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时，我在大英博物馆读过德国博物学家厄恩斯特·黑格尔的译著。他对宇宙间各种不同现象的清楚明白的表述，令我心生敬佩。我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我在柏林演出时他给我回了信。
当时厄恩斯特·黑格尔因为言辞激烈，遭到了德国皇帝的流放，不能到柏林来。但是我们之间一直保持书信联系。当我到了拜罗伊特后，便写信邀请他来看节日剧场演出。
在一个雨天的上午，我乘坐一辆双驾敞篷马车——当时那里还没有汽车——去火车站迎接黑格尔。这位伟人虽已年过六十，须发皆白，但身体健康，气度不凡。他的衣服很特别，松松垮垮的，提着一个毛毡旅行袋。我们虽然从未谋面，但却一见如故。我马上就被他那结实的双臂搂在了怀里，脸也埋在了他的白胡子中。他的全身散发出健康和智慧的芳香——如果智慧也可以有味道的话。他和我一起来到了菲利浦雅舍，我们为他准备了一间布满鲜花的房间。然后，我一路奔到万弗里德别墅，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瓦格纳夫人，说伟大的厄恩斯特已经应邀光临来听《帕西法尔》。令人吃惊的是，瓦格纳夫人对这一消息反应很冷淡。当时我还不知道，挂在夫人床头上方的十字架和她床头桌上的念珠并非只是装饰品。其实，她常去教堂做礼拜，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写出《宇宙之谜》、信仰达尔文学说、自达尔文以来最著名的反宗教战士黑格尔，与她宗教观念相左，因此在万弗里德别墅他是不会受到热烈欢迎的。我坦诚地给瓦格纳夫人谈了黑格尔的伟大和我对他的敬佩之情。因为我是她的好朋友，瓦格纳夫人不好意思拒绝我的请求，最后，她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在令人羡慕的瓦格纳包厢里给黑格尔留一个座位。那天下午，在幕间休息时，我穿着古希腊式的舞衣，赤脚裸腿，与厄恩斯特·黑格尔挽手走进来。他头发花白，个头高大，格外引人注目。在观看《帕西法尔》的过程中，黑格尔一直一言不发。到第三幕时我才明白，他根本就不会对舞台上的这些神秘激情感兴趣。他的头脑过于科学化了，根本就不会为这些神话故事所动。
由于万弗里德别墅没有宴请黑格尔，所以我决定专门为他举行一个欢迎晚会。我邀请了一批很有名望的人，有当时正在访问拜罗伊特的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德，有德国皇帝的妹妹萨克森-迈宁公主，她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女性，还有雷乌斯的亨利公主、汉姆帕丁克、托德等人。
我在晚会上盛赞黑格尔的伟大，然后跳了一支舞向他表示敬意。黑格尔对我的舞蹈进行了评论，他认为我的舞蹈与普遍的自然规律相联系，是一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与一元论同宗同源，并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接下来，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冯巴里献歌，之后，我们共进晚餐，黑格尔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就这样，我们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黑格尔仍像往常一样，天一亮就起床了——在菲利浦雅舍期间他一直保持这种生活习惯。他常常到我的房间来约我陪他去爬山。说实在的，我对爬山可真没有他那么大的热情，但是这种散步也很有意思，因为他对路上遇到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木、每一个地质层，都会讲解一番。
最后，我们爬到了山顶，面对大自然的美景，他满怀感激之情。他还随身带着画架和画盒做速写。虽然他画得相当不错，可他的画缺少艺术家的想象力，更像是一个科学家熟练而准确的观察。我不是说黑格尔不懂艺术，只是对他来说，艺术只不过是自然进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每当我给他讲述我们对帕台农神庙的热情时，他更关心的是大理石的质地如何、来自哪一个地层、从彭特里库斯山的哪一面取来的，而对于我大加赞美的雅典雕塑家菲迪亚斯的作品则不怎么感兴趣。
一天晚上，保加利亚的费迪南德国王陛下驾临万弗里德别墅。每个人都站起身来，有人悄声提醒我，可我崇尚民主，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于是仍然悠闲自在地如雷卡米耶夫人那样斜倚在长沙发上。费迪南德发现后问我是谁，大家都有点尴尬。费迪南德朝我走过来，很随意地坐在了我身旁，并马上津津有味地跟我聊他对古希腊文化的喜爱。我将想创建一所学校来复兴古希腊艺术的梦想说给他听。我刚一说完，他便大声说：“这个想法很好，你一定要到我黑海之滨的宫殿里来办你的学校。”在晚宴上，我问他能不能哪天晚上驾临我的菲利浦雅舍与我共进晚餐，以便进一步向他讲讲我的理想。这时谈话达到了高潮。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如约与我们在菲利浦雅舍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既是诗人、画家、梦想家，又是充满智慧的君王。
我那位留着德国皇帝式的小胡子的膳食总管，对费迪南德的来访记忆颇为深刻。当他端上盛着香槟和三明治的托盘时，费迪南德说：“不，我是从来不沾香槟的。”可当他看到酒瓶上面的商标时，马上说道：“噢，是莫埃香东，法国香槟，那我倒想尝一尝。说实在的，喝德国香槟简直像喝毒药一样难受。”
虽然我们只是非常纯洁地坐谈艺术，可费迪南德陛下多次半夜驾临菲利浦雅舍，还是在拜罗伊特引起了流言飞语。
在一些人眼里，菲利浦雅舍俨然成了“邪恶的殿堂”。那么柔软的沙发床，高质料的垫子，玫瑰色的吊灯，可就是没一把椅子。
我在万弗里德别墅认识了几位青年军官，他们邀我早上去骑马。我穿着希腊式的长裙和便鞋，头上什么也不戴，任卷发在风中飘舞，活像女战士伦希尔德。因为菲利浦雅舍离节日剧场有一段距离，我就从一位军官那里买了一匹马，并且像布伦希尔德那样骑着马去参加所有的排练。这匹马原先是战马，习惯了挨马刺踢，所以特别难以驾驭。尤其是当它发现马背上是一个女人时，就会变本加厉地折腾。别的不说，在路上每经过一个酒馆它都会停下来，四条腿像柱子一样立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因为那些军官们常在这些地方停下来喝一杯）。这时它前主人的那些朋友们就会大笑着从酒馆走出来护送我走一段。当我以这副模样到达剧场时，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那些早已等候在剧场门口的观众会有什么反应。
在《唐怀瑟》第一次公开演出时，我穿着透明的希腊式舞衣跳舞，使我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显露无遗，引起了很多非议。最后就连可怜的瓦格纳夫人也失去了勇气，派她的一个女儿给我送来了一件白色的无袖衫，让我套在薄披纱里面（薄披纱是我的戏装）。但我毫不动摇，坚持按自己的方式穿戏服和跳舞，不然就干脆不跳。
“你们等着吧，用不了几年，你们就会看到所有的酒神祭女和鲜花般的少女都会像我这样穿着打扮的。”我的这一预言后来果真应验了。
可是在当时，我那双裸露的大腿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裸露光滑亮丽的皮肤是否合乎道德，我是否应该穿上一身肉色的紧身丝质衣服。我多次竭力辩白，认为穿着肉色的紧身衣服粗俗而又猥亵，而当赤裸的人体充满高尚的思想时，又是多么美丽与纯洁。就这样，我被大家当成了一个十足的异教徒，与那些不懂艺术的俗人进行顽强的斗争。
夏天快过去了，托德要离开这里去巡回讲学，而我也为自己安排了一次德国全境的巡回演出。我离开了拜罗伊特，但我的血液里却带走了一种烈性的“毒素”。我已经听到了海妖的召唤，思恋的痛苦、无尽的悔恨、辛酸的牺牲、爱呼唤死的主题，所有这一切，都湮没了我心中对陶立克式圆柱及苏格拉底推理智慧的清晰印象。
我巡回演出的第一站是海德堡。在那里，我旁听了托德的演讲。他用时而温和、时而激昂的声音对学生畅谈艺术。他突然在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名字，并告诉那些学生说，一个美国人给欧洲带来了一种新的美的形式。他的称赞使我感到幸福而自豪，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那天晚上，我给大学生们表演了舞蹈。后来，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上街游行，我与托德并肩站在了宾馆的台阶上，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海德堡的青年人像我一样崇拜他。每个商店的橱窗里都挂着他的照片，每个商店里都堆满了关于我的那本书《未来之舞》。我们两人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
托德夫人接待了我。她是个非常和善的女人，但在我看，她根本配不上托德的高尚。她太过现实，不是托德心中所爱。事实也正是如此，托德晚年时终于离她而去，与小提琴家皮耶德·帕波一起住在加德西的一栋别墅里。托德夫人的眼睛一只是褐色的，一只是灰色的，这使她看起来老是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在后来的一场很著名的案件中，竟然发生了关于她身世的争论，她究竟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儿还是德国宰相冯·布劳恩的女儿。不管怎样，她对我还是很好的，就算她心存嫉妒，也没表现出来。
无论哪一个女人，如果因托德而吃醋的话，只会使自己空受折磨，因为每个人都崇拜他。每一次聚会，他都会成为大家的焦点。
虽然我同托德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夜晚，但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不过，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将我融化。一次不经意的碰触，或者无心的一眼，都会给我带来莫大的快感，像极了梦中的欢愉。我知道这样很不正常，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因为到后来我竟然毫无食欲，而且还常常感到莫名其妙的晕眩，我的舞蹈也变得越来越空洞、软弱。
这次巡回演出只带了一个女仆。我常常在梦中听到托德喊我的名字，第二天便会收到他的来信。我的憔悴令人堪忧，开始吃不下、睡不着，还整夜整夜地失眠。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里好像有成千上万个魔鬼，便常常用柔软发烫的双手揉搓全身，企图找到出路，但这一切都是白费工夫。我眼前常常出现托德的双眼，耳边常常回响起他的声音。这样的夜晚过后，我会绝望地起床，在凌晨两点钟乘坐火车跨越大半个德国，目的只是为了靠近他待上一个小时，然后我单独返回继续进行巡回演出，忍受更大痛苦。我对他智慧上的精神狂热，现在正逐渐变成一种无法遏制的强烈的肉体欲望。
经纪人安排我去俄国演出，才终于使我摆脱了这种危险状态。从柏林到圣彼得堡只有两天的路程，但自从跨越德俄边境的那一刻起，我就好像获得了新生。极目远眺，林海雪原一望无垠，白色的原野泛着彻骨寒心的白色光泽，我冲动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
海因里希！海因里希！
他现在又返回海德堡给那些漂亮的男学生讲述米开朗琪罗的《夜》和迷人的《圣母像》。而我却正离他远去。尽管我仍然能听见他的声音，但是却越来越微弱。终于，维纳斯山那可望而不可即的阵痛、孔德利的号哭和安福塔斯痛苦的呼喊，都冰封进一个晶亮的冰球。
那晚我睡在车上，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地跳出了车窗，跳进了冰雪世界里，在雪地里打滚。不知弗洛伊德博士会如何解释这种梦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