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布达佩斯，此刻正鲜花怒放，紫丁香漫山遍野。每天晚上，匈牙利观众热情高涨，把帽子扔到我的舞台上，疯狂呐喊。
一天早上，我看着阳光下的多瑙河，河水流淌，波光粼粼。回来我就告诉乐队指挥，当晚的最后一个节目，我要演出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这次演出成效斐然，全场观众如电击一般，跳跃起来，如痴如醉，我只好跳了一次又一次，观众席的热烈掌声才得以平息。
一位仪表堂堂的匈牙利青年男子闯进了我的生活，把我从一个童贞的处子变成了一个狂放的女人。他是匈牙利的一流演员，以扮演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罗密欧”而著名。
我一直称他为“罗密欧”，而我则是他的“朱丽叶”。那是一个狂热的春天。
整个布达佩斯为我的舞蹈而疯狂，我却为高大挺拔的“罗密欧”而疯狂。我爱他雪白的牙齿、性感的嘴唇和紧得喘不过气来的拥抱，当然，还有台词式的甜言蜜语：“呵，可爱的花儿似的姑娘，你让我懂得了真正的爱情，这才是罗密欧的情感体验。你是我心中的太阳，我的朱丽叶！”
我每晚沉浸在这些华丽的甜言蜜语和夸张的手势里，完全被“罗密欧”那种吉卜赛式的激情感化了。这是我投入最热切的一次爱情。
在布达佩斯郊区的一间农舍里，“罗密欧”跪在我面前。我们发誓白首为盟，终生相爱。
紧接着，在惊慌和渴盼之中，一阵极度快乐的剧痛刺穿了肉体，一直抵达灵魂深处。
我像抓住了一根爱情的稻草般，只向上扑腾了几下，之后便是深不见底的沉沦。
睁开眼睛，“罗密欧”欲望满足后一丝轻浮的笑容飘入我的眼帘。
那不是真的，我想。
母亲发现了一些端倪，她早就警告我：那是一个轻率的男人，徒有外貌而已。刚从纽约来的伊丽莎白更甚，她认为我抛弃舞蹈的事业去追逐虚幻的爱情肥皂泡，简直就是犯罪。
在爱情的强大攻势下，我被冲昏了头脑。
亚历山大·格罗斯也意识到事情不妙，赶忙给我安排了一次穿越匈牙利的巡回演出，我在许多城镇进行表演。在西本科钦镇，我根据当地曾有7位革命将军被绞死的故事，在镇外一片很开阔的土地上，配着弗朗茨·李斯特英雄悲壮的音乐，创作演出了一段进行曲舞蹈。
我在匈牙利各个城镇的巡演，颇受欢迎。每到一地，我都穿一袭白色长裙坐在格罗斯为我准备好的套着白马的敞篷车上，车上满是白色鲜花，人们欢呼呐喊，而我就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缓缓穿过，仿佛来自天上的女神。尽管艺术带给我如此荣耀，又有来自观众的诸多鼓励，我却还是没有办法抑止对“罗密欧”的思念之情，特别是晚上独自一人的时候。我痛苦万分，为了他，我宁愿放弃所有的成功甚至我的艺术，来换取在他怀中的片刻欢娱。
我是如此渴望重返布达佩斯，这一天终于来临了。“罗密欧”满怀喜悦来车站接我，可我感到他内心深处发生了某种奇怪的变化。他说他将要去排练马克·安东尼这个角色，并将进行首场演出。难道戏剧角色的变换对一个艺术家的热情和性格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我不知道，但我当时确是感觉到了他感情的变化。他谈起我们的婚姻，就好像婚事早就板上钉钉了，他甚至带我去寻找合适的房子，那些房间没有浴室，到厨房要走过长长的楼梯，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沉甸甸的郁闷感。
“我们在布达佩斯干什么？”我问道。
“怎么了，”他说，“你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包厢里看我演戏，你还要学会和我对话，帮助我练功啊。”
他给我背了一段马克·安东尼的台词。现在，他的一切热情和兴趣都集中在了这个罗马平民身上，而我，已不再是他时刻关注的那个“朱丽叶”了。
一天，散步结束后，我们俩坐在一个干草堆旁，他说我们两人各自去继续追求自己的艺术会不会更好。他的原话要委婉些，可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依然记得那个草堆、眼前的旷野以及刺痛胸膛的寒风。当天下午，我就和亚历山大·格罗斯签了去维也纳、柏林及德国其他城市演出的合同。
我观看了“罗密欧”扮演安东尼的首场演出，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剧院里观众的狂热之情，而此刻的我正坐在包厢里默默流泪，感觉就好像吞了碎玻璃一样难受。第二天我就要到维也纳去了，临行前跟我道别的不是以前那个“罗密欧”，而是“马克·安东尼”。他看上去神情严肃，若有所思。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的旅程，是我所经历的最痛苦、最忧伤的一次。失去“罗密欧”，我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快乐。到维也纳我病倒了，格罗斯把我送进医院。
一连几周，我都身体虚弱，痛苦不堪。“罗密欧”从布达佩斯赶来了，他甚至在我屋里支了张床。他对我非常温柔和体贴。可是一天早晨醒来，我看到那位护士——一个天主教修女的脸，她围着黑色的面纱，站在那里，正好把我和睡在小床上的“罗密欧”隔开，我知道我和他的爱情走到了尽头。
痊愈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格罗斯带我到弗朗曾巴德疗养。那段时间，我情绪低落，神情萎顿，乡村美景和亲朋好友都不能让我打起精神。为此格罗斯太太特地赶来，对我照顾备至，有时甚至彻夜不眠。由于医护费用高昂，很快我的存款就花光了。还好格罗斯为我安排了去弗朗曾巴德、马里安温泉和卡尔斯巴德演出。那天我重新打开行李箱，取出舞衣。我还记得当时我泪如雨下，吻着那件我穿着跳过革命性舞蹈的舞衣，发誓绝不再为爱情放弃我的艺术。当时，我在德国已经名声大振，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正同经理夫妇吃饭，饭店外面聚集了很多人，竟然把玻璃窗都挤碎了，饭店经理很生气。
经历了爱情的痛苦和幻灭，而今我把精力转移到我的艺术事业上，这些经历又成为我艺术创作灵感的来源。我把伊芙琴尼亚在祭坛上告别生命的故事编成舞蹈。后来，格罗斯安排我到慕尼黑演出，在那里我再次与母亲和伊丽莎白重聚，她们对我恢复单身很是高兴，尽管她们体察到了我的变化和忧郁。
慕尼黑演出之前，我和伊丽莎白在阿巴西亚找寻合适的旅馆，房子没找到，却引来小镇上居民的关注。费迪南公爵路经此地，他对我们很感兴趣，衷心欢迎我们，还邀请我们住到他位于斯蒂芬妮酒店花园的别墅里。整件事完全是顺其自然，却在宫廷的社交圈传出绯闻。我想，那些登门拜访的贵妇们，根本不是为了我的艺术慕名而来，她们只是想看看我们在公爵别墅里到底在干些什么罢了。这群贵妇人，每晚都礼仪周到地坐在餐桌前，而我也照着她们的样子，做出比她们更有修养的样子。
那一时期，我还尝试着搭配创制各种舞衣，最流行的是用中国纱罗制成的淡蓝色舞衣，大开胸，肩上只有一根吊带，裙子齐膝，裸腿赤足。当时妇女们穿的游泳服还是一身头脚不露的黑衣，让人想起偷偷摸摸的夜行人。我在服装设计领域里也同样掀起了一场革命。一向着意回避女性的费迪南公爵甚至都情不自禁地击掌称赞：“伊莎朵拉太漂亮了，春天也没有这么美！”
在阿巴西亚的那座别墅里，我们的窗前有一棵茂盛的棕榈树，长长的叶子在清晨的微风中颤动，不停地颤动，像乐曲轻巧的过门和诗歌灵妙的韵脚。我脑海里浮动着海涅的诗句：“南方有一棵寂寞的棕榈树……”
从阿巴西亚出发，我和伊丽莎白去了慕尼黑，那时，慕尼黑的文艺生活集中在艺术之家，那里有大批的艺术家，这些人每晚集聚一堂，喝上等慕尼黑啤酒，高谈哲学和艺术。格罗斯安排我到艺术之家首演。在历经了层层阻碍之后，演出得以进行，并成为当地多年以来最为轰动的艺术界盛事。
后来，我又去凯姆学院演出，学生的领会力是不可估量的。在那里，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那种暴风骤雨般的反应。我的马车被散场的学生团团围住，他们把马解下来，一伙人拉着车游街，另一伙人擎着火炬在后面欢呼雀跃。到了一家咖啡馆，我被抬了起来，在学生群舞的顶峰跌宕起伏。他们不断地高唱：“伊莎朵拉，伊莎朵拉。你让我们感到，人生多么美好。伊莎朵拉，伊莎朵拉……”
回到别墅后，年轻的学子们依然聚集在窗户下唱歌，争抢着我扔下的花朵和手帕。
这个晚上被《简报》报道，让所有的慕尼黑市民瞠目结舌。
那个时候慕尼黑是艺术家和学者汇聚之地，街上到处可见腋下夹着乐谱的学生和少女；店铺里到处陈列着珍贵的古书和漂亮的新书；博物馆里也有许多奇珍异宝。山上吹来阵阵秋风，我去拜访满头白发的大师拉姆巴哈、哲学家卡福尔霍恩，这些社交活动都使我重拾理性，回到我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中来。我开始学习德语，阅读叔本华和康德原著，并很快就能融入艺术家、哲学家、音乐家们在艺术俱乐部的讨论。我还学着喝上好的慕尼黑啤酒。没多久，我情感上的痛苦慢慢平复了。
一天晚上，在一场特别的艺术庆祝会演出中，我觉得坐在前排鼓掌的男子十分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他的面部轮廓让我想起一位大师。凭着直觉走过去，我断定他与理查德·瓦格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音乐大师的照片曾经刊登在乐谱上，他额头凸出，鼻梁高耸，嘴巴稍嫌柔软，不够有力。没错，他就是大师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瓦格纳。他加入了我们，并成为我的挚友。他谈吐机智，常常谈及他伟大的父亲，这种对父亲的回忆仿佛笼罩在他身上的一个光环。
我第一次读了叔本华的著作，他对音乐和精神关系的哲学思考深深吸引着我。
我感受到伟大的精神，那是一种神圣的光芒，常常让我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思想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哲学思想仿佛是人类至高无上的东西，只有音乐才能和它媲美。在慕尼黑音乐厅，我们还接触到一些意大利的艺术作品。考虑到离意大利的边境如此之近，我们便有了去意大利的冲动，于是，母亲、伊丽莎白和我就坐上了开往佛罗伦萨的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