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随州水河畔，有一个高出地面数丈的圆形土台。围绕着这个土台有着许多美妙的传说。传说，楚王也曾在这个土台上亲自擂鼓，为己军助威，结果大胜。因此，这个土台被后人称为擂鼓墩，可谁也没想到，擂鼓墩下竟然埋藏着宝藏。
随州在武汉市西北155公里，民间传说，两千多年前，有一个叫做随的古王国曾在这里建都，随的名称就来源于此。
关于楚王追逐叛贼的故事就发生在随州市的郊区，擂鼓墩的村民早就习惯了身边的风景，他们代代相传着祖辈的传说。十几岁就成为军人的王家贵还不时地会来擂鼓墩走走，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最难忘的事就发生在这里。
1977年秋天，王家贵所在的军队准备新建厂房，他们看中了擂鼓墩附近的两个小土包。炸药爆破后，泥土中出现了黄黑白相杂的土质，王家贵觉得很奇怪。
王家贵的猜测没有错，当考古人员得到消息赶到现场时，专家们经过探测肯定，这里有一座古代的墓葬，而且年代在两千多年前。
1978年5月，在经过近半年的准备后，考古挖掘工作正式开始。在铲除掉坚硬的地表皮和深厚的五花土后，一种柔软而有黏性的泥土出现了，它的名字叫白膏泥，有着很好的密封作用，能部分地隔绝空气，保护有机物。
白膏泥的下面还铺着6万公斤木炭。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葬中，也曾经发现同样的白膏泥和木炭，有人猜测，正是靠了它们的防护，才使得墓主人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岁月仍保持躯体不朽，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好的湿尸。
在清理完白膏泥和木炭后，露出了巨大的木质盖板。5月17日凌晨，巨型椁板被缓缓移开。
这个墓的总面积达到220平方米，深13米。整个墓葬用巨型的椁板分割出四个空间。按照方位，它们被称为东室、北室、西室和中室。
最先发现那几具棺材，就是被放在墓葬西室的。考古人员在清理这些棺材时发现，里面的尸骨都是女性，一共有13具。后来在东室的墓主人身边又发现了8具女性尸骨。
据推测，她们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最大的也不过26岁，最小的只有13岁。专家认为，她们是墓主人的陪葬者。
考古发掘还在继续。人们发现，这座墓葬与以前发掘的古墓不同，整个墓穴呈现出不规则的多边形，这在以对称为美的中国古代墓葬中并不多见。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3米深的墓穴直上直下，找不到任何阶梯的痕迹。朝着太阳升起方向的东室，是墓主人安息的场所。
根据测量，人们发现主棺的规模令人吃惊，它有3.2米长，2.1米宽，2.19米高，分两层，在外棺里还放着内棺。工程师估计主棺可能重4吨左右。
外棺的装饰并不华丽，但设计者十分细心。外棺一侧的下方，还开了一个门洞。有人猜测，这也许是为了让主人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
和外棺相比，内棺显得无比精美，内外涂满了朱红的漆，两侧各画有一个窗户。在窗户的周围，布满了繁复而神秘的装饰画。它们既像人，又像动物，专家推测，它们其实是守护墓主人的神兽。
棺材出土时，旁边还站着这样一个青铜动物，它长着鹿一样美丽的角，却有着鹤一样的长颈和翅膀。在古代中国，鹤和鹿都是吉祥的动物，神仙经常乘坐仙鹤飞翔。也许，这个鹿角立鹤就是准备驮着主人升天的神鸟。然而，这位墓主人远远没有马王堆的墓主人那么幸运。
这就是他留下来的全部遗骨。根据尸体的骸骨，还可以知道墓主人的身高大约1.63米。由于头骨保存比较完好，人们复原了墓主人的头部雕像。
这是一个相貌平平、身材矮小的男人，可是他的墓穴如此豪华，说明他曾经拥有至高的权势和无穷的财富，他的人生一定有着非凡的经历。
1978年5月23日午饭时分，抽水机还在抽取墓穴里的积水，工地上只留下了不多的几个人，负责看守抽水机的冯光生忽然看见了什么。当积水终于排干，墓葬中室的景象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65个青铜的编钟整齐地挂在木头的钟架上，仿佛刚刚被埋入地下。两千多年来，它一直稳稳地站立在原地。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也是擂鼓墩古墓出土的最瑰丽的珍宝。
编钟沿中室的西壁和南壁呈曲尺形立放，总长度超过10米。编钟分三层，每层的钟形态各不相同。最上面一层的叫做钮钟，中间及下一层的叫做甬钟。
编钟上刻着3000多个漂亮的中国古文字，包括对编钟的编号、记事、标音以及乐律，称得上是古老的音乐教科书。
这些文字也揭开了神秘墓主人的面貌，铭文指出，这套编钟是属于“曾侯乙”的，也就是说，古墓的主人叫乙，是诸侯国中曾国的国君。难怪他能拥有如此豪华的地下宫殿和编钟。
这组编钟不仅是目前为止所见到的古代最庞大的乐队配制，而且青铜的铸造工艺，乐器的宏伟和完备，无论哪一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
编钟按形制不同，以大小及音的高低为序组成八组，其中最大的钟通高153.4厘米，最小的钟通高20.4厘米，编钟的总重量达2500多千克。
编钟悬挂在铜木结构的三层钟架上。钟上都刻有古老的篆体铭文，共2800余字。经过实际测音，每个钟都能敲出两个乐音，音律准确，音色优美，至今仍可演奏各种曲调。
共65件，其中钮钟19件，甬钟45件。此外，另有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制镈钟一件。最大一件的甬钟通高154厘米，重203.6公斤。编钟以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排，分别悬挂在钟架上。
钟架为铜木结构，分上、中、下三层，呈曲尺形。钮钟全部悬挂在上层，甬钟挂在中、下层，镈钟挂在下层右面甬钟中间。木质梁架上满饰黑漆彩绘花纹，两端都套有浮雕和透雕的青铜套，起着装饰和加固的作用。
钟架十分坚固，承受重达2500余公斤的全套编钟，历时2000多年，出土时仍矗立如故。编钟上都有错金篆体铭文，其内容除甬钟正面均为“曾侯乙”字样外，其余均为有关音乐方面的记载。钮钟的铭文为乐律名和阶名。
甬钟正面隧、鼓部位的铭文为阶名，如宫、商、角、徵、羽等，反面各部位铭文可以连续，记载了曾国与楚、晋、齐、周等地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每枚能发两音，实测音响与铭文标记的音相符。
全套编钟音域十分宽广，共有5个八度，而且有比较完备的变化音，因此，能演奏中外各种曲调，能进行独奏、合奏、伴奏。演奏时由3个乐工双手各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3个组的甬钟，另有2名乐工，各执一根大木棒，分别撞击下层低音甬钟，配以合声，起烘托气氛的作用。曾侯乙编钟，其枚数之多，钟体之大，乐律资料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实属空前。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人就对音乐有着特别的热爱，很多关于音乐的传奇在民间代代流传。在古代中国，琴是高雅生活的象征。而一把两千多岁高龄的古琴就出土于曾侯乙墓。实际上，曾侯乙一共给我们留下了125件古代乐器。
在庄重的器皿中，有一套被称为“九鼎八簋”。它们是祭祀祖先的祭器，规格很高，只有贵族才能使用。仅凭着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确信，曾国曾经拥有相当的实力。
在这个巨大的古墓里，一共埋藏了15000多件随葬品，除了乐器、兵器和礼器外，还有许多生活用品，其中青铜器具就有10吨重。文物中有9件被评定为国宝级文物。
但却让人们感到困惑的是史书上找不到对曾国历史的记载。
不过墓中出土的两堆竹简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竹简上面留下了参加下葬仪式的来宾以及馈赠车马兵器的翔实记录。送礼的除了曾国的人之外，主要就是楚国的王、太子和大臣。而在出土的编钟中，就有楚王赠送的一个钟。这些证据说明，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据古籍记载，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极为重视音乐，他们认为诗歌用来激发人的精神，礼仪用以规范人的行为，而一个国家有优美音乐，则是昌盛的象征。因此，国家的盛衰，完全可以从音乐的好坏来判断。1978年随州增乙侯墓出土的青铜编钟可以说是从实物上印证了典籍中的记述，为后人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增添了新的证据。
被遗忘的青瓷古窑
在浙江龙泉这个偏僻的山区，为什么会出现如玉一般美丽的青瓷？那些青瓷又是怎样走出这个山区而被世人所获知并欣赏的呢？有了这种种的神秘及猜想，专家、学者、青瓷爱好者从全国各地纷纷慕名而来。
冬日，当人们站在大窑龙泉窑枫洞岩窑址现场，无论是那些用匣钵垒筑而成的居所，还是那些数尺窑壁中显露出的炭迹，都会令人感到一阵阵的震撼。
这是一个令世人惊叹的高品质的龙泉窑遗址，它是迄今中国无与匹敌的青瓷古窑迹，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符号。
经过考古队员们4个多月的野外考古发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龙泉窑枫洞岩窑址考古发掘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2006年9月6日，考古人员对位于浙江省的龙泉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工作。枫洞岩窑址位于大窑龙泉窑遗址内，是龙泉窑的起源地和中心产区。当然，也就成了此次考古发掘中的“重中之重”。
北宋时，龙泉窑已相当繁荣，到南宋和元代，更是达到了鼎盛。那时，这里曾是“沿河十里，瓷窑林立，烟火相望”的景象。
大窑岙底枫洞岩的中心部位，两侧的山峦脚下，有一块相对平坦的地。这个地方地势较为平坦，几十米之外是溪流，既有制瓷业必需的水源，又有适合建立作坊的平地，还有建窑炉的缓坡，特别符合烧窑“工场”的要求。在考古发掘的开始之初，专家们在这里圈了一块10平方米×10平方米的探方，定为第一个“开拓”的目标。
考古专家们在探方中挖了一条小探沟。10厘米，黄土；20厘米，黄土；30厘米，几块碎瓷片，质量不高；40厘米。
铲子一直往下挖着，专家们的心越揪越紧。就连周围过来帮忙的村民也在边上议论起来：“不是说会有国宝的吗？怎么就收获了这么几块碎瓷片？”
挖到2米多的时候，基本已经看到生土了，大窑龙泉窑的第一周发掘工作，以“零收获”收场——第一个最疑似“窑场”的探方中，除了几片毫无价值的碎瓷片外，只有遍地黄土。
面对开场一周“零收获”的打击，久经考古“沙场”的专家们也有点沉不住气了。考古队队长沈岳明显得有些心急，毕竟他为大窑龙泉窑遗址开掘的申请进行了长达4年的努力。
白天进行不懈的考古发掘，到了晚上，考古队的所有成员就经常在一起议事、开会。“这么平坦的地方，面积又这么大，理应是个作坊，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里很有可能是个晒场。”考古队员龙泉博物馆的杨冠富进行了大胆的推测，他的推测让大家感到眼前一亮。
接下去，考古队的队员们开始在几个相邻的不同位置，选取了三块平地作为探方，一齐下手。
“沈老师，对了！对了！”负责2号探方记录的小许，兴奋地朝着沈岳明大喊道。
才掘到30厘米深，黏着黄土、模样略显“丑陋”的瓷片就大量显现出来。考古所的一个队员从众多的瓷片中拣起一片，发现上面有些花纹。
再仔细一瞧，不禁喜出望外：“是字！”沈岳明凑近一看，果然发现有“顾氏”字样。“顾氏”是谁？这个“顾氏”和大窑龙泉窑又有什么关系？考古人员们隐隐地预感，龙泉窑会有“大发现”。
“‘顾氏’会不会就是明朝的一个督窑官？”杨冠富又对“顾氏”含义提出了推测。他说：“在龙泉县志中曾记载，明朝正统年间，皇帝曾派了一位督窑官来督窑。而这位督窑官的名字就叫顾仕城。”
沈岳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顾氏”有可能是一个商号。因为缙云、庆元都曾出土过刻有“顾氏”字样的龙泉窑青瓷，而那些地区不可能是由同一个督窑官管辖。因此，龙泉县志中记载顾仕城身份是督窑官，可能有误。
“顾氏”应该是当时一个龙泉窑的品牌，以窑主的姓氏命名，顾仕城也许就是窑主。当时属于“顾氏”的瓷窑遍布包括龙泉、缙云、庆元在内的丽水地区，相当于在各地开了一系列龙泉青瓷的连锁店，瓷器由“顾氏”的窑统一烧造。
考古发掘还在深入，惊喜开始连连出现。
又有考古队员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块刻有“官”字的瓷片。这块瓷片是一个盘子的底部，内刻两条精美的鱼和波涛的图纹。这个“双鱼图”是中国传统中象征吉祥的图案，不算稀奇。
但稀奇的是瓷片上刻着一个修长的“官”字。就因为这个“官”字，使这块瓷片成了独一无二的国宝，它是第一件证实明代宫廷的确在龙泉窑烧造过瓷器的实物证据。在古代，除了官府，一般人是不能私刻“官”字的。考古队员项坤鹏说：“这么多年来，考古学家们一直在找它。原来，它就藏在大窑！”
“五爪金龙！”新的发现让大家更加兴奋。那是一个盘子底部的碎片，内底上刻着一条龙。由于盘子不完整，龙身已经残缺，但两只五个爪子的龙脚却清晰地留在上面。
龙泉窑和宫廷总是有那么千丝万缕的关系。但龙泉窑一直都被认为属于民窑，关于它和宫廷关系的争论也一直没停止过。多少年来，学者们一直执著地寻找能证明龙泉窑曾经“进宫”的实物证据。今天，它接二连三地在大窑里出现了。
惊喜不绝于此。窑址遗迹的真实面容也开始显露。一天傍晚，太阳快下山时，考古队的项坤鹏像往常一样在探方里“淘宝”。淘着淘着，一块墨绿色的青砖露了出来。怎么会有青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