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京生
中国的广播电视媒体在最近十几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台和电视台的数量增加了，随之而来的是节目数量增多。增加的媒体和增加的节目，都要寻求自己的受众群。在无法获得所有受众的青睐时，媒体和节目开始转向吸引特定的受众。尽管国内的电台和电视台还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依靠权威的收听收视率调查，随时调整媒体和节目的定位，但是频道的专业化和节目的定向化是一个明确的趋势。在这样的发展趋势影响下，节目内容、编排方式都在发生变化，而承载信息的语言，变化更为明显。
一、语言交流方式的变化
近十几年来，广播电视语言的最大变化是语言交流方式的变化。播音员由文稿播读向脱离文稿的即兴表达的转化。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国内的播音员所播的内容，都是事先写好的文稿，播音员没有脱离文稿随意表达的自由。这种状况是由国内广播电视节目管理机制造成的。文稿播读是当时播音员所能做的唯一工作。
这种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发生了变化，一些电台和电视台允许主持人可以在不改变意思的情况下，对文稿进行适当的口语化处理。这种处理使播讲者与节目内容有了直接的联系，改变了过去编辑记者写稿，播音员播读，内容与声音分离的状况。对节目内容有一定决定权的主持人的出现，使脱离文稿，说自己的话，有了可能。
对播出语言适当放松，不再过分要求文字稿，给播音员和主持人创造了较为宽松的语言环境，也是广播电视语言发生变化的基础。国内的政治宽松和改革开放政策，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播音员的讲话方式。播音员的讲话方式，看起来似乎是播音员的个人行为，是个人选择。实际上它受着媒介内部制度的制约。规则制度改变，说话方式才能改变。
真正使播音员和主持人获得说话自由度，是在最近10年中发生的。其改变方式是渐变。在这一时期，对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语言要求逐渐从微观限制走向宏观控制。即不再要求播音员和主持人每一个篇稿、每一句话都要经过审核，只要求内容整体符合要求，语言细节由播音员和主持人自己掌握。
由读到说是广播电视媒体语言的最大变化。读是一个含义很宽的概念，说到读，一般人容易联想到看字出声的“念”，念是读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这种读发音机械死板，听起来不自然。这是一种水平不高的读法。播音员的读融入了职业技巧，发音连贯自然，可以称为“播读”。不论哪一种读法，读的基本特征是照着稿子发音。照稿播读的最大不足是限制了思考的范围和发音的自由。你在播读时只能顺着稿件的内容去思索，即使在思索中有了新的想法和感受，也不能够再补充。播读还破坏了思考的新鲜感，文稿在重复看的准备过程中会降低新鲜感和由新鲜感引发的感情冲动。另外，文稿多数是由编辑记者完成的，他们的表达方式可能与播讲者不同，也会给播读增加难度。当然，文稿也有自己的好处，由于精心准备，文稿语言会精炼，条理分明，富于文采。能够读好文稿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艺术，好的播读可以把别人的东西很自然地表现出来。把蕴含在字句之中的情感再现出来，并打动别人。
读是表达经过整理写出来的内容，说是直接表达自己头脑中思考的内容。
为什么中国的广播电视媒介要抛弃读的表达方式，采用说的表达方式？因为说更能够适应媒介的需求。媒介的哪些需求催生了表达方式的变化？追求收听收视率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很长时间里，国内的媒体缺少竞争环境，听众和观众没有更多的选择，所有的受众都被捆绑在有限的节目中。由于缺少竞争，节目本身没有改进的动力。另外，媒体过多注重自己的权威性，拉开了自己与受众的距离。而最近十年里，广播电视媒体数量的增加和节目种类和数量的增多，使媒体和节目之间争夺收听收视率的竞争越来越厉害。受众数量的增加可以吸引广告投入，增加媒介和节目的收入。收入增加后，可以改善媒体的工作条件，增加员工收入。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追求收听收视率，进而创造收入，是刺激媒体改变高高在上的姿态，转向迎合受众的重要动力。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讲话方式，与媒体的形象和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媒体的形象和态度变化，首先会在节目内容和节目形式上体现出来，而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说话方式和说话内容则是其集中体现。于是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说话成了媒体改革的第一突破口。
广播电视语言交流方式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是广播电视媒体传播性质的回归。广播电视媒体的首要传播手段是有声语言，而不是文字语言。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一些人始终把广播电视看成是报纸、杂志的有声版，首先用文字约束节目内容，忽略了广播电视口语媒介的特点，破坏了口语具有的生动活泼、互动交流和个性化的表达特点。由读向说的转变，是由文字向口语的转变，也是传播本质的回归。
即兴表达的出现使媒体的功能发生变化。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普及，扩大了广播电视的收听范围，多数人都可以收听收看电视节目，一般民众成为受众的主体。一般民众更需要通俗化的说话方式。伴随广播电视媒体的增加和节目的增多，媒体有更多的空间容纳那些以感情沟通为主的节目，尽管这些节目并没有高密度的信息量，但是受众能从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话语中得到精神的安慰、身心的放松。大量谈话节目的出现正是媒体这种伙伴关系的具体表现。
由读到说也使互动手段增加。受众与媒体之间的联系手段在最近十年中得到发展，受众与媒体直接联系的机会大大增加。有些节目完全是以与受众直接对话交流的方式完成的。第一个互动工具是电话，在过去十年，国内的电话数量增加迅速，城市中已经达到普及的程度。电话的普及为一般人与广播电视媒体的沟通提供了条件，在沟通中，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要用口语，而不是文稿播读的方式说话。
由读到说所体现的是广播电视媒体角色从冷漠的教育者到热情的讨论者的定位变化。由读到说的转变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和逐渐改变的过程。
由读到说的转变，首先从文稿播读开始。作为一个连续的演变过程，由读到说并不是一蹴而就完成的，而是一点点变化的。最初，变化的重点并不是直接要求脱离文稿，而是要求文稿播读更口语一些，通行的做法是打乱固定的格式，使发音的语调更随意些，或者在句子中间添加一些“哼”“哈”之类的口头语。这种变化实际预示着口语化转变方向。
仅仅改变说话的语气，还不是真正的说，距离说自己所想还有本质的区别。能否越过这道门槛并不是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的能力问题，而是节目制作管理问题，即管理者是否敢于把话语权赋予播音员和主持人，变事先审查为事后监督，变监管为自律。这种改变是对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播出体制的重大改变，我们看不到一夜之间的突变，但情况确实是在一点点变化，播音员和主持人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他们在很多时候可以不经过事先允许，说自己想说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许多中国播音员和主持人羡慕国外节目主持人可以不事先审查“自由说话”。经过20年的时间，这种节目播出方式在中国的广播电视中也已经实现。除了新闻节目还保持较多的文稿播读形式，播音员和主持人在绝大多数节目中都有了可以脱离文稿，说自己所想的即兴表达的话语权。
二、由说带来的语言变化
脱离文稿的说与依靠文稿的读有发音过程的区别，因此造成了可以相互区分和易于识别的外部声音形式，一般人也可以辨别出话语是说出来的，还是读出来的。只有少数经过训练，掌握一定表达技巧的人，才能减少读的痕迹，将文稿，尤其是别人写的文稿，变得像说一样自然，这就是传统播音员的技能。将文字稿转化为声音，赋予声音更多的言外之意和丰富感受，将文字骨架变成灵动的活人，是播音的创造性和艺术性之所在。由于过去大量依靠文稿，将广播电视语言归入艺术语言并不过分。
说的语言是生活语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出口成章，都像经过推敲的文章那样精炼。对于多数播音员和主持人来讲也是这样，说话中肯定也会出现各种语病。在早期由读到说的转变过程中，说的质量并不高。但随着竞争的产生，更完美的新人会不断出现，替代原来有缺陷的播音员和主持人。在由读到说的变化中，同时也伴随着剧烈的人员更替过程。对于一个更为开放的市场，只要有需要，就会出现与之相适应的人才，播音员和主持人也是如此。
在从播到说的演变过程中。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的主体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在播读时代，由于有文稿作为中介，整个说话的过程是分裂的，即思想是一个人，说话是另一个人。具有专业能力的写作者，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再由负责语言传播的播音员说出去。这种精细的分工可以使许多人的思想成为一个人的话语，使人感到播音员的思想非常丰富。而当播音员要说自己的话的时候，只能依靠自己一个人的思考，如果他对自己涉及的领域不熟悉，很可能说错。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节目，不仅要求播音员和主持人有语言能力，还要求他们有专业知识。传统播音员在转变过程中，要么补充自己的能力结构，要么让出自己的位置。在从播到说的演变过程中，的确有不少非播音专业人员取代了以语言见长的传统播音员。
从读到说带来的最明显变化是发音，一般人的感觉是说话的味儿变了。这种味道变化体现在这样一些地方。
首先是发音时吐字的清晰度降低了。造成吐字清晰度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发音由突出字词转向突出语调，即由字字清晰转向有轻有重。这种变化是由读和说发音的心理机制不同造成的。文稿播读的时候，要用眼睛感知文字，人们的眼睛在感知的时候，往往会呈现线性感知的特点，就是顺着文字的顺序，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而发音器官也容易产生看到一个字发一个音的动作过程，因为发音时头脑中没有整句话的完整结构，无法对整句的轻重做出整体安排，因此发音呈现单一色彩，如果强调清晰，很容易变成字字清晰。
说的时候没有现成的文字，只能在头脑中进行思考，头脑中成熟的思考结果会以较完整的句子，而不是零碎的字词形式出现。然后才开始发音。发音之前头脑中已有整句，已经根据自己的表达意图，对句中各字词的轻重缓急做出了安排，于是，出口的话语不再是字字清晰，而是有轻有重。这种不同是读与说的最重要区别。
说话时有些字的发音清晰度降低，不一定会影响听众对整句的感知。只要语调准确，人们仍然可以听得清楚，因为我们在理解的时候是以整句为单位的。相反，如果发音的时候字字清楚，反而会影响人们理解的速度，因为听的人还要把字词重新在头脑中进行组合。
采用说的方式，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使用的词汇与文稿播读时也有了一些变化。文稿播读使用的书写语言是经过思考的，语言比较严谨，词汇是通用的词汇，一些口语词汇虽然比较生动，但是并没有合适的书写形式，找不到准确的字，因此很难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另外，这些词虽然在口语中经常使用，但不被认为是普通话词汇，编辑记者也避免见诸于文字。例如，“砍大山”一词，最早是北京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开玩笑常用的口语词，并没有见诸文字。以至于后来用文字记录的时候，学者们为究竟是“砍大山”还是“侃大山”而争论不休。其实，最早人们是用“胡抡乱砍”一词引申为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后来简化为“胡抡”和“乱砍”，而后加入形象比喻，才出现“砍山”、“砍大山”。至于现在使用的“侃大山”，是文人学者根据自己的臆想而定的。由此可见，去除文稿的限制后，许多无文字形式，只有声音形式的口语词汇，会逐渐进入到广播电视语言中，这些词汇没有准确的文字形式，在报纸、杂志等文字媒体中，你很难看到。例如，北京人在口语中常将“夏天”称为“夏ying天儿”，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你也可以听到主持人这样说，但是，如果写成文稿，你只能选择“夏天”，因为没有准确规范的文字形式供写作者使用。
口语词汇的增加，会带来好处。最大的好处是增加了与受众的交流感，听的人会觉得你是在跟他“说话”，而不是打“官腔”。口语中的许多词汇实际上都是非正式语体使用的，这种非正式语体会增加听说双方的亲近感，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为了与听众和观众“套近乎”，广播电视媒体显然不会放过这种亲近受众的说话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