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情迷女间谍
“我亲爱的玛加丽塔：我不能接到你的信，你无法收到我的函，我们不能了解彼此的近况。我一直在苦苦思索，如何才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尽管人们都称赞我聪明睿智，但我对此却束手无策。目前，我开始阅读一本有关魔法和预测的书。它使我确信，冥冥之中有魔鬼夹在我们中间，弄丢了我们的鱼雁传书。但愿在家乡宜人的风光中，你能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我一切都好，工作非常顺利。我躺在沙发上，叼着你送的烟斗，在如水夜色中，我用你心爱的铅笔奋笔疾书。祝一切都好！吻你！你的A·E。”在只言片语中流露出款款深情。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它出自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之手。此信与爱因斯坦的一块手表、多幅绘画、若干张珍贵照片和信札出现在索思比的拍卖会上。它们向世人展示了蜚声世界的科学泰斗与声名显赫的俄罗斯雕塑大师之妻玛加丽塔·科年科夫之间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科年科夫伉俪于1923年离开前苏联，远赴美国。谢尔盖·科年科夫是一位举世闻名的雕塑大师，享有“俄罗斯罗丹”的美誉。他美丽聪慧的妻子玛加丽塔更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子。她曾与前苏联情报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其寓所发现的相对论手稿更揭示了她与爱因斯坦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
爱因斯坦的妻子爱尔莎于1936年溘然长逝，可以推算，玛加丽塔与爱因斯坦的相识相知至少维系了20载。耳目无处不在的前苏联情报机关对此一直保持缄默。不久前，昔日国家安全委员部第四处负责人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著作《情报与克里姆林宫》问世，书中写道：著名雕塑家科年科夫的妻子，我们久经考验的间谍玛加丽塔，在丽莎·扎鲁宾娜的领导下，在普林斯顿结识了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对我国特工的渗入功不可没。1935年，爱因斯坦首次迈入科年科夫工作室的门槛。普林斯顿校方雕塑家订制了爱因斯坦的塑像。玛加丽塔在回忆录中提到：“他非常谦逊，经常自嘲有一头蓬松的乱发。当谢尔盖凝神于雕塑时，爱因斯坦却异常活跃，他谈起了自己的相对论。我听得非常专注，但实在太难懂了。或许是我的专注激发了他的兴致，他竟然拿起纸笔写下许多公式，试图向我解释。讲着讲着，我也开始在纸上信笔涂鸦，竟然画出了他的头像。”
20世纪30年代是科年科夫夫妇美国生活中最扑朔迷离的一段。他们被盛况空前的展览、超乎寻常的成功包围着。而1930年以后，一切都变了。科年科夫成天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深陷于神秘主义和神学之中，还因此差点与爱因斯坦发生冲突。有一次，科年科夫在电梯里与爱因斯坦邂逅，他问道：“您信上帝吗？”“不信。”爱因斯坦的回答非常干脆。“傻瓜。”出于礼貌，玛加丽塔没有把最后一句话翻译给爱因斯坦，但爱因斯坦却完全听懂了。后来，当科年科夫到普林斯顿做客时，爱因斯坦找机会向他阐述了自己对宗教的理解。科年科夫后来写道：“我们保持了长期的‘亲密友谊’。”
翻看玛加丽塔留下来的照片不难发现，最初是科年科夫一家与爱因斯坦夫妇合影；接着，科年科夫消失了，只剩下玛加丽塔，但她通常是站在一旁，离爱因斯坦很远。1936年，在爱尔莎去世后，她牢牢地占据了爱因斯坦身边的位置。那时，她已经40岁了，身材不复窈窕，目光也失去了往日的清澈，众多的仰慕者逐渐隐去。曾是上流社会宠儿的她依然保留了两大爱好：其一是定期上门拜访爱因斯坦这位科学界巨擘；再就是饲养小白鼠。由于不想破坏身材，她打消了做母亲的念头，把母爱给了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即使在拜访爱因斯坦时，她也与宠物形影不离。
1940年5月31日，欧洲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美国也能嗅到刺鼻的火药味。玛加丽塔给丈夫写了一封信：“我昨天赶到爱因斯坦养女家，想在那里住到周六。她看上去非常憔悴。爱因斯坦说，医生怀疑她患了肺炎。真可怕！要知道，他们一直在为欧洲战事担惊受怕。这里也有纳粹分子！她打算把房子卖掉，搬到加州去。”
战争爆发后，玛加丽塔积极参加反战工作，被选为援苏协会秘书长，指挥手下数百名工作人员。她的照片频频出现在美国各大报纸上，罗斯福夫人成了她的密友。
与爱因斯坦相识时，玛加丽塔39岁，爱因斯坦56岁。为了寻找单独相处的机会，爱因斯坦于1939年致信谢尔盖·科年科夫，告诉他玛加丽塔患有严重的疾病，信后还附上了医生的证明，建议玛加丽塔到风景如画的萨拉纳克莱克休息数日。其实，医生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而爱因斯坦所租用的游艇和别墅正是在萨拉纳克莱克。
爱情的甘霖使爱因斯坦成了一名诗人，1943年，爱因斯坦挥笔为心中的女神写下了隽永的情诗：
飞到普林斯顿来吧
静谧与安宁将你簇拥
我们一起翻开托尔斯泰
当你疲惫时，抬起双眸
凝望着我，流盼间溢满温柔
我从中捕捉到了上帝的光辉
1945年7月16日，美国人成功地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前苏联莫斯科早在此前两周就掌握了爆炸参数及具体日期。所以，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向斯大林炫耀说美国已经研制出一种“具有超常杀伤力”的新式武器时，斯大林并未感到吃惊。1945年8月18日，前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将原子弹生产工业化。由于前苏联情报部门提供的美国原子弹情报还不足以保障前苏联原子弹爆炸的成功，于是，前苏联国防委员会决定铤而走险。
这一任务交给了苏多普拉托夫所在的部门。他的手下找到了对前苏联有好感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玻尔，玛加丽塔责无旁贷地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
据玛加丽塔的侄子回忆，她临终前曾让家人烧掉了保存多年的大部分信件。遵照玛加丽塔的遗嘱，爱因斯坦、夏里亚宾、拉赫玛尼诺夫的信件都被扔进了熊熊烈火之中。如今保留下来的只是他们在美国的最后几年和回国初期的一些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有一封爱因斯坦于1945年10月写给玛加丽塔的信，信中写道：“我在纽约收到了这封急电。我时常想念你。我全心希望你能够快乐勇敢地开始新的生活。我已经与领事见过面了。”
爱因斯坦在信中透露，他到过领事家中，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得以使玛加丽塔顺利地返回祖国，如此说来，他应该知道玛加丽塔与前苏联情报机构有染。
玛加丽塔向爱因斯坦摊牌大概是在1945年8月，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结伴前去萨拉纳克莱克休假，她不得不说出了实话，不过显然是得到莫斯科的授意。从爱因斯坦焦躁不安的语气中可以判断，他对玛加丽塔的处境非常了解。如果她完不成任务，将会面临很大的麻烦。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原本不情愿与前苏联情报机关打交道。只是为了玛加丽塔，他才决意如此。
前苏联驻纽约总领事馆要求所有前苏联驻美机构尽一切努力，保证科年科夫夫妇安全回国。回到莫斯科后，雕塑家终于明白，妻子与相对论作者的关系不只是单纯的友谊。后来，两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前者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而玛加丽塔则足不出户，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她感觉自己已经不能适应前苏联的生活方式了。1980年她静静地合上了双眼。
半个世纪前，玛加丽塔与爱因斯坦挥泪话别。爱因斯坦用颤抖的手摘下手表，赠给了他的爱人。双方都明白，这将是他们的永别，今生无缘再相会了。
美女间谍贝格尔
如果华沙条约组织决定进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顷刻间就可迫使西德就范。自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赫尔加等十几位漂亮女郎先后成为东方间谍之后，西方的绝密文件如同流水一般泄露而出。华沙条约组织发动闪电式袭击所需的战斗性情报来自于这些闺中谍秀，其中主要是赫尔加·贝格尔。
当赫尔加·贝格尔兴冲冲地跨进巴黎拉斯帕伊大街的阿力昂斯法语学校大门时，这位20岁的姑娘绝对不会料到以后她会变成战后最危险的风云人物。很久以来，东方的特务机构一直把能掌握外文的年轻姑娘作为他们攻克的对象，以利于他们借这些年轻女郎进行谍报工作。每发现一个女性目标，东方特务机构都要登记注册，注册后的女郎，在她们的全部职业生涯中，将受到不断的监视。一有机会，特务机构就从大量的候选女郎中选出最适合的一位，经过引诱，迫使她们一个个上钩。赫尔加·贝格尔就是这样踏上特务事业险途的。
1966年3月的一个傍晚，她在朗哈尔特咖啡馆吃完冰淇淋，准备返回寓所时，一位陌生的男子彬彬有礼地走上前来问她：“小姐，请告诉我剧场在什么地方？”这位男子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充满了男子汉的气概。这位男子的热情和男性的气质像一块磁铁般紧紧地吸引住了赫尔加的注意力，她的心剧烈地颤抖起来，一种本能的冲动袭向她的全身，她久久地注视这位美男子：美丽的头发，高高的鼻梁，健壮的身材。赫尔加压抑在心中的情火猛地燃烧起来。她想起了往日与她幽会缠绵的皮尔，她多么希望眼前的这位美男子就是往日的他呀！当这位美男子告诉她说：“我叫彼得·克劳斯，希望以后能与你再次见面”时，赫尔加更是无限激动，她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请求。第二天，赫尔加换上新的礼服，如约来到朗哈尔特咖啡馆，他们久久地攀谈着，不忍离去。
第二天，他们又一次会面。不久以后，赫尔加就很少在白杨树大街自己的寓所里过夜，而经常去彼得的住地幽会了。彼得在莱茵河畔科尼施温特租了一套陈设豪华的房间，赫尔加经常和彼得在这里谈天说地，幽幽缠绵。很快赫尔加便扑向了彼得的怀抱，他们如胶似漆。彼得不久就向赫尔加正式提出了结婚的要求。他待人殷勤、温柔，态度谨慎，所以赫尔加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但是，由于彼得对自己的生活来源守口如瓶、严加保密，这使得赫尔加的父亲对这位自称没有地位但又挥金如土的求婚者产生了疑问。赫尔加的父亲为此请了一位私人密探对这个求婚者进行侦察，结果使赫尔加一家惊恐万状：原来未来的女婿用的竟然是假名。赫尔加要求彼得作出解释，彼得遮遮掩掩，直到他和赫尔加一起来到里米尼度假，彼得才向她透露“真情”：他是英国情报处的间谍，他的任务是了解西方人是否能真的信赖德国人，波恩政府在同苏联人的关系问题上是否是搞明的一套，暗的一套。彼得袒露真情后，逼迫赫尔加立即作出抉择：要么彼此分手；要么就成为一个英国间谍夫人，并协助他的工作。在一份东柏林伪造工厂制作的、印有英国徽章标记的表格上，赫尔加签上了她的名字。就这样，东德国家安全部在波恩又多了一名间谍，赫尔加在登记卡片上用的是假名——诺娃。
1970年9月，诺娃回到波恩，在外交部担任了一个不甚重要的职位。在这期间，彼得又在别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情报网。他使用克罗斯·韦勒的假名，并以画家的身份在多特德安顿下来。
他决定暂时停止同诺娃的联系，以便等待时机、缩小目标。在这段时间里，赫尔加以诺娃的假名继续活动。由于职务的原因，她只能获得一些价值低的情报。1971年2月，赫尔加穿着时髦的服装，来到法兰克福国家旅馆的休息厅，等待她的是一位40岁开外、气度不凡的绅士。这位绅士就是彼得投向赫尔加的猎物，他要赫尔加打动这位绅士，因为从他的身上可以得到重要的军事情报。彼得希望赫尔加能发展新的间谍人员，以便到处插手，而这位绅士正好与军界要人来往密切，是一个理想的发展人选。
赫尔加走向绅士，彬彬有礼地问道：“先生，您看起来好像不是德国人，而是英国人，是吗？”绅士感到奇怪，答道：“我不像吗？其实，我的祖父里有英国人的血统。”就这样，两个人热烈地攀谈起来，不久，他们便你来我往。赫尔加试图用自己的魅力把他拉下水，一日，赫尔加走进高级美容店，经过仔细地化妆，穿着一套艳丽的呢绒上衣，来到了绅士的小别墅。她百般献媚，试图让绅士落入她的情网，当她提出有关绅士好友的军事工作时，这位绅士突然感到惊讶，立即穿上衣服。间谍习惯性的警惕告诉赫尔加，此人非一般绅士人物，她匆匆逃离，并再也没有出现在绅士的面前。此后，赫尔加更加谨慎行事了。两年多以后，机会又一次降临，这位年轻的女谍这时已当上了西德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彼得认为时机已到，开始频繁地约赫尔加去巴黎圣母院前的广场会面，在拉布什里餐厅共进晚餐，在拉丁区的旅馆里过夜。
机会的到来，给这位化名诺娃、擅长冒险的间谍带来了活力，她“又开始紧张地活动起来”。她把所有她经手的电报的副本定期送给化名为克罗斯·韦勒的彼得。几个月后，诺娃返回波恩，经过又一次“安全审查”后，她被提升为外交部主任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