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郭沫若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女神》，诗人以一首首饱含着火热革命激情的豪放自由诗，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表达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他吹响了“五四”时代雄壮激越的战斗号角，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诗集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开创了一代新诗风，成为“五四”新诗的奠基之作，为新诗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广阔的天地，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时代的隔膜和诗歌审美潮流的变迁，我们无法回到历史现场去重温那个惊心动魄、摧枯拉朽的狂飙时代，也无法确切地体会诗人受伟大时代精神感召而挥笔写诗时的激动心情。走近《女神》，绝对是我们领略郭沫若这位文化巨匠当年风采的最好途径。
《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收集了郭沫若1918年到1921年间所写的57首诗。全诗共三辑，以第三辑最为重要，他的许多代表诗篇都收录于此，如《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匪徒颂》等。这部诗集以狂飙突进的精神和火山爆发的气势，冲破了一切陈旧的束缚，成为新诗歌运动的光辉起点。
革命的时代要求有革命的诗篇来表现它，歌颂它。《女神》正是适应这样的历史发展要求而出现的。
首先，诗人对黑暗的旧社会，深恶痛绝，与之势不两立，充满了反抗现实的猛烈精神。长诗《凤凰涅槃》揭露了当时“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现实，并发出激烈的抗议和诅咒：“宇宙呀，宇宙！我要努力把你诅咒：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你到底为什么存在？”长诗还以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描写了凤凰自焚的悲壮场面。凤凰自焚时的歌唱表达了诗人与旧世界一刀两断、彻底决裂的感情。这种英勇的反抗精神，在《天狗》、《梅花树下醉歌》、《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诗篇里也有强烈体现。
《女神》不仅坚决否定和勇猛反抗旧社会，还表现出对新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向往和积极的创造精神。郭沫若曾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聪俊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在《凤凰涅槃》中，诗人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新生的凤凰。在黎明的曙色中，金光闪闪的凤凰飞腾起来，是那么“新鲜、净朗、华美、芬芳”，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
尤其可贵的是，《女神》包含了诗人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工农劳动大众的热情歌颂。诗人在文坛上第一次喊出了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的名字，表达了无限崇敬之情。对工农劳动大众，诗人则怀着真挚的感情予以热情赞颂。在《地球，我的母亲》中，诗人把工人农民看做全人类赖以生存的支柱和栋梁：“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你是时常的怀抱着他们。”另外，《女神》还体现出“五四”时期对青年产生很大影响的个性解放思想及泛神论思想。诗人反对神学树立的偶像，更反对封建统治阶级捏造的人间偶像，他崇拜的是大自然、宇宙万物，也包括人类本身；他的理想是让获得个性解放的“自我”和工农大众融合在一起。
在艺术上，《女神》取得了新诗最辉煌的成就，它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瑰丽奇峰。《女神》充满丰富、神奇的想象。诗人运用大胆而夸张的艺术手法，把这种想象展现得动人心扉，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人自己也说：“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另外，诗人以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题材，把其中的英雄人物作为描写和歌颂的对象，在他们身上寄托美好的理想和对光明的憧憬，这使得《女神》具有人民英雄主义基调和神异的传奇色彩。在诗歌形式上，《女神》真正体现了“诗体大解放”的原则。诗人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主”，他采取完全适合思想感情自然流泻，不拘一格的形式，依感情的变化自然地形成“情绪的节奏”。
在人间描摹天上的街市
胡适的《尝试集》虽说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但正如胡适自己所承认的，他的一首首诗就像是一只只被裹了很长时间以后重新放开的脚，那样的脚不大不小，那样的诗则半新不旧，都散发着陈腐气息，他甚至用楚辞体翻译拜伦勋爵的诗。
真正称得上成熟的现代汉语诗集的当数《女神》。无论从精神内核，到形式音韵，《女神》都是“五四”时期的弄潮儿。郭沫若的这些写于1920年左右的诗作，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肺腑。在现代文学的草创期，郭沫若对现代汉语这一极其稚拙的媒介，已经把握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现在的好多诗人都未必能应用得那样自如。郭沫若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个预言诗人，《女神》中那激昂的斗志、浪漫的情怀和反抗的决心，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女神》不仅是某一时代的肖子，而且其中有些篇章，如《维纳斯》、《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和《天上的街市》等都是不朽的诗篇，将感动所有时代的读者。“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读着这样自然天成又情意绵绵的诗句，哪一个感受力正常的读者不会怦然心动？我承认，我的诗歌创作一直受益于《女神》。哪怕不是专门用来朗诵的作品，我也尽量写得琅琅上口，音韵酣畅。我曾找来《女神》的各种版本，读了不知多少遍，我至今还能背出其中的不少诗句。有些诗句的韵律已经内化到了我的思维深处，想摆脱都摆脱不了，有意无意间就在自己的作品上打上了烙印。我觉得，那是有益的影响，所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解是所谓专家讲解，我也忝列其中。每次讲到郭沫若，我都会抱拳颔首，微微表示一下特殊的敬意，每次讲到《女神》，我都会像见到失散多年的初恋情人似的，血往上涌，气往上冲。一个人身体不佳，是不宜讲《女神》的。
我敬慕鲁迅，但仰慕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有天国之思，他的诗篇能引领我仰望云天，而不仅仅扫视尘寰。我认为，在20世纪中国的文化版图上，鲁迅思最深，郭沫若才最高，钱钟书学最富。我曾当着数人的面，真诚地对郭老的哲嗣郭平英女士说：“以郭老的才华，如果他专攻一门，那门弄个诺贝尔奖都绰绰有余，当然，以他的经天纬地之才，他恐怕不屑于被某一个专门领域所拘牵。”
（北塔）
时代的经典
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奠定的，而《女神》的文学史地位一直是大家公认的：是最能体现“五四”的时代特色，标志着新诗初期创作最高成就的现代诗歌经典。人们现在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出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普通读者评价不高，另一方面文学史家却评价很高。
出现这种“两极阅读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时代的隔膜”，不同时代的文化语境对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时代的隔膜”的产生，除了读者常常不能做到“回到历史现场”的原因外，主要还在于不能做到“知人论事”，将自己对郭沫若以文化名流的角色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以后的种种表现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对他的“多变”与“趋时”的反感，带入了阅读之中。也就是说，由于“时代的隔膜”，对诗人所作所为无法理解，更难以宽容。
二是由于“诗歌审美潮流的变迁”，人们对经典文学作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读法，即“专业读法”（文学史读法）和“非专业读法”（欣赏性读法）。所谓“诗歌审美潮流的变迁”，实际上也是“时代的隔膜”在审美领域里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现象其实不仅存在于大家对郭沫若的隔膜，还普遍存在于对历史经典的隔膜之中。其主要原因则主要在于缺乏“历史的眼光”，或者说就是只偏重于自己的欣赏感觉，不太顾及“历史的链条”。
《女神》在“五四”时期为什么会成为经典呢？这是我们学习文学史面临的一个难题。其实，不仅是对《女神》，对于任何文学史上的经典，我们要想知道它成名的真正原因，都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在当时的文化语境去认识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特别是要从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中去寻找答案。也就是说，要从当时读者的“接受状况”中去理解大家对它的态度。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无论它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是别的什么形式，它都具有“不可重复之美”，是后人无法复制的。
《女神》之所以能在“五四”时期成为经典，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很好地表现了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当时埋藏在几乎每一个人心中的反叛精神，三是人们都渴望的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反帝反封建为特征的爱国主义运动，当时，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有名无名，只要你振臂一呼，高喊爱国主义，立即就会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许多学生领袖就是在这样的演讲和游行中成长起来的。《女神》中的许多名篇，包括它最著名的《凤凰涅槃》、《天狗》等，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会觉得过于夸张和浮躁，不适合今天的欣赏习惯，但我们也会承认，无论是把自己比作“凤凰”，还是“天狗”，或者黑黑的“煤炭”，诗人都是认真的，如果你设身处地地为诗人想想，或者说把自己就当做诗人自己，只要你真正了解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诗人的心境，你就会相信，他真的是这么在想：只有用这样的比喻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才能说明自己的愿望。而这样的心情和愿望又正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的心情和愿望，这些诗说出了大家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而且是其他人都无法这么优美地表达出的，因此，受到大家的欢迎也就不难理解了。
（佚名）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出生在四川乐山一个中等地主家庭。原名开贞，字鼎堂。5岁入学家塾，喜读唐诗。1906年他进入乐山高等小学，次年升入嘉定府中学堂，后因参加学潮被开除，转入成都府中学分设中学，又因领导罢课，于1910年被校方开除。这期间他除了熟读中国古典文学之外，也爱读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崇拜秋瑾、徐锡麟、邹容等革命家。
辛亥革命失败后，为寻求真理，郭沫若于1913年赴北京，年底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10年。其间他在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等人的诗歌影响下，开始写一些新诗。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先后爆发激起了他反帝反封建的强烈革命要求，他创作了《凤凰涅槃》、《天狗》等著名诗篇。从此，郭沫若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新诗的奠基人。
从1919年秋开始，郭沫若尝试以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题材写诗剧，先后创作了《女神三部曲》、《三个叛逆的女性》等一批诗剧和诗剧片断。1921年夏，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发起成立创造社。
1923年春，郭沫若结束在日本的学习，回国在上海定居。他一方面参加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一方面研读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参加社会调查。次年初冬，他又去宜兴调查了齐燮元与卢永祥之间的军阀之战。这使郭沫若从理论上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上深入了解了中国社会性质与阶级状况。1925年，郭沫若目睹“五卅”惨案，于激愤中写出《为五卅惨案怒吼》一文，号召国人外察仇国、内察当局。
1926年3月郭沫若离沪赴粤，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与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共产党人时常接触，深受影响。同年7月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也敏锐地觉察到革命潜在的危机。“宁汉”合流后，郭沫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革命军南征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国民党的通缉，1928年2月郭沫若携眷旅居日本10年，从事中国古代史、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和文学创作，出版了10多部专著，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结合研究的新天地，同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运动。
