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面对北宋中期内忧外患严重、朝廷内部斗争激烈的局面，以史学家和政治家的立场阐述了如何以史为鉴治国用人，是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归纳。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名臣、史学家司马光负责编纂，历时19年，全书共294卷，洋洋300多万字，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包括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内的16个朝代的1362年历史。
《资治通鉴》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要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全书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意为有助于治国、能起借鉴作用的通史。
全书有“考异”以明取材不同之故，有“目录”以备查阅之用，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较系统而完备的资料。取材除十七史以外，还有野史、传记、文集、谱录等322种。协助编撰者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各就所长，分段负责，先排比材料为“丛目”，再编成“长编”，然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删订定稿。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被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官，其父司马池为名臣，一生以清直仁厚而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的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步入仕途后，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随读随作札记，从此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想法。
当时，北宋已出现种种危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为根本措施。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在变法主张没有被采纳时，司马光退居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著史，是他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生活姿态。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7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6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
司马光倾注毕生心血编撰的《资治通鉴》，其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是官藏神品，历代以其“网罗宏富、体大精思”成为为官理政、治世省身的必修教材，是帝王、权臣及学士奉为“经世致用”最经典的版本；而且是史学典范，一向为历史学者所推崇，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有巨大影响。世称“窃谓史家编年之有纲目，其书法褒贬，锋决事之有谳断，而通鉴则案牍之全也”。
《资治通鉴》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它已成为为官从政者案头必备的教科书，被奉为金科玉律，无上宝典。古往今来，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与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毛泽东曾17次批注《资治通鉴》，对司马光及《资治通鉴》给予极高评价。
注释《资治通鉴》的注本主要有宋末元初人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初严衍著《资治通鉴补正》，为《通鉴》拾遗补缺，刊正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
《资治通鉴》中，有大量内容涉及人力资源管理，它不仅具有史学、文学意义，而且有深厚的管理内涵，从选人、用人、察人、养人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质，可谓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全面总结。
《资治通鉴》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北宋中叶内忧外患严重，朝廷内部斗争激烈，总结治国经验以巩固封建政权成为现实的迫切要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司马光以史学家和政治家的视角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以史为鉴治国用人。
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质就是了解人的需要，用适当的方法来满足人的需要，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资治通鉴》广泛涉猎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包括选人、用人、察人、养人等方面，其管理思想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一，为政之本在于择人
司马光重视选择人才，尤其是重要职位的人才，因为它关系到全局的胜败。在选择人才时，以才干为主，应多提拔年轻干部，给年轻人以锻炼的机会；不能以门第取人，而应该注意其本人的德才；不能带着自己的私心杂念和偏见去选择人才，这样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应经过多层把关，这样成功的把握会大一些。
司马光认为，重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这对选人的掌权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知人善任。
圣明的君主，往往知人善任；国家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其根本在于用人。秦始皇重用吕不韦，让他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为秦王统一天下出谋划策。关于如何治国，如何安民，吕不韦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主张，对秦始皇后来统一中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召集门客编写《吕氏春秋》，将自己在秦国施政的方针政策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作为秦统一天下后的治国大纲。
企业发展，以人才为本。所以，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因此，公司应该创新选人用人观念，加快实施“人才强企”战略。主要措施是：
首先，不拘一格选人。拓宽视野，打破传统框框，用竞争机制、市场机制把有利于公司发展、能为企业创利的人才，不拘一格网罗进来。调整、完善人才结构，积极物色各类经营管理急需的复合型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高级财会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市场开发人才，突破公司发展的人才“瓶颈”。
其次，唯才是举用人。充分开发、用活人才资源，着力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形成鼓励人才干事、支持人才干成事、帮助人才干成大事的环境。不断完善业绩考核，做到人岗相适，各得其所，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再次，千方百计育人。建立健全公司员工培训制度，加大培训力度。同时，采取措施支持员工自我再教育、国内培训以及安排实践锻炼和转岗交流等，多方式、多渠道培养后备人才，形成一支人数众多、品质优秀、业务精通的人才队伍，有效提高员工队伍的综合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