烈尖锐的矛盾斗争，身陷种种困难之时，总有一个“卡里斯玛”式助手来为其解围济困，并赢得斗争的最终胜利。像《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霍大道，《新星》中的省委书记和中央高干，就是这样的“卡里斯玛”式助手。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广发展和改革剧艺术实践的日益丰富，虽然那种“改革/保守”的二元对立模式渐渐消弭在复杂的矛盾纠葛之中，但作为一种内在的现代性体验方式和审美表达形式，这种“主体—助手”的关系模式依然深深嵌刻在一些改革剧文本的内在结构里。在这里，借用格雷玛斯的“语义方阵”，我们可以将《好爹好娘》中的人物关系图示如下：
作品讲述了一个悲壮苍凉、荡气回肠的故事，展现了古城县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塑造了孙浩、田茂林等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利的共产党员形象。尤其是田茂林，在作品的影像表意系统中，不同人群对待田茂林的态度形成了贯穿全剧的叙事主线，并因此展开了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的激烈较量。其中，孙浩、田茂林等亲民、爱民、为民；而佟怀志、苗刚等腐败堕落分子则打着“改革”的幌子，借为民谋福利之名，行以权谋私之实。在这场尖锐的较量中，虽然省委书记薛雷的出场次数不多，但作为一个“卡里斯玛”式人物，他有着无形的巨大力量。比如，在矛盾发展到白热化阶段，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将佟怀志调离麓南地委，孙浩则按照会议决定，查封“万隆”公司，对苗刚实行隔离审查……意味深长的是，在结尾处，作品还揭开了田茂林的身世之谜，即，田茂林是薛雷失散多年的儿子。这种艺术修辞无疑进一步强化了“主体—助手”内在的密切关系。
在《省委书记》中，作品也有这种“主体—助手”人物关系：
在这一语义方阵的“主体”方面，其“主体—助手”关系模式有着某种特殊性，即，马扬的改革举措有贡开宸这一“卡里斯玛”式助手作为坚强后盾，而贡开宸又和“中南海”直接联系在一起（作品一开始就是贡开宸专程进中南海汇报本省的形势）。这表明了“省委书记”肩负着上对天（党中央）、下对地（群众）的重要使命，同时，也表明了“省委书记”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时所遭遇的挑战，就不只是涉及到个人，更关乎国家和民族。其次，在“反主体”方面，和其他许多改革剧中的设置一样，腐败分子虽然身居高位，但无一例外都是“副职”——这种设置注定了“邪不压正”，也注定了腐败分子最终只能是走向“灭亡”。在作品的结局中，宋海峰被“双规”，张大康被逮捕，而贡开宸和马扬则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在这种意义上，作品所显示的“憧憬型”现代性体验就绝非简单的“大团圆”，而应看作是一种表现国家集体主义理想的文化仪式。事实上，当《好爹好娘》、《省委书记》等作品一再演绎着乐观主义的动人故事时，其影像表意系统坚定地支持着主流价值观和信仰的共享，以及艺术叙事本身的历史合法性。
5.2.2感奋型
“感奋型”的现代性体验是指一种感伤、感喟与激奋、愤懑等相交织的体验，它敏于时、感于世，指向“现时”的维度，显示的是情与理、新与旧、现实与理想、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等二元对立式难解症结的沉郁顿挫和审美张力。在文本的影像表意系统中，它表露出婉转激奋的情愫，“感愤时事”是其显著的特征。和“憧憬型”文本相比，“感奋型”文本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主人公在遭遇挫折或陷入困境时没有“卡里斯玛”式助手的幸运眷顾和力挽狂澜，也没有某种超现实力量来施以援手，或引导救助，并转危为安，因而，其奋斗和突围常常是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然而，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作品往往更显示出直面现实，逼近生活本相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在《选择》中，作品以临危受命的新任厂长刘志明和党委书记蔡阳为视点，将叙述视野引向了广阔的现实人生：一方面，作品写出了他们身陷激烈市场竞争和国企体制转轨中的种种挫折与艰难；另一方面，又表现了通过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大阳厂一步步克服危机，并走向了新生。其中，刘志明始终面对着企业改革中的诸般矛盾和艰难选择，虽然也有蔡阳这位“诤友”的援助，但他已不再有那种“卡里斯玛”式人物的先验辉光和不证自明的力量。因而，作为现代企业的改革家，刘志明的人格锤炼与完善必然要经受现实的考验和精神的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