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由于媒体是工业、公众服务和政治机构的集合体，三种角色彼此界线不甚清楚明晰，因此，很多问题都由此产生。在公众服务中，传统赋予新闻业很多特权，媒体以公民的名义握有这些合法的和传统的权力，一旦失控，极易发生寻租行为。
也有学者提到根本原因是中国媒介的体制模式为“一元制度，二元运作”，一元制度是指媒介为国家所有，亦即党管媒体不能变；二元运作既要坚持现行政治机构的意识形态化的宣传任务，又要通过市场经营来维持媒体的经济再生产。149也有人称这样的体制为“官方体制，商业化运作。”150这种体制模式本身就是矛盾体，为了消除矛盾，广电产业在政策可行的范围内开始尝试体制改革。2003年12月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发展市场主体，放宽市场准入等措施，并将广播影视业区分为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
于是广播成为介于行政部门与市场部门之间的事业部门，市场主体的提出给经营广播找到合理合法的地位，广播的逐利行为正当化。但是相当一部分广播机构却又陷入了“两头沾”而不能自拔的怪圈。“由于在体制内占据优越地位，拥有垄断权力，这些单位已在多年商业运作中形成了既得利益，因此缺乏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脱离体制内优越地位，同时尽可能在市场中获得商业利益，将事业和产业两种好处兼收并取，往往成为他们‘双轨制’条件下最为合理的选择”151
这种相悖的现象也引起业界专家的忧患。
原江苏广播电视厅副厅长李向阳同志认为“公益机构谋求既得利益”是传媒机构内部转型变革中的悖论之一。“某些传媒机构凭借传统体制给予的优势地位，在市场与受众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毫无节制的嗜利行为，正在影响着自己的形象，降低了传媒的公信力。这说明，现行“事业性质，企业管理”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已发生了超出政策设计者的主观愿望的变化，客观上已对发展传媒生产力产生了某些束缚阻碍作用。看不到这一点，将要犯历史性错误。”152
我在采访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李东副总编辑时，他也忧患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市场和宣传的混淆，是事业发展的隐患，使得我们很多电台‘两头吃’，不放弃宣传阵地，以换得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甚至在很多方面享有特权，也不放弃市场，坐收坐支，设法把国家提供的公共资源进一步部门利益化。有些电台为了追逐利润，走到了极端，连西方的商业媒体不敢做的我们都做了。”
（三）广播媒介无法突破“经济人”自利的局限性，嫌贫爱富
最早明确提出“经济人”这个概念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但第一次系统地论证“经济人”假设的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53。他在《国富论》里清晰地描述“经济人”。
首先“经济人”是利己的，人的行为受到自我利益的驱使，因此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利己的本性构成“经济人”的基础性的价值层面；其次“经济人”是理性的，经济活动中的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成本、收益、效率”的计算，对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的手段进行趋利避害的选择，尽可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处在市场活动中的“经济人”，有着自身的局限，经常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对眼前利益的重视甚于将来利益，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也会摆脱理性的控制，出现偏私、心地不善、感情用事等不良倾向，从而导致经济生活的无序，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154
可以这样说，在现代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或多或少体现着“经济人”的特征，具体到广播亦如此。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市场经济赋予了广播逐利行为的客观性，正是对这最为基础利益的追求，成为了广播发展的原始驱动力之一，但是，广播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出现了用私心来衡量和取舍市场。
具体表现在利益驱动下，嫌贫爱富“蔚”成“风尚”。我们知道“城市化”为广播二次腾飞提供了契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数量增加，城市受众在受众总体中的总比例及绝对数量都大幅增加，新增的城市受众会因为“生活节奏快”“移动性强”“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等特性，表现出明显的“回归广播”的意愿，这为广播复兴提供了受众基础。与之伴随的是城市的话语权在广播媒介中越来越重，农村的话语权被这一热潮消解于无形，农村生活与农民往往消失于广播媒介为我们提供的“媒介环境”。“城市化”使广播经营者的视线紧紧集中在城市这个地理、政治区域之内，以城市受众的喜好和需求为指导，广播服务社会的功能逐渐收缩为服务城市，广播所代表的话语权变相成为了城市居民的话语权。而就是在城市人群中，广播也是有选择的服务。有的广播甚至干脆标榜就要“做高端”，因为“高端”是广告商青睐的对象，他们才是有真正购买力的人群。所以，我们看到不少广播频率的栏目设置、话题选择，都是围绕居住在城市的高收入、高消费阶层。
“自利是人的复杂性中最为基础的一种，利益的追求又是自利本性中最为基础的，对于个人乃至人类整体，利益的追求是其存在和生命延续的物质条件。”155广播通过选择受众，构建有市场潜力的受众基础，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无可厚非。但是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现实状况，包括农民、下岗工人、城市低收入者和打工者在内的低收入甚至贫困的人群拥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他们也是普通受众的一员。我们知道，由于人的天赋差别和努力程度不同，也由于人所处地域或行业的区别，谋生手段的不同，会造成贫富的不齐即经济的不平等，但是，获得平等的关怀和尊重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156在他的“六法全书”157中表达了他的道德观和平等观：“所有人都是有弱点的，而一般人也都是有理性的，这种共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同等关怀和尊重他们。不能以某些公民更有价值，应得到更多关怀的理由而不平等地分配机会和产品；也不能以某些公民的生活计划更高尚，更优越的理由而限制另一些人的自由。”虽然关于中国广播身份定位的争论仍在进行，但广播绝不等同一般意义的商业机构，罗纳德·德沃金的道德观和平等观依然适用于它。广播应更为理智地、谨慎地制定服务弱势人群的计划，履行对他们的关怀和尊重，这是广播机构应有的道德观和平等观。
如此看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广播难于超越“经济人”的局限，很容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有可能导致实利主义、实用主义风气和媒体利益私偏的冲动。
（四）经营模式单一，对广告的过度倚靠，广告结构比例失调
我们知道，当广告收入在媒体总收入中占很大比例时，广告就会影响媒介行为。
中国广播业的经营模式陈旧，盈利点单一，广告经营是大多数广播电台的主要收入来源。有统计表明，目前很多电台90%以上收入是依托广告经营获得，有些电台的广告收入甚至占了全台收入的全部。仅以广告为经济来源的广播，在未来发展中必将受制于广告，甚至受制于广告商，出现了与广告商合谋的现象。
又由于广播自身的一些局限和广告商对广播持有的成见，一向以来，品牌广告对广播鲜有问津，广告客户低端化。广播为了提高广告总体收入，只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各种资源，广种薄收，为此，造成广告播出比例、广告结构比例失调。其中，典型的代表是开设大量医疗专题节目，“坐台卖药”，早上医肝炎，夜深人静治性病成了广播的一道奇怪的风景线。
有人曾戏言称，上世纪90年代，是医疗广告救了广播电台。其实到目前为止，大量的地方电台的医疗保健广告收入仍然占电台广告收入的大头，有的地方电台和频率的此类广告甚至占了85％以上，坚持品牌广告、拒绝虚假医疗广告的电台和频率并不多。甚至有些电台设专门“健康频率”吸纳这种不堪人耳的非健康广告，健康专题节目不少假医假药露出头角，节目中“专家”泛滥，中途打进热线电话引出宣传内容的也有不少是预先安排的“医托”。某些节目还有意混淆广告与“医疗讲座”的界限，更有甚者就是“五性”节目堂皇登场，泛滥成灾，节目不像节目，广告不像广告，专家整夜的坐而谈性，严重影响了广播媒介的声誉。
选择播出什么样的广告和节目对于电台的社会形象及电台品牌的建立有很大的相关性，“卖药”、“坐台”令广播蒙羞，广播广告经营的生态被肆意破坏，如果不加以遏止，广播广告价值会不断贬值，广播广告经营将陷入恶性循环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